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武被俘进入功德林后，逢人就问：你们看见我的参谋长了吗

一九五六年盛夏的清晨，京西石景山脚下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迎来了一批新学员。送押车门一开，王耀武缓缓走下台阶，神态平静，可一双眼睛却不住在周围搜寻。还未等警卫开口，他便低声嘟哝：“有没有见到我那位参谋长？”值勤战士面面相觑，这句话此后数日从王耀武嘴里反复冒出，成了他入所改造最鲜明的“口头禅”。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王耀武的这位“参谋长”并非泛泛之辈，而是黄埔四期高材生邱维达。问题是，功德林里关押的一百多名甲级、乙级战犯名单里，并没有邱维达。王耀武一连数天没寻得人影，心里纳闷不已。要弄清这桩悬念，还要把日历往回翻到一九四八年的济南。

那年九月初，国共和谈早已名存实亡，蒋介石调动百万大军妄图困死华东野战军，结果却被粟裕抢先发难。济南战役打响前夜，时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的王耀武飞回老巢，试图亲自坐镇突围。济南的南部丘陵地带是他认为的最后屏障，茂陵山、砚池山一字横陈，他把坦克和重炮重叠配置，暗自算计：“纵有十倍来敌，也要让他们吃苦头。”

结果呢？重炮前奏甫一落幕，解放军的突击营已贴到山脚。硝烟里，胶济铁路被切断，空运跑道被火力封死，东南防线崩溃。王耀武惊愕之余，连夜调七十四师回援。可惜事与愿违，三轮冲锋未能撼动解放军分毫，反倒让自己的精锐折损殆尽。十七日夜，济南外城被撕开缺口，他只好带着少数卫士西南突围。

从将军变游侠只在转瞬之间。王耀武换上布衣，藏身村舍，靠老乡施舍的玉米饼充饥。最要命的破绽，是他随身带的那包雪白棉纸。解放区农家里哪见过如此讲究的纸张？“这怕不是大官儿吧？”巡逻民兵一句耳语，把他推向了命运的新岔路。十月二十日，王耀武在禹城落网。押往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途中，他对身边哨兵苦笑：“失算了，一手好牌打到这份上。”

王耀武很快表现出配合姿态，接连写劝降信，还到电台现身说法。但在心底，他放不下跟随自己近二十年的那个人——参谋长邱维达。二人相识要追溯到一九二八年春，彼时王耀武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营长，正扩军整编，需要熟手做参谋。有人推荐了才从黄埔四期毕业、在校任区队长的湖南人邱维达。一个精明干练、思维快捷，一个擅长用兵、喜欢冒险，两人一拍即合。此后北伐、剿共、抗战，走南闯北，几乎形影不离。

抗战爆发后，他们在南京保卫战中经历血火。秦淮河畔抢占制高点、雨花台下暗夜突围，邱维达给王耀武出了不少妙计；长沙会战、常德保卫战，他们又并肩死守孤城。王耀武真正的“用兵如神”，其实离不开邱维达在背后反复推演的沙盘和作战处方。到了一九四六年，七十四师扩编为军，邱维达顺势升为军长。论资格，他比王耀武低一辈；论情义，却是王耀武最倚重的谋士。

可等到内战进入尾声，形势已不能以意志力逆转。一九四九年一月，卢龙集决战前夜，邱维达面对粟裕大迂回的态势，夜里两点独自走进指挥部敲响王耀武的电话。“老长官，我看守不住了，兄弟我先走一步。”电话那头沉默良久，只留“保重”二字。邱维达率部在萧县向华东野战军主动放下武器，被按“起义”而非“被俘”处理，随后编入华东军区教导团学习。正是这段“先行投诚”，让他避开了功德林那长长的战犯名单。

一九五零年冬，东南战事紧张，国防部急需熟悉国民党兵法体系的人才做智库。刘伯承元帅亲点，将邱维达调至刚成立半年的南京军事学院。那时的南京古城墙上还能看到战争留下的弹痕，校园里却已搭起简易教室，黑板是临时从废弃兵营抬来刷漆。邱维达进校后写下第一份报告，建议在野战兵团作战学课程中增加美式步坦协同部分，理由很实在：“对手曾用过的东西，咱们更得吃透。”刘帅批示：可行，速办。

教学忙，改造也没拉下。课余时间，邱维达同其他起义将领一道，学习新宪法、土地改革法。他常跟老伙计卢胜说：“当年学《战术学》背得滚瓜烂熟，到头来还是要先把人民装进心里，这课更难，也更重要。”渐渐地，他从“旁听生”变成正式教师，主讲合同战术和要塞攻防。年轻学员喜欢找他聊天，因为这位头发花白的少将军长能把最枯燥的教范拆成一个个战例，时不时抛出一句湖南俚语，教室里常响起笑声。

就这样，邱维达的日子一晃过了六年。与此同时，功德林里的王耀武始终不解，为什么昔日左右手不见踪影。直到一九五六年秋，管理所组织旧部互访，南京军事学院寄来一封信：“王将军台鉴，维达在宁，执教鲲鹏。愿君好学自新，日后相见，还谈兵论剑。”王耀武反复摩挲那几行钢笔字，良久无语。有人听见他轻轻说了句：“老邱原来真活得有声有色。”

这封信像一把钥匙，悄悄撬开了王耀武心里的闩。他开始在学习室前排就坐，认真做笔记，遇到不了解的政治术语，便向辅导员请教，还主动为年龄大的战犯朗读文件，赢得不少好评。一九五八年，他被推选为学习小组长。有人打趣：“王司令还是会带兵。”他耸耸肩：“这回带自己，难度更大。”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下旬，中央签发第一批特赦令，王耀武名列其中。走出功德林大门时，风有些冷，他下意识摸了摸兜里，那里装着邱维达的来信。他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专员，常年的舆图、档案，又激起他掩藏多年的军事兴趣。整理抗战史料时，他写下这样一句：“昔日错认敌友，今日方知天下大道，晚矣，然亦幸矣。”字迹遒劲，像极了当年炮火中的手令。

而千里之外的南京，邱维达依旧在黑板前挥粉笔。学员们背后议论，这位“邱老”讲课一口气能站三小时，却从不高谈阔论政治，只一句：“军人若不懂人民之义，战场上永远懂不了胜负。”一九六二年，军事学院扩充陆航、两栖作战科目，他又被推上新课程负责人。那年，他已五十六岁，仍坚持手绘战术图，累了就喝口浓茶继续画，有时通宵到天亮。

六十年代末，邱维达回湖南老家小住，白天陪母亲种菜，夜里提灯整理自己保留下来的抗战笔记。他想做一件事：把二十多年戎马生涯写下来，留给后辈做反面镜鉴。一九七〇年初稿完成，他自嘲：“此乃败军将领备忘，或有可取。”十六万字的手稿被朋友带到南京，后来不少章节被引用进学院内部教材。

至此，那段“参谋长去哪了”的插曲才算圆满。王耀武与邱维达，活成了两条相交又分岔的轨迹：一人在功德林里读书思过，一人在讲台上传授兵学；一个等来特赦重回社会，一个早已用新身份证明价值。岁月推移，二人终究未能再把盏长谈，但他们的命运兜兜转转，折射出同一条历史主线——在风雨激荡的近现代中国，个人际遇常与时代洪流紧紧相缠，一念之差，结局天壤。

这就是王耀武在功德林“逢人便问”的答案：参谋长不在战犯席位，而在新共和国的课堂上，讲述如何打赢下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