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到“死刑立即执行”的改判，田永明杀人案再审披露案件细节

来源：南国今报

2026年2月3日，随着法槌落下，潜逃近20年、犯下重大罪行的田永明，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一刻，距离他持刀捅死见义勇为的村民刘铭富，已过去23年；距离他强奸自己的大嫂并首次持刀报复，则已近30年。

这并非一锤定音的简单判决，其背后是一段跨越两代人的家庭悲剧、一场持续23载的等待，以及一段在中国司法实践中也堪称罕见的曲折审理过程——二审宣判维持原判当天，又旋即启动了再审程序。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到“死刑立即执行”的改判，也引发了关于司法纠错边界、见义勇为保障与恶性犯罪惩治的深远思考。

从强奸至亲到杀害见义勇为者

1996年，时年20岁的田永明潜入哥哥家中，以刀相威胁，强奸了嫂子赵某某。罪行败露后，他因恐事情传开，再次持刀意图杀害赵某某未遂，后被判刑。

2002年7月，田永明刑满释放。出狱仅4个月，累积的怨恨便再次爆发。同年11月13日晚，他持刀闯入赵某某家中。赵某某惊逃呼救，路过的同村村民小组副组长刘铭富闻声上前阻拦。时年37岁的刘铭富，在村民记忆中是个“爱管闲事”、热心调解纠纷的村干部。然而，这一次的“管闲事”他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田永明被刘铭富抱住后，用刀对其胸背部等处连续捅刺，致刘铭富颈动脉破裂，当场死亡。随后，田永明又追上赵某某，将其刺成轻伤，而后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逃亡生涯，直至2022年在湖南长沙被抓获。

刘铭富之子刘亮刚介绍，案发当天，父亲刚好从地里干活回来，路过听到有人喊“救命”，便冲过去制止。“父亲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他死后，赵某某家曾经送来了两个罐头和三包糖。”刘亮刚说，他把弟弟叫到一起，坐在火塘边把两个罐头和三包糖全部打开，让弟弟吃掉，“我告诉他们，这是爸用命换来的，你们放开吃，那时候大家一边吃，一边哭。”

刘铭富的遇难，瞬间击碎了一个家庭。当时年仅17岁的长子刘亮刚，被迫中断学业，扛起家庭重担，在昆明打工还债。多年来，为父亲讨回公道，成了他生活的核心。2004年，刘铭富被云南省政府追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但这并未能抚平家属心中的伤痕与对正义的渴求。

田永明被抓获

一个家庭与一场司法的漫长跋涉

2022年11月，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田永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一结果让刘亮刚“无法相信，更无法接受”。由于被告人田永明提起了上诉，根据刑事诉讼“上诉不加刑”原则，二审法院无法加重刑罚。刘亮刚家庭一度陷入绝望，“二审庭审持续了近两个半小时，田永明在庭上反复为自己辩解，称我父亲之死是由于赵某某将其推到刀上所致，如山铁证面前，他依然不认自己所犯之罪。”

案件在2025年10月28日出现了转折。

当天上午，云南省高院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然而就在同日，一份由同一法院作出的再审决定书送达，认为原判“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量刑明显不当”。

这种“一日两定”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极为罕见，迅速引发了法律界的关注与讨论。云南高院内部法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此案关键在于对“少杀慎杀”刑事政策的理解，合议庭经再审审查后一致认为，田永明“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此前死缓判决属于量刑明显不当。

2026年1月21日上午，该案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开庭，未当庭宣判。

2月3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法院认为，原审被告人田永明置国家法律、社会伦理于不顾，刑满释放后仍不思悔改，再次行凶杀人，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其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情节特别恶劣，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且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但适用法律错误，量刑明显不当，应予纠正，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田永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宣判后受害者家属发文

死刑判决下的崩溃与告慰

“老子不是怕死的人！”当法官宣读完死刑判决后，被告人田永明情绪失控，在被法警带离时高声咆哮。刘亮刚告诉新黄河记者，原本田永明表现平静，但当听到最终的死刑判决时开始高喊不公，并称“之所以活到今天，就是为了等法律还一个清白”。

宣判后，刘亮刚没有立即前往父亲的坟前，他决定再等一等。“等到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等到田永明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天，我会带着这份最终的判决书去告诉我父亲。”这场漫长的追寻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成年岁月——父亲遇害时，他17岁；如今，他已步入中年。“无论是从受害者家属角度，还是社会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个值得欣慰的结果，我告慰了父亲，他的见义勇为也得到了国家、法律的支持与肯定。”

案件的终结，并未带走所有的纠葛。

记者了解到，待刑事判决生效后，本案的民事赔偿部分即将重启。刘亮刚一方辩护律师介绍，由于被告人田永明本人缺乏赔偿能力，被害人家属此前已另案提起民事诉讼，将见义勇为行为的受益人——即被保护人嫂子赵某某列为被告，要求其承担补偿责任。律师曾坦言，这在实践中较为罕见，具有一定社会探讨价值。

云南媒体报道当年案件

律师解读“一日两定”的法律正当性与争议

目前，本案虽已再审宣判，但其特殊的程序路径，再次触及了司法实践中如何平衡“程序正义”与“实体公正”这一经典命题。对此，新黄河记者采访了案外律师，听取他们的专业看法。

针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25年10月26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又在10月28日二审宣判当天，对该案启动再审”的程序，北京卓浩律师事务所张建律师表示，本案涉及的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极为罕见，被称为“一日两定”。

张建律师表示，根据相关机构统计数据，全国刑事案件的再审启动率本来就不高，而因量刑过轻在二审宣判当天即自行决定再审的情况更是少之又少。这基本表明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前判决“积极纠错”的态度，也是法律公平正义的体现。

对于影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该决定的原因，张建律师分析认为，综合目前所掌握的各方信息，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内部在二审维持原判后，经审查认为原判“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量刑明显不当”；其次由于是被告人田永明上诉，二审法院必须严格遵守“上诉不加刑”原则，除非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张建律师认为，本案启动再审为纠正可能的错误开辟了一条合法途径，“本案案情恶劣，引发了公众和被害人家属的强烈关注，认为死缓量刑过轻。”

针对该案由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的程序正当性，张建律师认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28日决定对该案启动再审在程序上是得当的，这是法律赋予法院的职权，但在司法理念上存在不同看法。

张建律师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同样，北京京本律师事务所主任连大有律师也支持上述观点，但其提到，本案是否经由法院院长发现，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审，从目前云南高院的相关通报中尚无法得知。

不仅如此，张建律师还表示，尽管程序合法，但此举在法律界存在一定争议。支持观点认为这是法院积极履行审判监督职责、主动纠正错误、追求实体公正的体现。但也有法律学者认为，这可能导致“自审自纠”，影响法院中立形象；更理想的方式应是强化检察机关的抗诉职能，让量刑监督在更早的诉讼环节发挥作用，而非依赖法院事后自我否定。

此外，关于案件再审加刑的争议，张建律师分析指出，本案的再审加刑在法律框架内是允许的，但同样引发了关于“以再审规避上诉不加刑”的讨论。“首先需要澄清一个概念，本案是‘再审’而非‘发回重审’，‘发回重审’是二审程序中的一种处理方式，对发回后的一审判决有严格的加刑限制，一般不得加刑，除非有‘新的犯罪事实’且检察院补充起诉。而‘再审’是针对已生效判决的纠错特别程序，一旦启动，法院将进行全面审查，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因此张建律师认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再审中，基于对原有事实和证据的重新评判，如认为田永明主观恶性极深、系累犯、社会危害性极大等，认定原死缓判决“量刑明显不当”而改判死刑，在程序和法律适用上并未看到明显不当。

但他同时指出，尽管如此，此判法在学界和实务界存在长期争议。核心争议点在于此判法实质上是通过再审程序实现了本不能在二审中实现的加刑结果，可能被视作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一种“技术性绕过”。

对于此案重审判决田永明死刑的结果，两位律师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连大有律师认为，法律既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要惩罚犯罪，要做到罪责刑相适应。“生效判决宣判当天便启动审判监督的情形实属罕见，这同样也表明此前判决没有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对于犯罪情节特别恶劣，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且系累犯造成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判处死刑符合法律规定实践。”连大有称，虽然法律规定了法院依职权提起的再审可不受原判决刑罚的制约，但是该种情形现实中出现较少，更多的是对冤假错案的纠正。

张建律师表示，对此案最终判决的评价需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两方面看，再审判决强调了田永明“刑满释放后仍不思悔改，再次行凶杀人”“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系累犯”等从重情节，这些认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死刑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规定。因此，从法律适用的逻辑上讲，改判死刑是有明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从司法与社会层面来看，实现了纠错与回应。该案最终展现了审判监督程序“有错必纠”的功能，回应了被害人家属及社会公众对“罚当其罪”的强烈期待，实现了司法自我纠错。同时，在“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背景下，体现了死刑政策的精准把握，即对于动机卑劣、针对见义勇为者、系累犯且毫无悔改的极端暴力犯罪，保留了死刑的适用。

“此案可以看作是司法系统在程序正义、实体公正、政策把握、民意回应等多重价值之间进行艰难平衡的一个典型案例。”张建律师表示，但此次审判不免产生一种遗留的思考，此案是“上诉不加刑”的程序正义与“纠正量刑”的实体公正冲突下的特殊处理，是对“罪行极其严重”标准的重申，虽实现了纠错，但凸显了量刑标准需进一步统一的必要性，以减少此类需要依靠罕见且具争议的“自我纠错”来修正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