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东风启序，文脉溯源——立春的历史根脉与节气密码

静言（孙静）

“阳和起蛰，品物皆春。”当斗柄指向寅位，太阳黄经达315°，便是二十四节气之首的立春。作为衔接冬春的节点，立春不仅是自然时序的转捩，更是承载着三千年中华文明密码的文化符号。从先秦历法的雏形到秦汉的制度化，从唐宋的礼仪繁盛到明清的民俗固化，立春的文脉如东风拂过，贯穿古今，而其作为节气的科学划分，更藏着古人观天察地的生存智慧。

一、历史渊源：历法之基与文脉传承

立春的历史根系，深植于华夏先民对自然节律的观察与敬畏。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已通过圭表测影、星象观测，感知到岁时更迭的规律，立春的雏形便在此时形成。《逸周书·时训解》记载：“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又五日，鱼上冰。”这是现存最早对立春物候的系统记述，将自然变化细化为三候，为农事活动提供了明确指引。彼时立春虽未完全定型为节气，却已是古人划分岁时的核心标志，《吕氏春秋·孟春纪》将其列为孟春之首，明确“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东郊为阳位，迎春于东，寓意迎纳阳气，奠定了立春作为国家礼仪的核心基调。

《礼记·月令》更是细化了先秦迎春礼制：“立春之日，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身着青衣，乘青车，驾青马，一众官员皆着青色服饰，不仅要迎春于东郊，更要行躬耕礼，以劝农务本，彰显“农为邦本”的治国理念。这种礼制背后，是先民对“春生万物”的敬畏，也是对农耕文明的坚守。

秦代是立春文化发展的关键节点。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颛顼历”，正式以立春为春季之始，确立其二十四节气之首的地位，终结了各地岁时划分不一的局面。《史记·天官书》载：“岁始或冬至，或立春，各随其历之法。”可见立春在秦汉历法中的核心地位，它既是时序开端，更与国家祭祀、农事安排、政令推行紧密绑定，朝廷会在立春颁布劝农诏书，督促百姓春耕，确保岁有丰年。

汉代承秦制，将立春礼仪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后汉书·礼仪志》详细记载迎春仪式：“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青衣、青幡、土牛、耕人，皆为青色，象征阳气初生、草木萌发，土牛象征农耕，耕人寓意劝农，这套礼仪从京师传至郡国县道，自上而下覆盖全国，让立春文化深入人心。魏晋南北朝时期，立春文脉进一步丰富，除延续迎春、劝农礼制，更兴起“五神迎春”习俗，迎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五神，对应五方五行，立春迎青帝，以祈阳气充盈，万物繁茂。同时，“春盘”习俗兴起，西晋周处《风土记》记载：“元日造五辛盘，以助发五藏气。”五辛盘由葱、蒜、韭、薤、兴渠组成，古人认为立春食用可驱邪避秽、生发阳气，开启了立春饮食文化的先河。

唐代是立春文化的兴盛期，宫廷与民间的迎春活动相得益彰，文人吟咏更添诗意。《唐六典》记载，立春之日，皇帝会赏赐群臣“春幡”“春胜”，春幡为彩纸小旗，春胜为花鸟形彩饰，百官佩戴于首，以示庆贺，这种宫廷礼仪随后传入民间，成为百姓迎春的标配。杜甫在《立春》一诗中写道：“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诗中“细生菜”是春盘主料，“行白玉”“送青丝”既展现春盘精致，也流露诗人对长安、洛阳故都迎春盛景的怀念。彼时长安城内，立春当日游人如织，士女皆戴春胜，街头巷尾摆满春盘，一派“长安春早，万物皆新”的景象。

宋代是立春文化的鼎盛时期，文人墨客的吟咏为其注入浓厚诗意，民俗活动也更趋丰富多元。张栻《立春偶成》：“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以细腻笔触捕捉立春冰霜消融、草木萌动的细微变化，将自然生机与内心喜悦融为一体。辛弃疾《汉宫春·立春日》更具层次感：“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既绘美人簪春幡的民俗图景，又点出立春“乍暖还寒”的气候特征，后文“却笑东风，从此便薰梅染柳，更没些闲”，以拟人手法写春风催生万物的活力，尽显春之灵动。

宋代立春习俗兼具官方仪式与民间烟火气，《东京梦华录》记载：“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开封、祥符两县，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如方州仪。”官方“鞭春牛”，以竹为骨糊纸彩绘春牛，内藏五谷，鞭打后五谷散落，象征五谷丰登；民间则争相购买春牛碎土，谓之“咬春”，又食萝卜，曰“咬春”，寓意咬去灾厄、迎来吉祥。此外，宋代还出现“送春”“演春”，艺人装扮成春官，走街串巷演春戏、唱春词，官民同庆，让立春成为宋代社会最鲜活的时节盛景。

明清时期，立春民俗文化进一步固化并传播至全国，形成“官有仪、民有俗”的完整体系。明代于谦有诗云：“击罢泥牛物候新，一鞭分与万家春。”描绘“打春牛”盛况，《明会典》记载，明代春牛以竹为骨，糊纸彩绘，牛身彩绘四季耕作图，内藏五谷、红枣、桂圆，鞭打时众人争抢散落物，祈愿丰年安康。清代延续此俗，《清嘉录》载：“立春日，太守集府县官僚，陈设芒神土牛于府治前，击土牛者三，谓之打春，以示劝农之意。”芒神为春神，其服饰、站位皆有讲究，芒神着红衣、立牛前，寓意当年春早；着青衣、立牛侧，寓意春时适中；着黑衣、立牛后，寓意春迟，尽显古人对时令的精准把控。明清民间迎春习俗更具地域特色，贵州石阡“说春”、浙江九华“立春祭”、广东佛山“醒春狮”等，皆为这一时期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民俗瑰宝，让立春文脉在乡土间生生不息。

二、节气划分：天文、物候与气候的三重维度

立春作为节气的划分，蕴含古人对天文、物候、气候的深刻认知，形成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划分体系，历经千年传承，始终精准对接自然节律。

从天文角度，立春的确定源于古人对星象的精准观测，核心为“斗建纪月”与“太阳黄经”两大标准。我国古代推行“斗建纪月”法，将北斗七星斗柄旋转轨迹划分为十二辰，寅为东方，属木，主春，当斗柄指向寅位（东北方向），即为立春。《淮南子·天文训》明确记载：“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返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这种以星象为依据的划分，是华夏先民天文学的重要成果，确保节气与自然时序精准对应。

汉代太初历修订后，古人以太阳黄经为节气划分核心标准，太阳黄经指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每运行15°为一个节气，太阳到达黄经315°时，便是立春。这一标准更具科学性，让立春时间相对固定，公历每年2月3日至5日之间，即便历法历经颛顼历、太初历、授时历多次变革，立春作为春季开端的地位从未动摇，彰显中华文明对自然规律的坚守与传承。

物候是立春划分的核心人文维度，古人将立春十五天分为三候，每一候对应特定自然现象，是先民观察自然、指导农事的智慧结晶。《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释：“正月节，立，建始也……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一候东风解冻，立春后北风渐歇、东风送暖，大地冰冻消融，是春回大地的首个信号；二候蛰虫始振，五日后，蛰居地下的虫类感知阳气生发，在洞穴中苏醒蠕动，虽未出土，却已显生命活力；三候鱼陟负冰，再过五日，河面冰层渐融，鱼儿感知水温回升，上浮至水面，此时水面仍有碎冰未化，似被鱼儿背负，景象灵动奇妙。三候层层递进，精准捕捉万物复苏的过程，成为古人判断时令、安排春耕的重要依据。

与三候呼应的是立春“花信风”，自小寒至谷雨八节气，共二十四番花信风，立春花信为“一候迎春、二候樱桃、三候望春”。迎春花开最早，金黄花朵先叶绽放，如春天使者，报春而来；樱桃又名含桃，春初开白花，繁英如雪，素雅动人；望春即紫玉兰，花蕾“辛夷”为名贵药材，花开时紫白相间，香气清幽。古人观花信风而知时令，“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事”，花信风成为连接自然与农耕的纽带，立春见迎春开，便知春耕将至，需备耕施肥，不误农时。

从气候学角度，立春与气象学春季存在差异，却不影响其文化核心价值。气候学以候平均气温稳定在10℃至22℃为春季开端，黄河中下游地区春季多始于3月下旬至4月上旬，立春时全国多数地区平均气温仍低于10℃，故有“立春不是春，春打六九头”“立春阳气转，冰雪尚蹒跚”的谚语。但立春是时序象征，代表万物复苏的起点与人们对春的期盼，正如宋代陆游所言：“立春新戏岁华迁，此日天公亦解颜。”无论气候是否转暖，人们心中的春天已然降临，这份期盼，正是立春节气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