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规模最大的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手术室里,一种新型的“植入物”被秘密地缝进了至少94名患者的体内。它不是救命的医疗器械,而是一个精心编织的、价值数万元的谎言。
这些谎言以不锈钢和塑料的实体形式,静静地潜伏在受害者的皮肉之下,成为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外科诈骗最冰冷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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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木工手指上的“幽灵器械”
2018年,木工王海森左手拇指被电锯切断。在郑大一附院急诊外科,一场持续数小时的手术后,他的账单上赫然列着一项33600元的费用:两个进口微血管吻合装置。医生告诉他,这种高科技器械能缩短手术时间,大大有利于恢复。对于一个靠双手养家的木工而言,手指就是他的整个世界。王海森忍痛接受了这笔巨额花费,心想:“三万买回一根拇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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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一次偶然的提醒让他去拍摄了X光片。影像结果让他如坠冰窟——那两件宣称已被植入体内、价值不菲的“神器”,踪影全无。它们究竟去了哪里?真相残酷得令人难以置信:手术室助理向警方坦白,它们从未被使用,几小时后,便与其他医疗废物一起,静静地躺在垃圾桶里。
一场现代医学的黑色荒诞剧就此揭开序幕:价值数万元的先进医疗器械,其“最佳适应症”竟是医疗废物桶。
二、不适用的器械与精准的贪婪算计
更加讽刺的是,根据供应商的明确说明和医学常识,这种吻合装置根本不适用于手指这样纤细的血管。它将血管像扣纽扣一样套住、钉合,分为7个型号,对应直径1-4毫米的血管。而手指血管的直径往往小于1毫米,强行使用可能导致血管撕裂、血流不畅。连主刀医生王某的助理都承认:“哪怕是最小型号,也不适合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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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为什么王某医生仍在四年间,对包括多名儿童在内的94名手部创伤患者,使用了至少128个这样的装置?
利益的链条给出了冰冷的答案。调查显示,传统手工缝合一条血管,医生能获得的绩效补贴约为1200-1800元。而使用一个吻合装置,患者需支付16800元,医生可从中获得高达20%的回扣,且“一月一结”。据医药代表供述,回扣若送晚了,王医生甚至会“生气、停用产品”。
在这里,患者的身体成了道具,手术台成了交易台,病历记录成了伪造的财务报表。本应是治疗核心的“手工缝合血管”,沦为这场骗剧中唯一真实的背景动作;而那价格高昂的“吻合术”,则纯粹是为了开具账单、套取回扣而上演的“皇帝的新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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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骗术“迭代”:从“不装”到“缝旁边”的“防伪标签”
2018年,王某曾因“术中未使用吻合器却计费”遭到患者联名投诉。医院的处置是将其调至另一院区。然而,惩罚并未带来悔改,反而催生了骗术的“升级”。
助理的通话录音揭示了这种“创新”:为了避免再次被X光片“拆穿”,他们不再将器械丢进垃圾桶,而是将其“放进去,缝在血管旁边”。他们赤裸裸地讨论:“上次出事吃亏不就是没放进去吗?如果那一次放进去了,就啥事也没有了。”
这意味着,从那一刻起,部分患者体内被植入的装置,其功能发生了根本性异化:它不再是为了治疗,而是为了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医疗纠纷中,充当应对X光检查的“防伪标签”。患者付出巨额金钱,承受额外的手术创伤,换来的竟是一个为医生欺诈行为背书的“物证”。
四、系统的沉默与失能的监督
更令人深思的是这张欺诈网络得以长期运转的“生态系统”。
时间线的宽容:从2018年被投诉调岗,到2021年经媒体曝光后被停职调查,再到仅8个月后恢复诊疗活动,直至退休一年半后才被刑事拘留,王某的职业生涯并未因欺诈行为受到及时、严厉的阻断。一名患者可能长达一年半都在接受虚假治疗,而投诉与调查的进程却缓慢而迟滞。
光环下的盲区:三甲医院,尤其是“亚洲最大医院”的光环,构成了天然的信任屏障。对于绝大多数患者而言,医院的权威性使其不敢、也无力质疑专业的医疗决策。复杂的专业壁垒让外部监督难以介入。而体制内部,当创收压力与个人利益勾连,监督机制似乎选择性失灵了。
儿童的眼泪:判决书中“多名1岁、5岁、6岁不等的儿童受害者”的描述,刺痛了公众最柔软的神经。这些最脆弱、最需要保护的生命,他们的信任与未来,也被无情地缝进了这场谎言之中。
五、当手术刀背离仁心:医疗信任体系的裂痕
“郑大一附院94人缝入谎言”事件,远远超越了个别医生的道德沦丧。它像一柄冰冷的手术刀,划开了现代医疗体系肌体上几个令人忧虑的深层病灶:
技术的异化:先进的医疗器械本应是延伸医生能力、造福患者的工具。但当其使用与回扣强行绑定,工具便异化为目的本身。技术不再服务于医学伦理,而是服务于利润攫取。
绩效的扭曲:当医院管理过度强调经济指标,当医生的收入与耗材使用、项目收费过度挂钩,救死扶伤的天平便可能悄然倾斜。缝合一条血管的“手艺价值”远不如开具一个昂贵装置,这种扭曲的激励是滋生欺诈的温床。
监督的失效:从科室内部到医院管理层,再到上级卫生监管系统,层层防线为何未能及时识别并阻断这场持续数年、手法并不算高明的骗局?是能力不足,还是意愿欠缺?系统的沉默,往往是对恶行的纵容。
结语:拿什么缝合破裂的信任?
患者的身体,本应是生命与信任的最后防线,却一度沦为资本与贪婪的提款机。手术室,这个本应充满对生命敬畏的神圣空间,却变成了一条冷漠的欺诈流水线。
王海森们是“幸运”的,他们最终看到了X光片上的真相。但我们不得不问,还有多少未被发现的“谎言”,仍沉默地存在于不知情的患者体内?还有多少类似的“流水线”,仍在暗处运转?
每一次这样的丑闻,都是在医患之间本已脆弱的关系上撕裂一道伤口。重建信任,需要的不仅是对个别败类的依法严惩,更是对整个系统的深刻反思与彻底改革:必须建立更透明、更抗干扰的医疗流程监督机制;必须改革可能诱导过度医疗的薪酬体系;必须打破专业壁垒,保障患者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必须让伦理教育与法律惩戒真正贯穿医疗从业者的职业生涯。
愿每一次手术,都是为了治愈,而非为了欺骗。愿每一件被植入身体的,都是希望,而不是谎言。这不仅是患者的期盼,更应是一切从医者和医疗管理系统不可动摇的底线。毕竟,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如果连托付生命的医生都不能被信任,我们还能相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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