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起安史之乱,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安禄山狼子野心,一门心思要抢了李唐的江山。
这话确实有道理,他一人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里握的重兵,差不多占了盛唐边军的一半。
可要是把这场掀翻大唐盛世根基的叛乱,只归为一个人的野心,那就把复杂的历史想得太简单了。
《旧唐书·安禄山传》里写得明白,安禄山早年那可是玄宗跟前的大红人,宠信程度到了能自由出入宫禁的地步。
玄宗不仅封他为东平郡王,还特意让杨贵妃收他做义子,这份殊荣,当时满朝文武没几个人能比。
都已经权倾朝野到这份上了,安禄山为啥还要冒着重罪诛九族的风险,扯旗起兵反唐?背后藏着的隐情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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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懂这事,先得从安禄山的出身说起,这几乎是他骨子里不安分的病根。
他是营州柳城的胡人,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巫师,身世又杂又低下,在讲究门第的时代天生就矮人一截。
盛唐虽说开放,可骨子里还是重农抑商、看重出身门第,胡人就算混得再风生水起,也始终挤不进主流圈层。
安禄山早年没少在边境摸爬滚打,靠在贸易里投机取巧混口饭吃,后来投了军旅,才算真正有了出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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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玄宗给的,这份恩宠说不准哪天就会因为一句话、一件事被收回。
尤其是玄宗晚年,一门心思沉溺在享乐里,朝政先后落到李林甫、杨国忠手里,朝堂上下乌烟瘴气,越来越乱。
李林甫虽然阴险,对安禄山也严加提防,但好歹懂点制衡的门道,表面上过得去,让安禄山不敢轻易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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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杨国忠上台后,跟安禄山那是死对头,两人势同水火,他屡次在玄宗面前说安禄山的坏话,摆明了要置他于死地。
《资治通鉴》里就有记载,杨国忠不止一次设计陷害安禄山,甚至直接派人抄了他在长安的府邸,一点情面都不留。
安禄山远在范阳,却天天提心吊胆怕被杨国忠下黑手,说白了,他后来起兵,有一半也是被逼出来的自保之举。
除了个人恩怨,边军体系的失衡,才是安禄山敢起兵的最大资本。
盛唐为了守住边疆,设置了节度使制度,把辖区内的军政财大权全交到节度使手里,等于给了他们一方诸侯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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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掌管的三镇,不光兵多将广,还扼守着边境贸易的要道,天天有源源不断的财富进账,财力足得很。
他在军中经营多年,刻意拉拢人心,专门提拔胡人将领,慢慢打造出一支只听他号令、忠于他个人的私人武装。
反观长安的中央军,常年没打过仗,士兵早就养得娇弱不堪,战斗力差得离谱,根本不是边军的对手。
更关键的是,玄宗晚年识人不明,一门心思觉得安禄山忠心耿耿,还一个劲儿给他增兵,等于亲手把刀递到了他手里。
这种兵力和权力的严重失衡,让安禄山心里的野心慢慢膨胀起来,既有了反唐的底气,也有了觊觎天下的念头。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就是当时积累已久的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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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期,大量胡人从边疆内迁,在北方边疆地区形成了庞大的胡人社群,聚居在一起生活。
这些胡人虽然表面上归顺唐朝统治,却始终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习俗,跟中原人始终隔着一层。
朝廷对这些胡人也始终抱着提防的心态,既要靠他们打仗守边疆,又处处加以限制,互不信任的种子早就埋下了。
安禄山正好抓住了这一点,以胡人领袖的身份,煽动大家对朝廷的不满,把民族隔阂变成了起兵的主力。
他打着“讨伐杨国忠,清君侧”的口号起兵,不光麾下胡人将士一呼百应,还拉拢了不少对朝廷不满的少数民族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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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安史之乱看似是安禄山一人的野心作祟,实则是多种因素拧在一起的必然结果。
是皇权旁落、朝局混乱的恶果,是节度使制度积弊的总爆发,更是民族矛盾长期积累后的集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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