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Cut 创始人李凯文：金马入围导演 AI 创业，把虚无构建出意义

2025 年 10 月，ChatCut 发布了一支视频，第一次郑重地介绍自己。视频里几乎没怎么讲功能，有的是胡志明市扑面而来的热风，上海一间小屋里三个人搭起的办公桌，还有那个「勇敢走进凝视的无底深渊，在不断尝试中定义价值，直到把虚无构建出意义」的剪辑师。

这也很像它的创始人李凯文。大多数创始人在聊模型和算法，他聊的是「炼金师文化」和「上帝之手」。

创业前，李凯文做了十年导演。他在 VICE 和 Discovery 做纪录片，第一部短片作品《孽种》就在 2024 年入围金马奖。多年来，他始终面对的是一种混沌、虚无的素材宇宙，而这套经验恰巧适用于当下内容增长的最大趋势：无剧本创作。

纪录片是典型的无剧本创作，素材量巨大，目标最盲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自媒体、YouTuber、视频播客亦是如此。你不是带着脑海里预设的印象去剪辑，而是要切身面对每天的拍摄，在反复取舍中，让生命力一点点从混沌中长出来。

他迈出这一步的时机刚刚好。LLM 已经出现了一两年，但 AI coding 才刚刚开始。有了无限量的 Lovable credit，李凯文的想法很直接：「那我直接 vibe 就好了，还等啥？」

做剪辑器这件事某种程度上像在「造轮子」。ChatCut 在做的事用自然语言来完成视频编辑。很多人会讨论这是不是注定会发生的未来，但李凯文觉得，过去视频本就是这么剪出来的：你只要说一句话，讲清楚你的故事。

他一直把 ChatCut 比作一个蓝领，也许是世界上最接地气的 AI。它关心的不是想象中专业、宏大的命题，而是创作者工作流里那些最真实、最具体、每天都绕不过去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 AI 创业需要很多理性，但同时也需要很多感性。只是，能一直保持感性、对世界保持天真看法的人非常少。作为首轮投资方，真格与李凯文故事的起点正是源于这种真实的感性与好奇心。第一次见面，李凯文和真格合伙人刘元彻谈电影。凌晨两点，刘元真的看完了他推荐的那部片子，还给他留了一条消息。那一晚，一段长期关系开始了。

本期节目，真格投资合伙人、「十字路口Crossing」创始人 Koji 和李凯文一起坐上了车，开去他曾隐居过一年的郊区湖边，在湖心亭坐下来。他们聊他如何从鞍山去读美高，后来进入 RISD；聊他做导演、再到创业的历程；也聊他如何成为一个「为爱而做的人」，把这种生命力注入 ChatCut 团队。

湖水依然，这个世界却从未停滞不前。还好，永远有人敢于在模糊中先迈出一步。

上帝之手推你去做自己的 0→1

Q：一句话介绍 ChatCut？

李凯文：用聊天的方式剪视频。

Q：一句话介绍一下创业之前在做什么？

李凯文：创业之前我是一个广告纪录片导演，之前在 VICE 和 Discovery，也是 Homework Production 的创始人，一部短片在 2024 年入围了金马奖。

Q：你是从辽宁鞍山直接去美国读的高中，还是在 Kent School 这么好的学校。你是怎么做到的？

李凯文：我小时候学习不是特别好，属于班里中上等，但我对外界的世界有很强的好奇心。当时的那些电影，有一个我就看一个；音乐，有一个我听一个。我爸也很支持我的兴趣爱好。他每次出差都会帮我买当时一种叫「打口碟」的东西，按斤买。他直接买一斤回去，我就一个一个听。

Q：哇，那太开心了，跟拆盲盒一样快乐。

李凯文：它不仅外面是盲盒，你拆完了也是盲盒。它不像现在，我拆完一看是涅槃乐队，上网一搜就知道这个好。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整个评价体系都得你自己去构造，好听不好听完全靠你自己去判断。

因为对外来文化特别好奇，我初中时英语就特别好，恰好当时 Kent School 来上海面试招生。

Q：那个时候在鞍山，去美国读高中是一个极其小众，几乎没有的选项？

李凯文：完全没有。面对一个新的事情或新的地方，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是什么样？我人生地不熟会不会遇到问题？」你试试才能知道。

Q：当 Kent School 来上海招生，你感觉自己身上哪些故事或者性格打动了他们？

李凯文：我初中就开始卖打口碟，所以首先我有销售能力。还有就是对一个东西真正有多热爱。我初中热爱音乐已经到了发疯的地步。别人春游都带着面包饼干，我背着我所有的打口碟。你在我旁边走，我就把耳机塞到你耳朵里。

Q：去推销吗？

李凯文：对，就是推荐你听，买不买不重要，但你听听这个东西。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它好听吗？第一次听到 Beatles，第一次听到涅槃，我觉得这东西太了不起了。你听，你怎么能觉得它不好听呢？

Q：所以这是非常热情驱动的一个创业？

李凯文：完全热情驱动。我还记得买到一张 Blink-182 新专辑的首版，当时打口碟的口都打得巨多，但我那张口打得很薄，一首歌都没打掉。

我就给同学打电话说：「你猜怎么着？我弄到了一张 Blink-182 新专辑的首版，我现在在电话上直接给你听一下。」然后我就打开我的收音机，在电话里放给他听，问他：「牛不？50 块钱买不买？明天就没了。」 他说：「那给我留两张。」

Q：现在听起来仍然是非常快乐的一段创业。

李凯文：太爽了。不管个人能力有多强，创业成不成功，有很多因素是上帝决定的。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业者，你能做到的就是选择一个即使失败了也「It's OK」的事。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我们一起做的事、一起做这件事的人和整个过程一定是好的。

Q：沿着这条路，你很容易就会选择读经济或计算机，但你后来去了罗德岛设计学院？

李凯文：我高中在 Kent 就热爱上了电影。当时有几个电影学院的选择，美国挺好的一点就是鼓励你去访校。

我去了罗德岛设计学院（RISD）的那天，一下就感受到这儿的人太不一样了。他们的发型、穿着，听的东西、看的东西你都没见过，感觉完全来到了一个外星球。

它是一个特别鼓励独立思考的地方。从这里出来的创始人都是有灵魂的人。

Q：有哪些？

李凯文：比如 Airbnb 的 Brian Chesky 和 Joe Gebbia（美国首位首席设计官）。《恶搞之家》（Family Guy）和《泰迪熊》背后的 Seth MacFarlane 也是 Kent School 和 RISD 毕业，是我的校友。

Q：这还蛮特别的，可能找不出第二个鞍山人有和你相似的经历。

李凯文：有个作家叫 Kurt Vonnegut，他管这个东西叫「上帝给的舞蹈课」（dancing lessons from god）。我是愿意去体验的。

Q：有一次你讲，离开市中心是你人生的一个关键词，那是哪一年的关键词？

李凯文：2022-23 年，我刚拍了很多广告和纪录片，然后遇到了上海比较特殊的时期，突然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思考，就像我怎么突然拍上广告了呢？

Q：所以你怎么突然拍上广告了？

李凯文：16 年底的时候我去了 VICE Media，被派到了 VICE 中国。在美国，你做这种媒体可以通过平台本身的收益赚钱，但在中国，把片子放到爱奇艺、优酷或者腾讯上面，靠流量分钱，几乎是不可能成立的。所以在中国就多了一个商业化部门。

Q：所以你一开始是认为 VICE 是一个自由表达、做自己内容的地方，但后来发现模式不一样？

李凯文：我没觉得那是个问题。我是争抢着做那个商业项目，因为商业项目有更多的预算和人去配合你。

Q：你其实是主动拥抱了商业？

李凯文：我彻底地、主动地拥抱了商业。

一部分是从学习的角度，我对那个很好奇：当钱不是问题的时候，我们能有什么样的想法去拍？

另一个是从商业的角度。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假如我自己去拍一个短片，没有人会要。但如果说我给汉堡王拍了一个项目，大家看都不用看，就会觉得这小伙好像有两下子，汉堡王找他拍。给 Adidas 拍过，那得是什么样的人？

Q：为什么拍着拍着，那两年就想逃离了？

李凯文：广告能带来实打实的技术提高，也满足了一部分虚荣心。

但当纯粹的虚荣感消除之后，我对于做纯广告的兴趣就没那么大了。广告是一个要求非常全面的事情，你有了想法，还得去说服演员、客户、甲方、乙方的甲方，非常复杂。

当我看见很多人非常擅长做这件事时，我明白了每个人的「品种」不一样。如果硬要去跟别人比广告导演的综合素质，我觉得未必有特别好的结果。不管怎么样，先抽身出来，再想下一步是什么。

Q：这时开始拍后来入围金马的短片《孽种》了吗？

李凯文：我开始想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事儿。它可以是一个片子，一个产品，一个 APP。我决定这一年不接广告，憋一个大招。具体是什么不知道，但先让它发芽。

那年我写了很多短片，《孽种》是其中一个，最终拍了出来。

其实拍《孽种》的同时也是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我生活中开始用很多 AI，也同时生成了 ChatCut 这个想法。你刚用完 ChatGPT，再回过头用 Premiere 剪片，能感受到这两个时代的交接。

Q：感觉自己在穿越？

李凯文：穿越未来世界和远古时代。

我一直在琢磨做 ChatCut 这个事。上帝一定会把这事给做了，但是不是上帝让我去做？或者说，我要不要把上帝这个活给接下来？

解决一个普通人的问题，听上去既简单又难。它不在于你有多么技艺高超的表达，而在于你对生活里问题的简单但深入的洞察。在这一点上，相比纯工程师背景的人，我觉得我具备一定的优势。

如果让上帝去安排，不一定会安排我，但是如果上帝还没指出是谁，我就把手举起来了。

剪辑大部分发生在 Word 里

Q：第一版发出来的时候顺利吗？

李凯文：我们当时的目标用户是相对专业的。

ChatCut 的思路大致是，你把视频通过某种方式转录成文字。剪辑听上去是一个多模态的事，但实际上剪辑师大部分的工作是以文字为载体。这也来自于我们剪辑的经验，很多时候剪辑都是发生在 Word 文档里。

所以 ChatCut 核心有两点：一个是用巧妙的方式把视频转录成文字；另一个是 AI 真正产生价值的部分：怎么把已经转录成的文字编排成新的剪辑，然后通过工程的方式映射到时间线上。

我们第一版的时候其实只做到了第一点，只是把语音做成了转录，人可以通过编辑文字稿的方式去编辑视频，甚至都没有 AI 剪辑的功能。到了 4 月份，我们才刚开始有 AI 剪辑的雏形。

Q：所以一开始是来不及做吗？

李凯文：如果你有 1000 个真正的粉丝，你出什么他都会用，然后每年付你 30 美金，你把这些人服务好也不需要做得特别大。它更多的是一个小而美的生意。

当时我们没有想要做多大，我们准备得还不够。所以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做出一个 MVP，找到你的第一个客户，前 10 个客户，前 100 个能持续使用你 APP 的人。

现在我的观念变了，但当时我觉得是好的学习经验。

Q：穷创业反而让你经历了更多，学到了更多？

李凯文：别人可能有别人的方法，但对我来说，它是特别好的学习途径。

片场像特别行动，创业需要长期态度

Q：都说导演很像一个片场的 CEO，要统筹所有事情。现在你真的创业做 CEO 了，觉得两种 CEO 的角色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李凯文：我觉得有很多相同的点。

导演这个角色是对综合素质的挑战。你对世界有自己的认知，有一个愿景，但这只是开始。你得有能力吸引到资方、吸引到好班底和好演员，然后让他们去达成这个愿景。这需要很强的抗压能力、厚的脸皮，以及三顾茅庐的精神，最后去能去主导这个愿景的实现。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相似的点，就是导演每次的工作都是从 0 到 1，每个片子都是全新的。

Q：总是全新的开始吗？

李凯文：对，我总是要很快地进入舒适区之外的环境，完全从 0 把它到 1 做出来，这个和创业是高度相似的。

Q：那有不相同的地方吗？

李凯文：最大的不同是，一个影片拍出来就完成了。但是一个 APP 产品，发出的那一天，你才刚刚开始朝着最终的版本去打磨它，这需要一个很大的思维模式上的转变。

Q：从管理或者经营公司的角度呢？

李凯文：我觉得电影是一个「只筛选、不培养」的合作方式。广告公司选导演，比如要拍汽车广告，这个导演得是之前拍过五个一模一样车广告的人，我们才会考虑，因为这个事容不得一毫秒的闪失。

它与其说是一个广告公司，不如说是一个特工队。拍广告是一个军事行动，做决定需要一些「独裁」，就是我们不商量了，就这么做了。而做一个创业公司，对人要有一个更长期的态度，更像是一种投资。

Q：比起做一个创业公司，你会觉得做电影导演的独裁感更强吗？

李凯文：导演看上去可能是一个非常独裁的角色，但其实事实已经证明了独裁这个事本身就不管用。原因很明显，你如果能找到跟你一路的人，激发大家的能力，十个人聚力去做一件事，肯定要远远大于一个独裁的天才。

Q：所以你是什么风格的管理者？

李凯文：我一直把自己当成那个铺马路的人，让大伙来的时候非常顺利，对片子有完全一致和清晰的预判，然后顺利地把事完成。做一个 CEO，我觉得我真正的工作是给大伙把这个柏油马路铺得特别平。

Q：你们公司的目标是谁定的？

李凯文：公司的目标是我们一块去商量。现在的产品合伙人他有大厂「特种兵」式的方法论，加上我的一些直觉判断，我们是完全互补的。我们会自己去立一个目标，然后一起去完成。

Q：你从一个非科技行业的从业者到现在做了一家 AI 初创公司。今天很多人在自己的行业里也有一种受困于此的感受，想去突破它，你有什么建议吗？

李凯文：事都不是说出来的，也不是学出来的，都是做出来的。现在 AI coding 的一个好处就是，你没有什么借口说「我不去做一个事」，现在迈出第一步是很简单的。

我们现在去的地方也给了我特别大的启发。当时我们也是拍一个项目，就在这个湖旁边。这个湖巨大，大到像一片海。

我去看景的时候，觉得「哇，这太棒了」。旁边有一个中介，我就说咱们看一眼，可能搬到那不太现实。结果去看了一眼，就看中了一个房子。

有的时候不是你做了一个决定，而是上帝之手在推着你，觉得就是这个了。

开始做 ChatCut 后，我跟那些很有钱的高中同学聊起我在做的事，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他们对我的羡慕，以前都是我羡慕他们。一个人有事做，是你最大的财富。

Q：你创办 ChatCut 到现在，多数过程你还是享受的？

李凯文：有一本书叫《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里面讲过程中的享受与痛苦不矛盾，更多在于你做的这些事，你是否相信它，你根本上觉得它有没有价值。如果你觉得有价值，过程越难受，最后你越享受，它是成正比的。

Q：过程越难受，感觉越享受？

李凯文：这就像电影一样，不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直接「哎，西天到了，咱们取经吧」，那就不好玩了。

Q：所以你一直在期待着一些磨难？

李凯文：影视真的是一个纯高强度的压力测试。片场能发生的事，你很难想象会在日常生活中发生。所以现在没有什么磨难能触碰到我。

Q：所谓的「关关难过，关关过」，更自信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李凯文：「关关难过」这个假设本身还是为了「关」后面的那个东西。但「过关」就是我的工作，不是为了后面的事。如果这个「关」不存在，我就没事干了。有一本书就叫《障碍是道路》（The Obstacle Is The Way）。

Q：当时做导演拍片，你遇到最大的难关是什么？

李凯文：还真没有哪件事是纯粹的难关，因为每件事都可能出问题。这种心态的假设是「事情本来应该是好的」，但我的心态是，没有什么事情原本就是好的，每件事都会有意外。我的工作就是解决这些。

融资找化学反应，而不是完美话术

Q：你后面拿到了真格投资，由合伙人刘元主导，你和刘元在接触的过程中有什么故事吗？

李凯文：当时在没有做任何市场营销的情况下，已经有很多付费用户了。要上到下一个增长曲线，就需要一个 VC 支持。那个时候我开始回国融资，一个月什么都没干，就是一个一个见投资人。我就像 GPT 一样，得到了深刻的强化学习。

在中间遇到了刘元，我觉得是上帝之手把我们俩放到了一起。中国这么大，这么多公司，这么多投资人，我们就这样相遇了。他是一个特别喜欢电影的人。

AI 创业需要很多理性，但同时也需要很多感性。看数据看多了，感性的一面就容易被磨灭，能保持感性、对世界保持天真看法的人非常少。刘元就同时具备真正的感性和好奇心。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聊了很多电影。我一开始以为他只是把我放到温水里，最后要「煮」我，结果他那天凌晨 2 点发消息说：「凯文，我看了你发的那部电影。」他是真的好奇，我觉得这非常少有。

Q：对电影的共同好奇怎么就导向了投资？

李凯文：他真的是在试图完完全全地了解我，在建造一个我的模型，以便对未来做出判断。

他不喜欢所谓的「正确答案」。我觉得这就像赌马，A 的胜率 70%，B 的胜率 30%，理性的人都会选 A。但即使你赌对了，也不会有太大的满足感。得是你做了一个特殊选择，然后你对了，但大多数人都错了，这个时候你才会得到更多的满足感。

在这一点上，刘元跟我一模一样。做了一个大家都认为对的事，可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如果是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会感觉更好。

Q：你刚才说见了很多 VC 后有一个强化学习的过程。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其他创始人吗？

李凯文：首先放平自己的心态。你不管怎么样都没法练出一套完美的话术，每个投资都中是不存在的。

世界上有很多 VC，你要找到的是跟你能有化学反应的那个。因为投资不是一次性的事，不是说投完人就走了，而是大家会在同一条船上待很久。

Q：像一个长期关系的开始？

李凯文：它就是一个长期关系的开始。事情发展的线不是「我一点一点接近了，最后融到了」，而是它发生之前看上去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要面对被拒绝这件事，再去聊下一个。

不是所有事都能得出一套方法论。你得不断地去尝试，试这个、试那个。有一个灵了，也没有什么特别能够复刻的原因，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事就成了。天时地利人和没凑齐，就不行。

别再造轮子，但你不得不经历造轮子的过程

Q：ChatCut 在做的事情是用自然语言帮助做视频编辑。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注定会发生的未来，但也有人认为永远不会。你在想到它的时候，脑海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图景？

李凯文：我觉得它不是「一定在未来会发生」，而是在过去，视频就是这么剪出来的。

你可能觉得视频是一个剪辑师在 Premiere 里的操作，但视频其实都是通过聊天的方式剪出来的。客户拿着微信说，「这个镜头给我放这，那个镜头给我放那」。当然，特别细的活儿，比如「我就要把这个东西挪一帧」，手挪一下肯定比用聊天说半天来得快。

但是，比如我们现在这一大段采访，扔到 ChatCut 里面，你可以说：「刚才提到了这几个点是不要的，我记得当时这句话很好，放到最前面，再帮我加上合适的音乐和 MG 动画。」你可以这样说一句话，它就可以帮你剪出一个大致的效果。

我觉得未来 APP 的形态不用有天翻地覆的表象变化。比如剪辑器，它是一个被解决过的问题。Premiere、Final Cut、达芬奇甚至剪映，在编辑器这方面 99% 是重合的，高度相似，因为经过时代的打磨，轮子就是圆的。

Q：你不打算重复造一个轮子了？

李凯文：我觉得造一个轮子没有特别大的价值。

Q：如果说我们的愿景是做一个使用自然语言的视频编辑器，这中间会经过几个步骤？

李凯文：不用去完全造出来这个轮子，但我们不得不经历造轮子的过程。因为没法直接拿 Premiere 来做底层，直接在 Premiere 里面去改。你可以做插件，但会受制于人。所以轮子还是要做。

但最核心的部分是 AI，是抽象的部分，是它怎么去扮演一个「剪辑助理」的角色。它得掌握剪辑工作流里的一些真实流程，而不是在页面上搞一些所谓的创新。AI 主要解决的是功能之上、编辑器之上的思维层面的问题。

ChatCut 像一个小学生，下一步的工作是把它送到高中、大学里，让它对世界有自己的判断。把素材扔进去，它可能不用等着用户「指哪打哪」，而是一看素材就明白了，然后指出这个东西怎么做，剪出一个高于用户水平的视频。

Q：所以第一步还是要再造一个编辑器吗？

李凯文：我们的工作在比较平衡地发展，有编辑器的成分，也有 AI 的成分，不是说先造出一个编辑器，造完之后再开发 AI。

Q：在过去这一年多做 ChatCut 的过程中，你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李凯文：核心的问题可能是「风格」这个东西，「风格」到底来自于什么。

Q：指的是影片的风格吗？

李凯文：对，影片的风格。剪辑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涉及对与错的东西。比如一句话没说完就被卡掉了，这就错了；想剪掉口水词，结果没剪掉，也错了。

但是在解决了这些基础问题之后，它就没有对与错的分别了。比如，现在每个 YouTuber 或者自媒体都有很强烈的个人风格。在整个剪辑过程中，怎么去理解风格化，怎么用 AI 去复刻风格？我觉得这是一个还在探讨、没有人有答案的问题。

Q：但要判断一个片子好不好看是非常主观和风格化的。你觉得它可能通过什么方式去解决？

李凯文：比如我剪 VICE 或 Discovery 的片子时，我的思路不是「OK，李凯文来了，咱们拿出自己的风格剪一下」，而是遵循自己的一个流程。

我用这样的一个流程，而不是把我的 ego 放在里面。比如素材量很多，但没事，我们先看采访；采访也很多，记不住，我们先创建一个文档。所以说剪辑很多时候是文本上的工作。每次我都遵循这样的流程，最后形成了这样的风格。它不是一个 A 点到 B 点的问题。

如果你用传统工程的思维说，「这是 A，这是 B，咱们强化学习，大力出奇迹」，这就像武侠小说里的「走火入魔」，没找到问题的关键。但如果你观察某个剪辑师第一步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技巧，导致了成片是这样，这种流程会帮助你自然地形成那种风格。

Q：这个要怎么变成 ChatCut 的一种能力呢？

李凯文：下一步的工作，就是需要把真实的剪辑师工作流做成不同的 agent 工作流，然后去观察他们在不同语境、不同素材里的不同表现，很多东西需要人去定义。

剪辑里有很多人类的常识，它没有内化在 LLM 的训练数据里。所以一些工作流的先后顺序、小的细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片的样子。

Q：今天做 AI 视频的工具蛮多的，大家路径不同。你认为自己做出了哪些非常清晰、笃定的选择？

李凯文：我们的目标就像「1+1=2」一样清晰，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用户。当问题出现时，可以直接想一下，现实生活中每天在拍东西、在创作的这些人，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我觉得 AI 生成视频没有给真实世界带来特别大的影响。比如你坐在飞机里，看前面那人看的是什么？你在地铁里看见一个人刷抖音，他刷到的是什么？这些视频是怎么剪的？一点都没变。视频是怎么出来的？也一点都没变。

世界是矛盾的，有的东西看上去每天都在天翻地覆地革命，但有些事就像我们坐在这湖边，一点也没变。我们一直把 ChatCut 比作一个蓝领，它是世界上最接地气的 AI，解决的就是最真实的创作者的工作流。

假如在这个工作流里你解决好一个问题，就是一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比如 Frame.io，它就是做审片，这是多小众的一个市场，但它就是一家市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

因为它解决了一个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

Q：也有另外一个观点，认为视频剪辑是环环相扣的。你做到现在，有看到剪辑的哪个环节会因为 AI 的出现而改变？

李凯文：你的这个评估在我们看到的现实中也得到了验证。一个专业的剪辑师，你很难去触动他的工作流。

我们之前目标用户是一些专业剪辑师，后来改变了目标，也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个生态系统的庞大。我没法造出一个 Premiere，然后在 Premiere 上面加一个 AI。

Q：所以你们改变了对目标用户群的定义？

李凯文：对，现在让我惊喜的是，我们的用户可能之前都不是剪辑师。

比如说，他是一个一直想做内容、想起号的自媒体人，之前觉得剪辑是他不做这事的原因。因为现在拍摄特别简单，拿个手机拍，画面不比相机差，但剪辑太难了，是最重要的卡点。我觉得解决他们的痛点，能一下让他们达到 80 分，我们给这些人提供了巨大的价值，甚至比让专业剪辑师提高 1.3 倍工作效率更有价值。

Q：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李凯文：其它 AI 视频 APP 生成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工具做的。这是 Google Veo，那是 Kling，即梦，漫画风的又是某个工具。但用 ChatCut 剪出来的片子，你完全看不出 AI 痕迹，因为它只改变剪辑，不生成任何像素，和你用 AE 去做 MG 动画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用户群里分享的视频风格天差地别。比如有位老师，他发现可以直接把课件大纲扔进去，生成 MG 动画，再录一段自己的讲解视频，用 ChatCut 简单剪辑，一个自媒体账号就做起来了。还有做房地产视频的，现在也能自己搞定了。

Q：有些产品的做法是帮用户生成视频，再用生成的内容剪辑出完整视频。因为他们假设用户自己拍摄很困难，但这显然不是你们选择的路？

李凯文：这就是我们对未来不同的认知和判断。

视频根本的存在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东西。如果里面的内容完全跟现实世界无关，你很难去感染一个人。你录一个很粗糙的视频，但只要是一个真人在对观众讲故事，它所引发的共鸣，不是「不专业」能掩盖的。因为这个人有生命力。

AI 可以取代很多东西，但它取代不了这种最核心的生命力。生成视频可以是一种创作手段、一种艺术手法，但如果认为它能完全代替真实拍摄，那就是对世界的一个错误判断。

为什么「上帝的活」没人接？

Q：等一个真正的自然语言视频剪辑工具诞生，这中间还有哪些技术上做不到的事？

李凯文：首先是上下文的限制，这个一定要突破，因为视频是一个消耗大量 token 的东西。

然后是多模态的发展，实际上多模态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特别成熟的模型。Google 的 Gemini 算是一个好的开头，它对音频和里面说的话有个大概的理解，但还没精准到能去做剪辑的程度。

总体来说，我觉得多模态和上下文会是比较大的突破点。

Koji：今天 Cursor 之所以成立是因为背后有大量的代码作为训练材料。但视频没有，因为剪辑知识都在剪辑师脑海里。你们要怎么训练一个 AI 呢？

李凯文：剪辑没有那么多「代码」，不是因为它比编程更难，而是因为它包含大量常识，而常识是 LLM 本身就具备的。

我觉得剪辑还是得分成两块去提高。一个是能验证的东西，比如剪口误，做成抖音风格，变成竖屏 16:9，这些是能验证的。另一部分确实是好与坏，那种感觉上的。我觉得如果能做到第一个程度，能指哪打哪，其实就已经提供了巨大的价值。只要你话说得清楚一点，要什么说明白一点，它就能提供巨大价值。

我们也得通过自己的平台去收集这些信息。一个是调优我们的 prompt，另一个我不敢说是不是一个训练模型能解决的事，但是我们自己做一个平台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去积攒这些信息。

Q：有两种不一样的创业状态：一种是我在做的事情，一万个人都在做；另一种是我在做的事情，没别的人在做。你好像在后者？

李凯文：我觉得我们也不完全是在后者，甚至可以说，很多人觉得我们在前者。很多创业者也会觉得自己在前者，也把我们归类为前者。

但我之所以说「上帝的活没人接」，是因为要锁定一个方向、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和方法论，是一件非常难、非常细腻的事。它通常不是一个天才的、划时代的想法，而是一个很简单的认知：「这个管用，我需要的就是这个。」

恰巧我的纪录片背景在这方面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纪录片属于无剧本创作，现在我们讨论的几乎所有内容创作，比如 YouTuber，都属于无剧本。与它相反的是有有剧本的创作，那是电影的创作，有严格的脚本。

剪辑有剧本的内容时，要解决的不是「我选哪句话」、「怎么筛选内容」，逻辑是铁打的，你要解决的是「我怎么找到这句话最好的表演」。我觉得这是 AI 不要去碰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梁朝伟对张曼玉说「我有个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他有 100 个选择，你让 AI 去选？放弃吧，AI 做不到这个。

而在无剧本层面，纪录片是最难的。因为素材量巨大，而且目标最盲目。你像王兵拍《铁西区》，拍了三年，也要剪三年，最后剪成三小时。你不是带着脑海里的印象去剪，而是要完全面对每天的拍摄，去有机地形成一个有生命力的东西。

但你找到了这个东西之后，它的工作流就可以完完全全复刻到你拍抖音上，因为它们是不同程度的同一个问题。比如你拍抖音，去长白山滑雪随机拍了一堆东西，在一个比较低的程度上，其实是在跟王兵导演解决同样的问题：在无序的素材里，怎么找到规则？

非常巧，在 AI 出现之前，我就在为央视、探索频道、VICE 做大量的纪录片，所以我一直在面对这种混沌、虚无的素材宇宙。我从中得到的经验，恰巧适用于现在内容创作增长的最大趋势。自媒体、YouTuber，其实都是纪录片。我们现在在做的采访，你可以觉得是一个播客，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纪录片。

另外，我当时迈出这一步的时机也特别好。LLM 已经出现了一到两年，但 AI coding 才刚刚出现。因为 Antler 是第一个投 Lovable 的公司，所以我们有无限量的 Lovable credit。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想，既然有 Lovable，那我直接 vibe 就好了，还等啥？

现在想起来，在那个时候开始做，到现在能有一定的起色。相比现在才想做，时机已经稍微有点晚了。这个世界没有停滞不前。

Q：你是怎么把这些经验落到 ChatCut 这个产品上，表现成一些功能的？

李凯文：有一种自我成长的理论说：「一个人一年内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不在于他列了什么样的目标，而在于他养成了什么样的习惯。」我觉得这个在 AI agent 里是一个被低估的方法。

很多人觉得 AI 应该是一个「这是原素材，这是结果」的线性连接。但实际上，剪片有很多机缘巧合的成分。比如说，我找素材的时候，本来没在找这个，但一看到「欸，这个放这儿有效」。它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

所以你如果用 AI 去找一个绝对的对与错，它永远都会是错的。你只能去给它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比如，当你这个地方有缺失的时候，你要去看素材；当你的故事发展到这儿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找一个这样的音频片段；你在这个场景转场的时候，要尽全力去找一个过渡。是这样的一些点，而不是说「这是原素材，这是好的剪辑，我给你 10 万个样本」。

还是要去找到一些细微的点，而这些细微的点决定了宏观的样子。

为爱而做的人

Q：你是非常原教旨的自然语言剪辑派吗？也有人认为，自然语言可能只能解决一半甚至更少的问题，还是有很多剪辑需要用拖拽、滑动来完成。

李凯文：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找的一个平衡。从原则上来说，剪辑一定是一个人机互动的事。AI 再强，我看不到它有一天能完全取代一个人。

所以在 ChatCut 里面，时间线的编辑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我们的文字编辑也花了很长时间去做。所以原则上肯定不会 100% 依赖 AI 去完成所有剪辑。

甚至我觉得，假如 AI 能达到 80% 但给人空间去改，相比于 AI 达到 90% 但人改不了，我宁可要那个 80%。

Q：你感觉到最近这一两年哪些模型上的突破对你们帮助最大？

李凯文：我觉得主要是对产品的帮助。Gemini 2.5 出来的时候，对我们的产品有巨大的帮助，这次 Gemini 3.0 也是。

Q：可以分别讲讲帮助是什么吗？

李凯文：以前用 Claude 或 GPT，上下文长度不够，半小时的视频可能就满了。现在 Gemini 有一百万甚至两百万的 token，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过去做视频剪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做 RAG，建向量数据库（Vector Database），核心就是为了解决上下文。现在可以暂时不用考虑了。

另外，我们的 MG 动画功能，很大程度上是基于 Gemini 3.0 才得以成立的。我们也做生成式 AI，但和别人不同，我们不生成像素。我们生成的是代码，这样用户就可以像做 PPT 一样使用它，它只是替你做了 PPT，而不是给你生成一个奥特曼踩扁房子的画面。

Q: 多模态的进步好像对你们影响不大？因为你们不用生成内容。

李凯文：多模态的进步在这个阶段对我们的影响不大，但它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东西。

下一步我们会融入更多多模态的能力，用来分析和生成。我们不是完全不想做生成，而是不想做那种无效的迭代。比如说人家出了个新模型，我们也连一个 API，表现得自己很勤奋，但实际上不增加价值。

我们得有一个好的切入点。在模型 API 之上，更好地结合剪辑，这个对我们来说才是值得做的事。

Q：你觉得 ChatCut 未来的图景要怎样才算是达到你想象中的成功？

李凯文：我可以绕一点回答这个问题。比如 Sora 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琢磨做 ChatCut 这事。Sora 的 demo 出来，当时有人一看那个视频，就觉得还拍什么电影，以后用这个就完了。当时世界一下就慌了，它的东西标识性很强，一看就是「哇，Sora 真厉害」。

这是一个好事，也是一个坏事，它限制了创作者在其中的参与部分。因为不管你用什么 prompt，它最后出来的还是一个 Sora 的东西，是一个容易被辨识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回避的，它不应该是一个限制别人的工具。

对我来说，成功是 ChatCut 变得像写邮件或者在日常工作里用 ChatGPT 一样，它已经跟质量没什么关系了。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用它，但你用它做出来的东西，最后还是达到了你自己的水平。

Q：一开始我们以为有了 ChatGPT，大家的能力都会被拉到 1000 分。

李凯文：是的。本来以为如果有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并且一直可以操纵的朋友，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天才，但我们并没看到有特别多的天才出现。

Q：我们来聊一下团队。你讲你们团队里有很多「炼金师」，可以快速介绍一下炼金师是什么身份吗？

李凯文：一个炼金师一定有双重身份。他本来有自己的职能，比如工程师、研发、设计师、产品。

Q：炼金不能当饭吃，只能当副业？

李凯文：炼金是副业，不能当饭吃。或者说，炼金师是一个荣誉，当你做一个东西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炼金师。

给它的定义，有点像古希腊的词「amateur」。我们现在把它翻译成「业余」，但实际上什么是 「amateur」？他是为爱（amor）而做的一个人。与他相反的是「专业的人」，是为了钱做这事。当然钱是一个基础，但我觉得一个东西的突破，往往来自于一个人内心对它的执念。

现在有了 AI coding，可以让团队规模不那么冗余，让每个人都更大地发挥自己灵光一现那方面的价值。

Q：在 ChatCut 里，有哪些功能或者部分是因为炼金师为爱而做的？

李凯文：MG 动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突破。

它不在我们的 PRD 或者每周的目标里，是我们的产品自己对这个东西有执念。他在做其他事的时候，就一直在 vibe 这个东西。结果他刚做出来两天，Gemini 3 就发布了。Gemini 3 一用，效果很好，那咱们别的事先放下，先做这个。这就是命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

另外，可能有人会把这个说法理解成不尊重工程师。其实工程师也可以是炼金师，甚至在这个 AI 时代，工程师最好也学会炼金。只有这样，AI 才不会淘汰掉你。如果只是严格按照作业去做，AI 自己会逐渐把作业给做了。

Q：你在面试的时候怎么去找这种人呢？

李凯文：之前可能更关注一个人的技术背景，看他有没有能力解决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更关注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可能他特别喜欢吃一个东西，或者对某个东西特别感兴趣。如果你对任何一件事都没有兴趣，那你可能对任何事都不会有一个好的标准，就很难去炼金。

Q：这会让我想到 Google 曾经的「八十二十」文化，20% 的时间给大家自由创造。今天很多伟大的产品，比如 NotebookLM 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李凯文：我觉得很多伟大的产品，可能都具备一定程度的炼金成分。比如 Claude Code，它不来自于一个立项，就是那个人自己想给自己做一个东西，然后就成功了。

我们管它叫「炼金」，但这个词实际上一直存在，叫「tinkerer」，意思是鼓捣、研究某样东西的人。他的工作就是「咱们试试这个，不行，再试试这个」。我觉得下一步我们需要提高的是：如何将这种意外的收获系统化地制造出来。

Q：它有可能系统化吗？

李凯文：我觉得完全有可能，这就是管理的难度和意义所在。如果只是 1+1=2，那就没什么意思。系统性地制造，就像《反脆弱》（Antifragile）的理论，你得去制造利于你的意外，因为那个的杠杆远远大于「1+1=2」。

Q：所以你还是很期待意外的发生？这是不是也是因为你暂时还没看到一条清晰的通向终点的路？

李凯文：我觉得完全相反。正是因为我能特别清晰地看见这个东西的结果，所以我不用摁着团队的脖子说，「按照大哥的意思走」。而是这个结果它特别清晰，所以你走这条道能到，走那条道也可以。

我能放心大胆地让大家去走，因为我能看见那个东西。当你能听见音乐的时候，你弹什么都是对的。相反，如果目标不清晰，你做什么都是错的。老板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员工做什么他都不会满意。

Q：如果生活的幸福度满分是 10 分，你觉得你自己现在有几分？

李凯文：我觉得我现在是 9 分。

Q：是 ChatCut 带来的吗？

李凯文：我在跟别人提 ChatCut 的时候，第一次能感受到身边有一些财富自由的人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我有事可以做，而且这个事不是一个武断的事。不是说我做了一下市场调研，觉得 「AI 视频剪辑这个领域有钱可以挣」。

Q：是因为你在为自己的热爱去做？

李凯文：我能感觉到上帝的手在推动这事。虽然我一直说上帝，但我其实是一个无神论者。能找到自己的终身事业，能找到 VC，变成一个落地的项目，这种事发生的几率不高。

人生就是一部电影，有的时候你得知道这是电影的哪一幕。电影里的很多悲剧，是源于好事发生的时候他不知道珍惜。作为观众，你会觉得「这个男人不懂事，这个女的这么爱他，他都不知道珍惜」，所以最后他有一个悲惨的结局。

我在这个电影的故事线里没有这种问题。我知道我自己非常幸运。

Q：你知道自己被爱着，那失去的一分是什么？

李凯文：我觉得当一个人特别具有竞技心理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完全快乐。

我可能会有一天到达那个境界：既能高效地做出工作上的所有决定，又能保持心态完全平静。但是今天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 ego 操纵，有一种跟别人竞争的心理。这可能是在这个阶段需要的东西，但它的存在会让你的幸福指数稍微降低一些。

Q：如果有机会，你还会想要做导演吗？

李凯文：导演是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的一件事。正是因为这个，我不会特别着急说「我几年没拍片了，我得拍一个」。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导演的燃料。

我在罗德岛设计学院上电影课的第一天，教授问的问题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导演，你会去做什么？」有人说当木匠，有人说当画家。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接我爸的那个厂子。然后教授说，「其实那个就是你的电影」。

Q：你最想过的人生可能就是你最适合拍的电影。

李凯文：电影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载体，一个封装器。很多学电影的人会以为热爱电影本身就足够拍一个电影，但它只是你对生活的一个理解。

我觉得 ChatCut 是我现在需要做的事。电影，比如你看侯孝贤，我可以到他那个年龄的时候再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