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与契丹的关键国战，石重贵兵权全部交给杜重威？而非符彦卿？

杜重威是开国皇帝石敬瑭的妹夫，也就是石重贵的姑父。在5代10国这个藩镇割据武将频繁叛乱的时代，皇帝对权臣的信任危机是非常非常严重。所以在石重贵眼里:血缘和姻亲肯定是比其他来的可靠。

让石重贵把20万大军交给符彦卿，那是不可能的，虽然在阳城之战中他表现出色。资治通鉴》记载，石重贵曾亲口表示：“威，朕之密亲，必无异志。” 这直接道出了他信任杜重威的根本原因。

在石敬瑭时代，杜重威确实立下过显赫战功，是后晋的开国功臣之一。参与平定张从宾、范延光叛乱，稳定了新生的后晋政权。率军讨平了成德节度使安重荣的重大叛乱。 因此，他一路升迁至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禁军统帅、成德军节度使等要职。正是这些早年的功绩，为他积累了政治资本和能臣的印象，掩盖了他后来在对外战争中的无能。

另外，石重贵接手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他本人能力平平，且为了摆脱石敬瑭的“儿皇帝”路线，他排挤了主张谨慎对契丹的老臣桑维翰。在“谁更可靠”的选项中，一个既有战功又是至亲的姑父，自然成为了他所能抓住的“最安全”的选择。

石重贵的悲剧在于，他信任的是一个在和平时期治军尚可、在国战层面却极度自私无能的将领。杜重威在抗击契丹的战争中，暴露了三大致命问题：

1.怯战畏敌，指挥无能：在关键的阳城之战（白团卫村之战）中，他作为主帅却畏惧固守，幸亏其他将领奋勇作战才取胜，而他竟拒绝乘胜追击。面对契丹小股骑兵的骚扰，他也闭城不出。

2.自私贪婪，毫无担当：他为政残暴，大肆搜刮民财，导致百姓逃亡。在战场上，他甚至劫掠本国百姓。当部将梁汉漳率两千士卒血战契丹时，他竟坐视不救，导致该部全军覆没。

3.政治投机，毫无气节：他最终在滹沱河之战中投降，并非纯粹因为被围，而是因为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许以“立为帝”的虚假承诺。他幻想效仿石敬瑭，借外力自立，为此不惜出卖整个国家和二十万大军。

反观符彦卿。

符彦卿是五代至宋初的传奇名将，出身将门，是后唐名将符存审之子，13岁就精于骑射，在后晋时期的表现尤其出色。他也是石重贵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也是后晋唯一曾大败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主将，与导致亡国的杜重威形成了鲜明对比。

石重贵幼年就与符彦卿亲昵交好。即位后，立即将符彦卿视为最可依赖的军事支柱，委以河阳三城节度使等要职。在后晋，他是对契丹作战的绝对主力，军功和威望远高于杜重威。945年阳城之战是符彦卿军事生涯的巅峰，也是后晋对契丹的关键胜利。晋军被契丹大军围困于阳城，缺水且处于下风。主帅杜重威主张固守待变，但符彦卿力排众议，对同僚说：“与其束手就擒，何如以身殉国！”。他联合将领，趁狂风大作、天昏地暗之际，亲率万余骑兵顺风猛击契丹军，打乱了敌军阵脚。此战契丹大溃，皇帝耶律德光仅以身免，乘骆驼逃走。符彦卿因功升为使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威震敌国。契丹人此后对符彦卿畏惧有加，甚至马生病不进食，也会唾骂道：“这里难道有符王吗？”

符彦卿虽能力出众，但无法以一己之力扭转后晋的败局。阳城大捷后，他遭人诋毁，被剥夺兵权，只带领数千老弱戍守次要防区。这使得他在最关键的时刻远离了主战场。

杜重威在滹沱河投降、都城危急时，石重贵急诏符彦卿回援，但为时已晚。后晋灭亡后，他被契丹俘获。耶律德光质问他阳城之败，他回答：“臣当时效力晋主，不敢惜死。今日事已至此，生死唯命。”耶律德光因其忠勇，笑而释放了他。就单从这一点来看，契丹耶律德光的胸怀比后晋石重贵高太多了，政治水平明显不在一条线上。当然符彦卿的人生并未随著后晋灭亡而黯淡，反而在宋朝达到新的高度，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符彦卿 杜重威对比

符:军事能力 勇而有谋，善用兵，阳城之战主导胜利。 杜:平庸怯懦，多次避战，坐失良机。

符:爱护将士，赏赐悉分部下，谦恭下士。杜:贪婪自私，盘剥百姓与士卒。

符:对后晋忠诚度 始终尽忠，直至国亡，被俘后言辞不屈。杜:为个人野心，胁迫二十万大军投降契丹。

符:历五朝善终，死后哀荣，被誉为“忠宣”。 杜:投降后遭鄙弃，后汉时期被处决。

简单来说，符彦卿是后晋朝中少有的具备杰出军事才能、忠诚品格和个人魅力的顶级将领。他与石重贵的私人情谊建立在早年，而石重贵对他的信任也基于其真实战功。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位名将，也因朝廷内部的倾轧而无法在关键时刻掌控全局，这深刻揭示了后晋灭亡的必然性——并非没有忠臣良将，而是朝廷自身已病入膏肓，无法有效任用和保全他们。

还有一点重要原因需要注意！

这次杜重威的出征，是有背景的。石重贵认为契丹内部是有内应的，从他个人判断，这次战争的胜利是手到擒来。他实际上就是让自己的姑父就是去捡战功的。所以这样的战斗是不需要什么技术水平的，根本没必要让符这样的名将出战，再说了，现在符已被排挤出了权利中心。

阳城之败后，946年，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了诱使后晋主力离开坚固的城池进行决战，策划了一场高明的骗局。契丹让早已投降的原后唐节度使赵延寿和后晋瀛洲今河北河间守将刘延祚，先后写信给石重贵， 赵延寿假意“思归”，愿为内应，引诱晋军北上接应。刘延祚谎称瀛洲防务空虚、契丹内部不稳，建议皇帝速发大军，他愿为内应打开城门。

这个计策的狠毒之处在于，它精准地利用了石重贵急欲建功、摆脱契丹阴影的心理，诱使他将全部主力投入北方野地，从而让契丹铁骑发挥野战优势，一举歼灭。

石重贵并非单纯愚笨，而是在多重因素作用下做出了致命误判。石重贵刚愎自用，因944年阳城之战的胜利而轻敌，急于通过一场大战确立威望，摆脱“孙皇帝”的屈辱。他排挤了老成持重、主张谨慎的宰相桑维翰。当时主战的冯玉等人迎合上意，力主出兵，朝廷缺少清醒的制衡声音。过于相信赵延寿、刘延祚的“诚意”，低估了契丹的谋略和决心，认为契丹真的陷入内乱。所以在决定北伐后，他将全国最精锐的二十万禁军交给了能力平庸、但身为至亲的杜重威，为全军覆没埋下伏笔。

还有一个问题，石重贵为何不亲征？

石重贵并非怯战之君。944年和945年，他有两次的亲征记录。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太刚愎自用了，前面的两次胜利让他冲昏了头脑，让他觉得不用自己亲自出马了。以至于他对整个形势的判断整体太乐观。石重贵对这次倾国北伐充满了狂妄的信心，他在诏书中声称的战略目标是：“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复幽燕、荡平塞北。”这句话直白地暴露了其战略上的轻率和自负。

战略上轻视敌人，战术用人又一塌糊涂。不败就没有天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