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农业部任副部长，中组部让他到农垦部，闹误会，副总理出面

1978年冬，北京东长安街的晚风里透着凉意，一辆红旗轿车驶进府右街的机关大院，人们还不知道，车里的那位花白头发的干部，正陷入一次“分配风波”。他叫刘培植，60出头，终日西装笔挺，却在心底反复揣摩一句话——“究竟是去农业部还是农垦部？”

追溯到二十年前，1957年那场风暴让他的履历从高光跌入谷底。彼时他是农垦部部长助理，主持王震部队转业后的一摊新事业。整风一来，他被按上八顶帽子，“右派”“投机分子”轮番上阵，党籍被开除，行政7级瞬间掉到12级。熟人暗中叹气，陌生人围观批判，没人敢出声。刘培植只留下一份书面“保留意见”，哭都没哭，拎包去了双桥农场。

在那里，他跟犁铧打交道，也跟北风比倔强。农忙时挥锹挑粪，农闲时拆机器、磨镰刀，屋里铺着稻草，窗户糊着报纸。有人说他“落差太大”，他却回一句：“命硬。”话不多，但功夫在心底，埋头读书写笔记，连值夜班也揣着小本子琢磨土壤配方。战火岁月九次被捕、十次脱险都没吓倒他，如今体力透支，却依旧不服输。

1960年，摘帽风声传来，周恩来总理两度询问“老刘怎么样了？”却始终没收到明确回信。组织部门踌躇，他的案卷从一个抽屉转到另一个抽屉。被分到农科院当办公室副主任，没党籍，开会不让发言，只能坐最后一排做记录。夜深灯下，他给中央写信，又怕带来麻烦，信塞进抽屉，复又拿出，写满了又撕。

“文革”起浪，他再度坐上开往河南安阳的闷罐车。这一关，就是六年。五七干校里，割麦、砸石灰、修水渠，无非旧戏重演。惟有一把自己磨的小镢头，被他用得锃亮，似在向命运示威。1973年，下放结束，他回京仍是“闲人”身份。

转机出现在1977年初夏。陈云同志阅卷后批示：“此人问题应速予复查。”叶剑英接着批语：“应实事求是，为其平反。”一道批示掀开厚重阴霾。翌年春，他被正式宣布“完全平反”，补党籍、恢复工资级别，并安排到农业部筹备组当顾问。对这份安排，他心中暗喜，多年辛劳仿佛瞬间有了着落。

偏偏风波又起。农垦部恢复建制，中组部点名让刘培植“回原系统”，出任农垦部副部长。通知一下来，农业部已把上报的副部长名单印发，人还没到岗，名单却亮相。两头都说“请来报到”，组织关系卡在半空。个别同志议论：“老刘又挑三拣四？”流言如雾，弥散走廊。

此时，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拍案：“老刘服从组织，却不能让他左右摇摆。”他亲自约谈中组部和农业部主要负责同志，“一句话，要用就用好，别让人家再跑空。”短短六个字定了调：回农业部。几天后，任命电报下达，刘培植出任农业部副部长，分管农技推广和农垦协调。

“这回可安心了吧？”王副总理笑问。“坚决服从安排！”刘培植立正，话音铿锵。

新岗位没蜜月期。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刚散，他立刻奔河北、山东、江西几个老革命根据地调研。深夜列车上翻资料，白天对着麦田蹲地取样，随行干部劝他歇口气，他摆摆手：“黄河水不等人，种子季更不等。”那一年，他推动了多点播种试验，改进农机款式，奠定“良种、良法、良田”配套思路，给基层农垦场吃下一颗“定心丸”。

然而，岁月不饶人。1982年，他62岁，按干部离休政策需“退居二线”。文件下达那天，他在办公室摊着一大堆棉花增产数据，抬头看窗外晚霞，沉默了好一会儿：“还想再干几年，可规矩摆这儿。”同事们替他惋惜，他却看得开，主动请缨继续为农业教育出力。随后六年，他担任中国农垦学会顾问，主持编写《热带作物栽培经验汇编》，跑海南、上云南，连助手都喊累，他却精神抖擞。

值得一提的是，和同期不少同志相比，刘培植“九死一生”的白区经历较为少见。1932年至1945年，他在上海、宁波、泸州等地从事情报组织工作，九次被捕、十次险死，靠冷静与伪装脱困。1946年初，党组织把他调到东北局，随林、罗大军南下吉林，负责土改宣传。就是这段“白区+前线”的弯曲履历，让他后来在突发政策风浪里，撑得住。

有人总结他的一生：先是“刀尖上跳舞”，之后在“荒滩里种田”，再到“部长办公室号脉全局”。这样的曲线，不是传奇，而是时代与个人意志的合流。试想一下，如果那年冬天副总理没有拍板，他也许真的被拉回广袤农垦战线，命运又会是另一页篇章。

退休后，他把多年写就的《农垦发展与制度创新》《抗战时期秘密交通线纪实》交给出版社，稿费一分不取，全捐给老区小学。朋友问他为何如此淡然，他笑说：“我手里那把镢头还在，你们要留着做纪念。”

1989年秋，刘培植因病住进301医院。弥留之际，他反复叮嘱家人：“别为我立碑，把骨灰撒在庄稼地。”护士后来回忆，那位老人的最后一句话依旧是工作口吻：“土壤要松，苗才壮。”

从白区刑房到部长座椅，他没等到掌声，也无暇抱怨。历史留给他的，是一身风霜与一段被误会、被辩白、被成就的旅程；那通摆荡在农业部和农垦部之间的电话，不过是迟到的公正前奏。那些被反复折叠的调令，终究写下两个字：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