授衔前，他降为准军级，无缘将衔，后任职仅限于副职，干行政工作

1956年5月的傍晚，北京西郊一间灯光昏黄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军委纪律检查小组宣读完处分决定，许多老战士面面相觑：一位曾统兵万人的王牌军长，被摘掉“正军级”帽子，改为“准军级”，连原本到手的将星也化为乌有。

这份通报的中心人物叫尹先炳。放眼全军，他的名字并不属最夺目，可昔日川陕、太行、淮海的硝烟里，处处有他的身影。此刻，他低头捏着军帽檐，仿佛回到了临刑前的囚室，沉默中满是失落。

挥出这记重拳的，是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推行1955年军衔制后，罗帅屡次警告：战功再大，也不能凌驾纪律之上。有人听进去了，有人却把“天高皇帝远”当成挡箭牌，尹先炳便属于后者。

糖衣炮弹的威力不可小觑。热血年代里他敢断后拔寨，和平岁月里却迷上了灯红酒绿。 “咱们打到这一步，总该享享福吧？”他曾在军人俱乐部里轻声对老部下说。几杯黄酒下肚，他的警惕心也一并溶解。

追溯过往，尹先炳的底子并不薄。1930年，他在川北参加红四方面军，时年十七，扛着缴来的汉阳造随队奔袭嘉陵江畔。连年征战，他从班长一路擢升至连、营、团主官，仗打得狠也打得细。

1938年冬，长枪换成步枪，他调入八路军一二九师。两年后，在刘伯承、邓小平手下新组建的十一旅里，他坐上旅长之位，与黄振棠、秦基伟并肩。那会儿，太行山区号称“弹片不认人”，他却笑称“打得准就不挨炸”。

1942年调任湖西军分区司令员，辖区遍布水网与淤滩，敌情复杂。抗日作战之外，还要筹粮备兵、联络地方。村口大叔说他“会打枪，也会过家家”，可这段磨炼让他对后方组织管理有了新的尺规。

1945年，日本投降。冀鲁豫主力改编野战纵队，湖西二旅并入一纵。部队本拟北上东北，邯郸战役后却滞留晋察冀鏖战整整一年。1947年春，苏振华南下华东，杨勇接指挥棒，尹先炳仍是“铁二旅”掌门。

1948年初，晋冀鲁豫部队整编为中原野战军，他升任纵队副司令员。1949年组兵团时，16军军长缺位，杨勇在地图上划线：“老尹，你来扛！”他率部横渡长江，随后一路西进与胡宗南部周旋。

枪声止息后，16军进驻西安外围，开始摩托化改装。休整间隙，他频频出入市区，高档餐馆、舞厅、百货公司成了“第二战场”。警卫员蹙眉，他却挥手道：“老子胯下这条腿，不欠谁。”

1952年到1954年，整风、审干接连开展。尹先炳被三次点名：携公款宴饮、收受金饰、生活作风混乱。组织多方提醒未果，证据一桩接一桩，“立功与违纪并存”的档案纸越摞越高。

“老尹，再这样下去可就晚了。”调查组同志小声劝他。他闷头啜茶，沉默良久，一句“船到桥头自然直”轻飘飘落地。谁知这桥头竟是断崖。1956年5月，军委决定：降为准军级，撤销职务，开除党籍。1955年授衔追认时，他只领到一颗大校肩章，生生少了两级。

尽管如此，组织并未一棍子打死。考虑到早年战功，1958年他被安排去解放军政治学院任院务部副部长，归口后勤。副职，无兵可带，没有党内职务，连公章都得层层请示才盖。

学院里的年轻学员只听说他曾是“百万大军渡江先遣”，却很少见他谈军事。一到中午，他总在食堂门口看米缸、查菜价。访友者偶尔来，他自嘲：“我现在指挥的是萝卜白菜，枪声离我远咯。”

岁月推着人向前。七十年代，他依旧挂着准军级大校的肩章，默默无闻。1982年军队高层酝酿新人事，有人提议让他出任昆明军区副司令，算是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消息传至病榻，却赶上杨勇、徐立清二位老首长同日离世。他怔立良久，轻声念叨：“旧人走了，该换人了。”心绪大乱，不久病逝，终年七十二。

一生峥嵘半生悔。从少年赤脚闯入红军队伍，到五星军服上的大校肩章，他的轨迹写满了功与过。战争年代，牺牲随时可能降临；和平岁月，诱惑却能慢慢吞噬意志。尹先炳的遭际，留在档案里，也长存众人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