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位老干部下放地方，被孤立起来，王平去看望，让地方多多照顾

1974年冬天，华中大雪初霁，汉口江面雾气蒸腾。就在这片白雾里，时任总参谋部炮兵副司令员的王平结束了一场火炮射击试验，刚返回驻地，就被告知：准备南下，接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一职。调令写的是“八月到位”，可他心里隐隐知道，这份任命绝非简单的岗位轮换。

事情要从1969年说起。那一年，中苏边境炮声隆隆，中央提出“备战备荒”，加紧国防准备。形势紧张，政治空气愈发急促。为了“防敌特、清队伍”，一批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战功，却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被分批疏散到各地劳动。中共早期组织者李维汉，被安置在湖北咸宁；曾任人大副委员长的刘宁一，被送往襄樊；外交部副部长刘晓去了信阳；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则被安排在孝感。那时的文件叫“劳动锻炼”，可实际上更多是一种隔离。

下放之初，当地干部接到的指示只是“负责安排生活，保证安全”。这句话听着体面，落到细节却模糊。究竟怎样算“安排”？每天干多少活？医疗、口粮如何解决？没人敢多问。普通老百姓只知道来了几位要“再教育”的外地人，既不敢靠近，也谈不上照顾。于是，几位白发苍苍的革命老人，住在闲置的招待所或老宅旧祠，做着简单农活，遇事只能向空气叹气。有人私下说：“宁肯再回延安的窑洞，也不想在这儿当‘外来户’。”

王平对这种滋味有切肤之痛。1966年夏，他被划入“错误路线代表”，跟家人一起搬到清华园北面的平房，受“监护审查”。四年半里，他没有枪，没有部队，只有例行汇报和随时可能到来的“交代问题”谈话。1974年春天，他才“解放”，紧接着就临时调往炮兵。肩章刚换，武汉军区的新任命便飞到案头——再一次的“临危受命”。

1975年8月，王平抵达汉口火车站。军区值班首长汇报第一件事并非军事，而是几位下放老干部在地方被孤立的状况。王平沉默片刻，说了句：“部队先稳，干部也得活。”接连几天，他把前任政委的公事桌面翻了个遍，却抽出时间秘密驱车去咸宁、襄樊、孝感。车上只有警卫员和一名警卫排长。走到咸宁郊外，他见到了当年“北伐老同事”李维汉。

李维汉已年届七十六，住在一座旧祠堂改造的“干校”。棉被上露出棉絮，案头几份《参考消息》还保持着当年翻看时的折痕。见到王平，他起身却差点站不稳。王平握住老部长的手，只说了一句：“我是来给您请安，也让地方同志知道，中央没有忘记你们。”这句轻描淡写，却让院子里的枯草似乎都抖落了冰霜。

紧接着，襄樊、孝感、信阳的县委书记们陆续接到电话：武汉军区王政委下午要来座谈，请把“中央疏散同志”一起请来。席间，王平多是听。这些老人谈起长征、窑洞、重庆谈判，言语平静，却处处透着旧岁月的血火。他偶尔插话，“当年打仗，就靠你们这些人拿着步枪把路铺出来。今天国家建设再难，也不能把功劳簿撕了。”话很硬，席间却没人反驳。

吃完饭，他把几位县委书记留下，语气缓了些：“中央很快会有新精神，你们要先把生活关照好，粮油指标不能缺，看病用车要落实。再有，逢年过节多派人去看看，别让他们感觉被丢在山里。”书记们连连点头。一个年轻些的干部忍不住小声问：“王政委，要是有人不理解……”王平瞥了他一眼：“遵照政策办事，谁敢说你不对？”短短一句，“不理解”的杂音便压成了蒸汽。

随后几个月里，咸宁干校添了两口新锅，孝感卫生院把老干部的病历单贴到门诊室墙上，襄樊地委还给刘宁一配了位老炊事员。看似琐碎，却解决了他们最迫切的温饱和就医问题。还有部队文工团借演出之名，时不时进干校，送去报纸、药品和孩子们爱看的连环画。那时候，政策的春风还没正式吹到，但窗户缝里已嗅得到青草味。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病逝，举国同悲。远在湖北山村的老干部们望着收音机里传出的哀乐，长叹不已。到同年秋，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风向骤变。国务院、中央组织部、统战部陆续下发文件，明确“落实老干部政策”。1977年春，他们陆续北返。见惯风雨的老人们回到北京西山疗养院，报到时普遍带着一份“感谢湖北父老”的清单——粮票、鸡蛋、半旧棉袄，甚至还有照顾过他们的乡医名字，都一一记录其上。

刘宁一走前，特意绕到武汉军区大院拜别。门岗请示后，王平正忙着军区业务。见面握手时，刘宁一笑道：“老弟，当年你保我们吃上了肉，今日特来还礼。”他从包里掏出一截粗大的香樟根雕，笑称“路边的老根，能驱虫去潮”。王平哈哈大笑：“您把命都往前线挑过一回，哪还欠我什么。”这是极短的对话，却胜过千言万语。

此后，王平在武汉军区整顿旧部队、整修指挥系统。1976年的阳新抗洪、1977年的鄂西山体滑坡，他都亲赴一线。有人说他“把政治委员干成了救火队长”，可凡在军队熬过苦日子的将士都服气。至于当年那几位被疏散的老干部，重返北京后或重授新职，或颐养天年。李维汉1984年病逝，享年八十六；刘宁一1989年因病离世，享年八十四；王从吾先后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国务院顾问委员会常委，于1995年去世，终年八十二。再看王平，1982年授上将军衔，1985年离休，1998年在北京病逝，终年九十一岁。

有人用“肝胆”二字评价王平的行事风格。确实，军人讲究服从，但在非常年代更要看良心的指向。七十年代的荆楚大地，一群尚未被“解冻”的老干部能捱过最艰难的年头，既赖他们自身的信念，也离不开那位“管家婆式”政委的仗义施援。历史档案里，这些细节往往被一笔带过，可它们折射出的，是战火岁月里结下的革命情谊，也是那个转折年代里微弱却珍贵的人性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