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中三十年

1992年，我从西北师大毕业。

作为农民家庭出身的学生，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只能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回到家乡当老师。但1992年的大学毕业生，头上还顶着“天之骄子”的光环，回到民勤这样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当老师，确实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再加上许多同班同学因为有关系有门路，到了心仪的地方和单位，更加剧了我的失落和不甘心。所以，档案、毕业证、学位证、报到证到了武威后，我还抱有幻想：能留在武威也是好的。

有一天，我到教育局询问大中专毕业生工作分配的事情，局长盯着报纸面无表情地说：“县城三雷羊路大坝薛百一个不留，全部分到离城五公里以外的乡镇学校。”此时，我的失落失望达到了顶点，很有些不知路在何方的迷惘。转头要走时，又问了一句：“师大毕业的呢？”局长一下子抬起了头，笑容满面地问：“你师大毕业的？”得到肯定答复后，局长站了起来，又让座，又倒水，热情地说：“师大毕业的，一四中你挑哪儿，就去哪儿。你同学中有想来的，我们也非常欢迎，也可以挑学校。”

局长前后态度的转变，是我在犹豫之中留在民勤的因素之一。

最终，我被分配到了一中。同时期回民勤的上百个大中专毕业生中，我是唯一留在县城，唯一进入民勤一中的。乡邻的羡慕、父母的自豪影响了我，稍微满足了下我的虚荣心，多少减少了我的失落。

1992年的一中校园，楼房很少，大多是平房。最亮眼的几处，一是两个朱红的直径大约五六十公分的木柱，应该是文庙的遗存，正对着校门，立在会议室门旁，柱子上方挂着标语，写着“一切新东西都是经过努力创造出来的”，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标语，是很励志的。二是对联，校门、会议室、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只要有大门的地方，都有对联，字数有多有少，但对仗工整，字体遒劲，引人驻足玩味。三是西马路两旁高大笔直的白杨，大大的叶子，在风中哗哗地响，生机勃勃。四是木质的天桥，因为年代久远，踏上去吱嘎作响，它将整个校园隔成了教学区和操场食堂两部分。我报到时，正是夏末秋初，风从天桥巷东西穿堂而过，格外清爽。“当时只道是寻常”，而今，当时看似平常的东西，已经成为一种人割舍不下的情怀。

教工宿舍有两处，一处是西马路边的“圆门门”（因为院门是月亮门，故称），一处是东马路边的“东坑坑”（因为地势低洼，故称），都是老旧的平房。我住在“东坑坑”。宿舍的偏西，有棵高大的老槐，宿舍的正南，是旱厕。每年四月，老槐树花开灿烂，香气弥漫；每到刮南风的日子，老旱厕的味道，也不时弥漫。

在这样复杂的味道和复杂的心情中，我开始了在一中的教书生涯。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农村中能上高中特别是能上一中的学生还是比较少的。当时，高一至高三各有六个班，每班大约有六十个学生，分布在总共三层的教学楼上课。我上高一六个班的政治，在三楼的年级组大办公室办公。同办公室，年纪大些的，有谢怀颖老师、潘发金老师、马斌成老师，他们经历丰富，经验也丰富，都是高大身材，但又各有性格。谢爷是数学老师、前校长，后来辞了校长职务，专心上课。对他而言，各种疑难问题都不是问题，三言两语间，就讲得头头是道，而且思路清楚，方法简明，天天有年轻老师上门求教。对每个求教者，谢爷都耐心讲解，求教者经他指点，往往恍然大悟，深受年轻教师尊重爱戴。马爷是物理老师，风度翩翩，幽默风趣，爱喝点小酒，从教多年，学生众多，每到周末，总有三五个曾经的学生如今的同事到办公室，用各种名目，嬉皮笑脸地要他请酒，马爷笑眯眯地听着，偶尔说句话，老师的威信和长者的风度一下子就表现了出来。年轻老师中，陈俊来老师、李卫国老师、杨兴来老师等，他们基本和我同龄，都是班主任，工作非常认真严谨，对学生既严格又关爱。从他们的工作中，我第一次才真正理解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含义。

这些人让我敬重，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了我的不知天高地厚，也让我为我的不甘心和不情愿而惭愧。

我的第一节课很狼狈：四十五分钟的内容，我瓦罐里倒核桃般，二十分钟就稀里哗啦倒完了，没有启发，没有引导，没有和学生的互动，剩下的时间，不知道该干什么，就尴尬地站在讲台上，和学生大眼瞪小眼。第二节课，我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可到讲台上，还是很快就讲完了，剩下的时间，让学生背书。

很快，许向东校长找我谈话了。许校长身材挺拔，经常穿一条背带裤，走起路来昂头挺胸，在我看来很有些威风凛凛的样子，而且经常板着脸，很有性格和脾气。听他要找我谈话时，我紧张得有点不知所措。不料，他非常温和地对我说，学生有反映，上课如背书，语速快，重点不清楚。在我无地自容的时刻，校长又说，学生也有好的反应，说你上课内容熟悉，声音清亮，教态好，普通话好。

我既羞又惭。在这样的学生评价面前，我的清高在一点点地瓦解。

结合校长的谈话和对办公室老师们的观察，我进行了自我反思，得到了三个结论，一是这个地方，藏龙卧虎，高人很多，而且大家都认真严谨，值得我学习的人很多；二是，学历不是能力，和同事们相比，我在工作能力、为人处事上还差着一大截；三是我得努力，不能让人认为师大毕业的也不过如此。

如今想来，当时的结论，前两个是正确的，放到现在也仍然经得起考验，也有比较浮浅浮躁的，比如第三个。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三十年时间如水而逝，回头再看，在我三十年的教书生涯中，是一种一点点地改变了我。它改变了我的心态，改变了我的性情，也改变了我的视野。让我从自视甚高，变得谦逊踏实；从偏激孤傲，变得平和开朗；从气量狭小，变得胸怀阔大。而这种改变甚至是改造，一旦开始，就没有结束，而且时时发生着。

九二年的中秋节，学校发了福利，一大箱苹果梨，五十斤；冬天到来，发了一百斤大米，二十斤牛肉；过春节时，又发了一箱带鱼、一箱猪蹄、一箱鸡爪。我带回了家里，父母很自豪，常常对人夸耀：这是一中发的。能让劳苦半生的父母自豪，我也很欣慰。同一年的国庆节，学校为四对年轻老师举办了一场集体婚礼，盛大、体面，不但为经济拮剧的年轻老师省钱省时，也为他们的父母省事，让他们脸上有光。

这一件件事，让我不断地感受到一中这个集体的温暖和力量，渐渐地让我对这个集体产生了归属感。

一年年的老师生涯中，我喜欢和学生相处。他们如拔节的植物，在高中的三年中，噌噌噌地成长着，豆芽般的男孩子，细嫩的身材变得高大壮实，躲闪的目光变得坚定；稚气羞涩的女孩子，变得知文达理，大方从容，他们读书、唱歌、打闹，参加学校组织各种活动，青春的气息蓬勃而来。有一次上课时，我因头疼不时地按着额头，有个学生请假出去，我以为他是上厕所，谁知，几分钟后他拿着一板金嗓子喉片进了教室说，老师，我给你买了药，你含着。这些来自学生的温暖，至今想来，也会让我嘴角上扬。

我喜欢和同事相处，他们各有性格，也各有优点，但都认真、严谨。努力、上进这些抽象的词汇，在他们身上一点一滴地具体化了，和他们朝夕相处之间，学习到了不同的上课方法、为人处事之道。

我喜欢上课，学会了预设，学会了启发、学会了互动，也学会了如何处理课堂生成的资源，每每在课堂上激情洋溢、挥洒自如的时候，我甚至有君临天下、指点江山的豪迈。更神奇的是，一节课后，一些小病小痛、不良情绪都烟消云散。直到今天，总结我最喜欢的事情，还是上课。

我还喜欢这个不断变化发展、日益干净整洁的的校园，喜欢老槐树，喜欢秋菊花，也喜欢后来新植的各种花草树木，喜欢新修的天桥和教学大楼，喜欢晨光和晚霞中琅琅的书声。更重要的是，我喜欢它纯粹的氛围：女同事很少有斤斤计较的小算计，男同事很少有明争暗斗的小心思，大家一门心思地工作，用工作成绩说话；历届的校长，许向东校长、孙毅仁校长、李万忠校长、李忠民校长、许少英校长、乔永宏校长，各有自己的工作风格，但都公平正派，既有温情也有大局观，既有读书人的纯粹，也有领导者的圆融。

1998年，我开始带高三课，中间从高一到高三上了一轮，在2002年的第一次全校学生民主评教中，我和王淑英、邱惠萍等八名老师，是各自学科得分最高的，被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2003年毕业的学生中，有考上复旦的，有考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也有考上其他名校的，这让我感受到了在一中教书的意义和荣耀。从2003年开始到2012年，我连续上了十年的高三，有正班，也有补习班。这十年中，是一中学生人数最多的十年，各班学生数量经常达八九十人。2007年，我在天桥八班上课，三间教室打通成了一间，一个教室一百三十多个学生，挤挤挨挨，常常一节课几身汗，下课后嗓子总是哑的。这十年里，我经过了很多次的培训，上过很多次公开课、示范课，参加过多次优质课评比，拿过等次不同的奖励。这十年，是我在专业上进步最大的十年，也是最辛苦的十年。其实，毫不夸张地说，这十年，也是一中老师们最辛苦的十年。

我在一中成长着，一中也在不断发展着。

九十年代末，多功能报告厅落成，阶梯式的报告厅，几百个座位，至今，教育界一些大型的会议、培训还在这个报告厅进行；2001年，学校多方筹措，六层高的英才楼拔地而起，红色的楼体，不时让人想到北大的“红楼”，而顶层的天文馆，曾经吸引了许多渴望了解天体奥妙、仰望星空的青年学生，他们一批又一批带着希望而来，通过那个长长的镜头，看月亮看星宿，然后带着满足而去；2007到2009年间，操场改造，煤屑跑道、足球场铺上了塑胶，红色的跑道，绿色的球场，令人赏心悦目，学生们上完体育课不再灰头土脸，而老师们清晨的操场走步也成了一道风景；食堂改造，三味堂和教师活动中心落成，桌椅配套，学生可以在室内坐着吃饭，结束了学生们在旧食堂后面蹲一圈吃饭的历史；相继，行健、蕙锦等学生公寓落成，学生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宿舍楼；新的图书馆和育才楼建成，网络中心建成，教学多功能一体机安装调试完成，投入使用，联网教学成为可能……一中的世界变得更大，而世界却变得更小，小得咫尺之间就可知天下。

硬件在变，软件也在变。

我曾经引以为傲的本科学历已不再新鲜，大量的本科毕业生进入一中，硕士毕业生也一年年增加，师资力量不断增强；高考成绩不仅完成量的扩张，一度学生数量达到五千多，质的提高更不用说，在这个偏远的小县城高中，清华北大年年不空，有一年全市六个清北学生中，有五个出在民勤一中；学校被很多知名大学列为优秀生源基地；学校的办学理念，从“出名师、育名生、办陇原名校”变成“美丽一中、和谐一中、幸福一中、激情一中、卓越一中”，变得更加务实，更加平民化人性化……

一节节课，一届届学生，寒来暑往，花开花落，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在电脑上敲下这些文字时，我的心态早已不复当年的失落和不甘心。马斯洛的人类需求论认为，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其中较高的层次是社会的尊重和肯定，而最高的层次是自我实现，在一中的三十年，我一步步地成长着，得到了学生、家长和社会的尊重，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价值感，所以，此时的我，是满足的、平和的。而一中的发展和成就，让我这个在一中工作了三十年的教师，深感骄傲和自豪。

这一切都依赖于一中为我提供的平台，依赖一中这个温暖的集体，依赖一中相对纯粹的氛围。

三十年的时间教书生涯，也有很多遗憾。

都说教学是遗憾的艺术，我的教书生涯也是充满遗憾的。每节课后的回顾和反思里，总有或深或浅的遗憾：这个内容如果这样处理就好了，这个事例从这个角度分析就更加合理了。每次高考完看到当年的高考试题，也有遗憾：这个知识点我再多强调一下，学生就会更熟悉答得更好；这个热点从这个角度给学生分析一下学生就会发挥得更好，得分更高。遗憾我的学生里没有考上清华北大的，2019年的毕业的学生中，本来有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但她受到某些影响发挥失常差几分，抱憾去了厦门大学。我还遗憾惋惜有那么几年，一中的社会评价降低。

但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当过班主任。

学校为照顾女教师，让她们能腾出时间来照顾家庭，尽量不让女教师当班主任，所以， 我没有当过班主任，这是我教师生涯中最大的遗憾。年近退休，这种遗憾感更加深刻，觉得不当班主任的教师生涯是不完整的。我也常常真诚地劝说年轻的女同事，要趁年轻精力好当班主任，不然，会留有遗憾。我也希望，每个女同事都能通过当班主任，来体验当老师的琐碎细致全身心地投入得来的成就感，来体验师生之间更加深厚更加长久更加纯粹的感情。

曾经的一次聚会，和在一中工作多年，后来离开一中的老领导兼师大校友坐到了一起，聊起了一些话题，我说：“我在一中三十年，对一中有了感情，一中不只是给了我饭碗，也给了我价值感。校荣我荣，校衰我耻，不只是口号，也是我的切身感受。”带了点酒的老领导忽然抹了把眼睛，滴酒未沾的我也潮湿了眼角。（作者：李爱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