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离婚，把我扔给凶巴巴的舅妈，她供我考上北大，父母来认亲！

我七岁那年冬天，爸妈把离婚证拍在茶几上，声音比窗外北风还冷。

“小峰跟谁？”爸爸问。

“我要开始新生活。”妈妈涂着口红，没看我。

他们像分家具一样商量了十分钟，最后决定把我扔给城西的舅妈。因为“她没孩子，房子也宽敞”。

舅妈确实没孩子。她丈夫——我舅舅，在我五岁时工伤走了。厂里赔了一笔钱，她全存着，自己在纺织厂三班倒。

第一次见舅妈，她系着围裙在院子里晾床单。见我拎着个小包袱站在门口，她皱了皱眉：“进来吧，别挡着门。”

声音粗，像砂纸磨过木头。

我的房间是舅舅以前的书房，六平米，堆满杂物。舅妈扔给我一床旧棉被：“自己收拾。”转身走了，脚步声很重。

那天晚饭是青菜面条，没油水。我吃了两口就哭。

“哭什么？”舅妈筷子一放，“有得吃就不错了。”

“我想妈妈……”我抽噎着。

“想有什么用？”她站起来收拾碗筷，“你妈嫁到广东去了，这辈子不会回来了。”

这话像冰水浇头。我愣住了，连哭都忘了。

舅妈走到门口，又回头：“要哭趁现在哭够，明天开始好好过日子。我这里不养闲人。”

那年春节，邻居家都贴春联放鞭炮。舅妈家冷冷清清。她给了我一碗饺子：“吃吧，吃完写作业。”

“舅妈，咱们不贴春联吗？”

“贴给谁看？”她低头织毛衣，“有那工夫不如多挣点钱。”

开学第一天，班主任让交八十块书本费。我中午回家说，舅妈正在吃饭。

“多少？”

“八十。”

她放下碗，从里屋拿出个铁盒子，数了八张十块的。递给我时突然缩回手：“等等。”

我以为她反悔了。

结果她找来针线，在每张钱角缝了个小布条，写上我的名字。

“别弄丢了，”她说，“丢了也知道是谁的。”

同学们都笑我，说我家穷疯了。我跟舅妈说，她正在踩缝纫机。

“笑就笑吧，”她头也不抬，“钱比面子实在。”

小学毕业考，我考了全班第三。拿着成绩单回家，舅妈正在剥毛豆。

“第几名？”

“第三。”

“为什么不是第一？”

我委屈：“我已经很努力了……”

“努力有什么用？要结果。”她擦了擦手，“从明天开始，每天多学一小时。”

她说到做到。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我的作业。错的题目要抄十遍。字写不好，撕了重写。晚上九点准时关灯：“睡觉，明天还要早起。”

有一次我发烧，三十九度。舅妈背我去医院，挂号排队取药，一直到凌晨三点。第二天我醒来看见她趴在床边睡着了，手里还攥着缴费单。

我动了一下，她立刻惊醒：“醒了？量体温。”

声音还是粗，但手很轻。

初中三年，我拿回五张奖状。舅妈把它们贴在墙上，贴得歪歪扭扭。有天邻居夸我成绩好，她正在洗衣服。

“一般般吧，”她搓着衣服，“还得加把劲。”

邻居走后，我看见她擦了擦手，又把奖状重新贴了一遍——这次贴正了。

中考出分那天，我在学校等到很晚。班主任拍我肩膀：“全校第一，稳上重点高中。”

我一路跑回家，舅妈在炒菜。

“舅妈，我……”

“知道了，”她打断我，“洗手吃饭。”

饭桌上多了一盘红烧肉。她一块没吃，全夹到我碗里。

“高中要住校，周末回来。”她说，“被子我给你做新的，棉花弹厚点。”

我鼻子一酸：“舅妈，谢谢您。”

“谢什么？”她站起来收拾碗筷，“考上大学才算。”

高中三年，我每周末回家。舅妈总在忙——做饭、洗衣、打扫。话越来越少，白头发越来越多。有次我半夜起来，看见她屋里灯还亮着，在给我缝棉袄。

“舅妈，您眼睛不好，别缝了。”

“快好了，”她眯着眼穿针，“北京冬天冷。”

高考前一个月，她突然说：“你爸妈来电话了。”

我愣住了。十年了，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消息。

“说什么了？”

“说要来看你。”舅妈继续择菜，“我说你要考试，没空。”

“您……不让我见他们？”

她抬头看我：“你想见吗？”

我想了想，摇头。

“那就好好考试。”她低下头，“考上了，想见谁见谁。”

高考那天，舅妈破天荒请了假，送我到考场门口。人很多，她个子矮，踮着脚给我整了整衣领。

“别紧张，”她说，“就当平常考试。”

“舅妈，要是我考不好……”

“那就复读，”她声音很轻，“我供得起。”

这句话让我眼泪差点掉下来。

通知书来那天，邮递员在楼下喊：“陈小峰！北大录取通知书！”

整栋楼都惊动了。舅妈正在晒被子，手一抖，被子掉地上。

她捡起来拍了拍，然后慢慢蹲下去，很久没起来。

我跑过去，看见她在哭。没有声音，只有肩膀在抖。

“舅妈……”

她站起来，擦了把脸：“我去买肉。”

那天晚上，她做了八个菜。我们面对面坐着，她不停地给我夹菜。

“到了北京，自己注意身体。”

“钱不够就说，别省着。”

“学习别太累……”

说着说着，她声音哽咽了。十年了，我第一次听她这样说话。

大学报到，她执意要送。二十小时硬座，她一夜没睡，守着行李。到了学校，帮我铺床、挂蚊帐、买日用品。临走时塞给我一个信封。

“这里面是五千，”她说，“该花的花，别让人看不起。”

“舅妈，您哪来这么多钱？”

“攒的，”她拍拍我的手，“你舅舅的抚恤金，一直没动。”

我送她去火车站。她上了车，又从窗口探出头：“小峰，好好学习。家里……别惦记。”

车开了，她还站在那里挥手。瘦小的身影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黑点。

大二那年，我突然接到电话：“小峰，我是妈妈。我在北京，想见你……”

声音陌生又熟悉。

我答应了。在咖啡厅见到她，很时髦，很有钱的样子。旁边坐着个陌生男人。

“小峰，妈妈对不起你……”她哭起来，“现在条件好了，想补偿你……”

我没说话。

“你跟妈妈去深圳吧，房子车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舅妈呢？”我问。

她愣了一下：“你舅妈……我们可以给她钱，很多钱。”

我站起来：“我只有一个妈，她在等我回家过年。”

转身走了，眼泪止不住。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突然明白——有些人给你生命，有些人给你生活。生命是一次性的，生活是每一天。

今年我毕业，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给舅妈买了件羽绒服，寄回家。

她打电话来：“买这么贵的干什么？我有的穿。”

“舅妈，”我说，“我春节带您来北京。”

“不去不去，浪费钱。”

“必须来，”我声音哽咽，“我得让您看看，您养大的孩子，能在北京站住脚。”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好，”她说，声音有点哑，“我去。”

窗外的雪还在下，像极了二十年前那个冬天。只是这一次，有人在家等我。

而那两个给我生命的人，大概永远不会明白——爱不是血缘，是那个凶巴巴的女人，用她粗糙的双手和砂纸般的声音，一天一天磨出来的日子。

那些日子很苦，但熬出了甜。像舅妈熬的粥，要慢火，要耐心，要舍得时间。

现在，轮到我给她熬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