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大军20万，打傅作义却只出4万，中央纳闷剩下的去哪了

1945年的深秋，大概是十月份的光景，身为军统榆林站一把手的黄逸公，跑了一趟归绥（也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专门去拜个码头，见见傅作义。

也就是这顿接风酒，喝得黄逸公后背直冒凉气。

按规矩，傅作义坐镇主位，可那个精气神全没了，跟丢了三魂七魄似的。

热菜凉菜摆了一桌子，他也不动筷子招呼；旁边人端着酒杯敬他，嘴皮子磨破了，他也听不见，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虚空发愣。

后来还是邓宝珊私底下给黄逸公透了实底：傅长官这是让吓着了，连着好几天，眼睛都没合过。

把这位爷吓成这副德行的，正是聂荣臻跟贺龙联手拉起来的队伍——晋察冀和晋绥联军。

前不久在集宁、卓资山那两仗，傅作义手心里的宝贝疙瘩35军，让人家打得找不着北，连去救场的人马都被一股脑儿包了圆。

那会儿的傅作义，可不是后来那个手握三十万大军、在北平城里横着走的“华北王”。

那时候他满打满算，手里能拉出去像样打仗的，也就四五万人，顶多也就是晋察冀那边兵力的四分之一。

照常理看，这局棋简直就是“趁你病，要你命”的天赐良机。

可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就是邪门。

坐拥二十多万大军、手里抓着一把王炸的晋察冀部队，折腾到最后，愣是没把傅作义这块肉吞下去，反倒让他借着这口气回了魂，最后成了华北战场上最硌牙的一块硬骨头。

这么好的一副牌，怎么就打了个稀巴烂？

归根结底，是有两笔账，当时没盘算清楚。

头一笔账是关于“面子”和“里子”的：正规军这块牌子，到底是穿出来的，还是打出来的？

时间回到1945年9月，中央那是下了死命令，要把察哈尔和绥远这两个省拿回来。

摊开账本一看，两边的实力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聂荣臻手底下的晋察冀野战军，虽说分了一拨人去闯关东，但这留下的家底依然厚实。

再加上贺龙那边的晋绥人马，两家凑一块，光是野战的主力就有二十五万之众。

再瞅瞅傅作义那边，除了那支嫡系35军还凑合，剩下的暂3军、暂4军基本都是杂牌货色，把家底儿掏空了，能打硬仗的也就五个步兵师加一个骑兵师。

五个打一个，这优势简直大得没边了。

可偏偏就在要动手的节骨眼上，晋察冀的大军没像猛虎下山那样扑过去，反倒踩了一脚刹车，停下来干了一件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换衣裳。

这可不是说笑话，是真真切切地换军装。

那时候晋察冀虽说挂牌成立了野战军，可骨子里还是游击队的底子。

杨成武带着冀中纵队集合的时候，好些战士身上还套着老百姓的便服，脑袋上扎着白毛巾当记号。

这副行头让聂荣臻看着心里发慌。

他琢磨着，这样的队伍拉出去跨区打大仗，既丢份儿，纪律和指挥也不好弄。

于是，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策出炉了：聂荣臻跟中央软磨硬泡，非要争取时间，把开战的日子往后推一个月。

这一个月干嘛呢？

除了筹集粮草，最要紧的任务竟然是——赶制棉衣，统一行头，给大伙儿换装。

甚至连手里的家伙事儿都要重新调配，把那些五花八门的万国牌土枪、大刀长矛重新归拢，尽量让一个连、一个营用一样的武器。

这笔账，聂荣臻算的是“正规化”。

他觉得要是没个统一的后勤和装备，这大兵团的正规仗根本没法打。

可要是从战机这笔账上算，那是亏到姥姥家了。

打仗讲究的就是个快字。

这一个月的时间，等于给了惊魂未定的傅作义一颗救心丸。

这老狐狸反应极快，立马把撒在外面那些零碎部队全缩了回去，死死守住归绥和包头这两个硬核桃。

等到10月18日，晋察冀的战士们终于穿上了崭新的军装、扛着清一色的机枪发起冲锋时，他们对面不再是荒野里乱跑的溃兵，而是深沟高垒、严阵以待的坚城。

第二笔账是关于“取舍”的：你是想要一座空荡荡的城池，还是想彻底消灭敌人的活力量？

傅作义缩回乌龟壳里了，这仗怎么打？

这时候，远在延安的主席眼光毒辣，一眼就看穿了局势。

他给聂荣臻和贺龙发了封电报，把摆在面前的路数剖析得明明白白（大意是这么个意思）：

头一条路，你要是觉得自己胳膊粗力气大、炮弹多得没处使，那就别磨叽，直接硬砸归绥，把傅作义的老窝端了。

第二条路，要是硬啃牙崩，那就设个局把傅作义骗出来，在野外运动战里弄死他。

第三条路，要是这也不行，那就别盯着归绥看了。

主力部队往西边去，先把包头拿下来，把归绥晾成一座死城，回头再收拾。

第四条路，要是上面这三招都不灵，那就只能围起来慢慢耗，看谁命长。

这四个选项，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战术选择题。

就凭当时我军手里那点家当，第一条路（强攻）肯定是死路一条。

缺大炮，攻坚手段少，这是八路军的老短板。

最聪明的法子其实是第二条或者第三条：利用人多的优势，围点打援，或者是攻其必救。

可聂荣臻和贺龙这会儿却钻进了牛角尖，陷入了一种“舍不得”的纠结里。

他们把大部队摆在归绥城底下，既没有那么多炮火轰开城门，又不舍得撤围去打野战。

为啥不舍得？

就怕这一撤，好不容易形成的“包围圈”散了，怕部队这一动弹显得自己怂了。

这就搞成了一个要命的僵局：主力部队把归绥围得跟铁桶似的，可就是下不去嘴。

这当口，主席又来电报了，这回的建议胆子更大：主力西进，先吃掉包头，把傅作义和宁夏马鸿逵的联系给切了。

这招的核心逻辑就是——把归绥扔一边凉快去，让他守着一座孤城喝西北风。

可聂荣臻心里这笔账怎么也算不过来。

他担心大军全去打包头，离后方太远，补给线拉得老长，万一归绥的傅作义主力杀出来断了后路，那可就得包饺子了。

于是乎，最后的拍板方案变成了个“半吊子”：聂荣臻留主力接着围归绥，贺龙分兵去磕包头。

这个“折中”方案，恰恰犯了兵家大忌。

兵力这么一分，原来的优势瞬间就稀释没了。

贺龙带着四万多号人去打包头，结果踢到了铁板上。

守包头的是傅作义手下的干将董其武，这人守城那是出了名的硬，硬是把贺龙的攻势给顶住了。

再看归绥这边，聂荣臻的部队因为没法攻坚，也没重武器，只能在城外干瞪眼。

时间一长，兵困马乏，那股子心气儿慢慢就磨没了。

这一拖不要紧，原本计划的“闪电战”硬生生拖成了“消耗战”。

老天爷这回站在了傅作义这边。

北平那边的国民党军用飞机运来了重炮团，轰炸机也跟着来凑热闹；宁夏的马鸿逵一看有便宜占，也派了骑兵师来救包头。

打到最后，归绥没啃下来，包头也没摸着。

聂、贺二位没办法，只能一脸无奈地撤兵。

这仗打得有多憋屈？

咱们不妨横向比比。

就在同一时期，粟裕在苏中战役里碰上的情况也差不多：手里也是五万来人，面对的也是装备精良的对手。

而且粟裕面对的是十二万国民党正规军，比傅作义强得不是一星半点。

可人家粟裕赢了，还是漂漂亮亮的七战七捷。

差哪儿了？

要是换粟裕来指挥绥远这盘棋，他绝不可能给傅作义缩回城里的机会。

主席在电报里批评得那是一针见血：当我军往绥远压过去的时候，就应该早早派兵绕到傅作义屁股后头，把他的退路给掐了。

只要是在野外打，傅作义那点人马根本不够我军塞牙缝的。

说白了，晋察冀部队虽然牌子上写着“野战军”，骨子里还是游击队的那套老思维。

他们的野战指挥架子搭得太潦草，根本没有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那套体系。

别说什么步炮协同、挖战壕推进这些技术活儿，就连最基本的快速机动能力都跟不上趟。

粟裕的部队那是真能跑、真能绕、真能穿插，那是货真价实的“野战军”。

反观晋察冀这边，为了换身衣裳能等一个月，为了怕没饭吃就不敢大胆穿插。

这不能光怪某一个人的指挥不行，这是一次脱胎换骨必须经历的“阵痛”。

从游击队向正规军变身，可不是换身皮、改个名字就算完事的。

它需要脑子里的指挥思维升级、后勤保障体系重造，还得有敢打大仗、硬仗的那种心理素质。

绥远这一仗打输了，代价那是相当沉重。

那个在酒桌上发呆、被吓破了胆的傅作义，因为这一仗的“死里逃生”，彻底找回了自信心。

他琢磨过味儿来了：原来八路军也就那么回事嘛，攻坚不行，没重武器，只要把大城市守死了，他们就没招。

这个心理优势一旦立起来，傅作义整个人都变了。

后来他拿下张家口，狂得没边，甚至敢给主席写公开信进行挑衅羞辱。

要是当初那一仗，晋察冀部队能少算计点“正规化”的面子账，多算计点“兵贵神速”的战机账；能少算计点“补给困难”的保守账，多算计点“野战歼敌”的风险账…

没准华北的局面，早就不是后来那个样了。

那个后来让解放军头疼了整整三年的“华北剿总”傅长官，本该在1945年的那个秋天，就彻底化为历史的尘埃。

信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