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威望与信誉贷款，为什么汉武帝能转身，隋炀帝必须死？

“美国是否可以通过无限印刷来一直收割全世界？”，这是一个持续活跃于中文互联网上的问题，经过多年讨论，大家大体得出了结论：不行。

有人可能会反驳，并给出两点理由：第一，美元是世界货币，他印出来的钱就是能换别的国家的商品，它过去一直在这样做，别的国家只能干瞪眼；第二，美元曾在金融危机后和口罩时启动无限印钞，结果是美元印钞的代价全世界买单。

这样的观点不能说完全错误，但属于典型的只“只见树，却不见森林”，以上观点成立有两个条件：第一，时间尺度上的“一直”，只局限于冷战后30年；第二，程度上的“无限”，是能够被记在资产负债表上的36万亿。

金融的本质是信誉，大多数认为美国可以无限印钞的人，都只看到了美国在最近几十年在金融市场的翻云覆雨，却没有看到美国在之前的百年里攒下的金融信誉。

如今美国“印钞收割全世界”的操作，本质上讲是美国在用先辈们攒下的信誉进行贷款。

“国际货币”是金融市场上天字第一号信誉，拥有这个身份加持，美国确实可以做很多别的国家做不了的事，但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在金融信誉与国际货币的关系中，金融信誉是因，国际货币身份是果，如果美国持续以消耗自己金融信誉为代价来用所谓国际货币身份进行大肆收割，其无异于在自掘坟墓，当其先辈们用百年时间攒下的金融信誉被消耗殆尽，其所谓国际货币的身份也将随着灰飞烟灭。

“信誉越好，利率越低，信誉耗尽，额度清零”，这是金融市场上的铁律，而在更为复杂的权力场上，也大致遵循类似的规律。

只不过金融市场上的信誉额度可以通过利率来进行较为直观的反应，而在权力场上，只有少数清醒者知道自己还有多少信誉存款，还能借多少信誉贷款，那个在信誉破产前华丽转身的男人，翻遍史书很难找出第二个，仅就这一点看，他也配得上一个“千古一帝”的称号。

大泽乡与法家的极限

秦因法家而强，并最终实现了天下一统，法家治国分三个阶段，也就是所谓的“法”、“术”、“势”。

法家的理论基础是“性恶论”，所有人都有两个特点：“趋利”和“弊害”，进而推导出治理国家只需要用好“赏”与“罚”这两个工具，但这些说着轻巧，具体该如何实现却是一门大学问，从秦帝国由弱变强，再到崩溃的总过程，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一套“法家操作指南”。

商鞅变法的起手式是“徙木立信”，变法的灵魂是“军功爵制”，那个搬走木头的人得到了金钱，在战场上砍了敌人脑袋的秦军士兵，得到的了爵位，这些，都是赏。

一个组织想通过法家的手段变强，第一步，得言而有信且该赏则赏，拿了你好处的人会拥有你，这样你才能进行下一步动作，规定哪些事要受到惩罚。

这样一个“赏罚循环”下来，法家的权威会被初步确立，此时的赏罚标准应该是社会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我们称之为“赏罚对等”，甚至“赏大于罚”的阶段，这是法家治国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法”的阶段。

一个“赏罚对等”甚至“赏大于罚”的组织一定是受欢迎的，会吸引大量人加入，而一旦你的组织规模大到一定程度，统治者就可以搞一些小动作了，比如说让乡里之间相互举报呀，悄悄地增加赋税和徭役负担呀，悄悄升高“赏”的标准，偷偷减低“罚”的标准呀。

走到这一步，系统内的人对于制度的感情就会变成又爱又恨，他们能够感受到可以获得的越来越少了，但因为已经身处体系内无法离开，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系统内的人感到不舒服的根本原因是统治者悄悄地调整了“赏罚天平”，以手段来拿捏系统内的人，这种情况广泛出现时，法家就走到了第二阶段，“术”的阶段。

该说说“赏”与“罚”这两个工具了，如果想让别人真心拥护你，应该用“赏”这个手段，而让人不得不拥护你，则要用“罚”这个工具了，但对于统治者来说，本能会告诉他少用“赏”，多用“罚”，因为对于统治者来说，“赏”是要付出成本的，而“罚”看似不用付出任何成本，还能带来收益。

法家治下的组织完成从“法”到“术”蜕变，其背后的逻辑是统治者的统治成本的悄然降低。

如果以法家模式维系的组织在走到“术”的阶段后继续膨胀，成长为一个超级巨无霸，表面上看，它就可以随意拿捏系统内的人了，因为在这个时候，统治者控制的国家机器已经对系统内的所有个体形成碾压之势，在这个阶段，统治者用“赏”的手段已经很少了，“罚”的手段则应用的越来越多。

这便是法家治国的终极形态：“势”的阶段。

当统治者掌握了最高效的国家机器时，他是否可以不再用“赏”，而只用“罚”的工具来治理国家？

理论上讲，可以，因为统治者手中的权力已经近乎无限大了，但大泽乡的社会实验给出了现实世界中的答案：不行。

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出在哪里？

一些细心的朋友在看到法家的“法”、“术”、“势”三个阶段时，心中应该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当法家模式治下的组织进入到“术”的阶段，其已经让内部成员感觉不舒服了，也就是说，它已经不具备吸引力了，这种情况下，它为何还能继续膨胀？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体系内，而在体系外，当法家体系从“法”的阶段过渡到“术”的阶段时，统治者能够以更低的成本从体系内获取资源，而这些资源有相当一部分会被应用于体系之外，只要能在体系外获得额外利益，“术”治下的组织就能继续维持下去，甚至继续膨胀。

从外部获取利益后，理论上讲统治者可以拿这些利益来补偿“术”治下被持续盘剥的内部成员，但现实中，这样的利益补偿相比于当初的付出，常常只是九牛一毛。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获取与补偿的不对等，并不会影响统治者的统治基础，因为那从外部获得的利益，除了一小部分被作为内部成员的补偿外，绝大多数转化成了统治者个人的威望资产。

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威望是最最重要的信誉存款，威望可以让统治者做一件事的成本变得非常低，一个统治者，如果在其“威望额度”范围内行事，则他的统治基本上是稳固的，而如果他非要做超出自己“威望额度”太多的事，那么他的结局通常不会太妙。

同样是法家治国的坚定信奉者，同样很能“折腾”，汉武帝与隋炀帝的结局为何不同？无他，威望额度不同耳。

奇男子的大手笔

汉武帝刘彻在位50余年，一生的大多数时候都在“折腾”。

汉武帝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北击匈奴，开疆拓土；第二是在国内进行“大政府改革”。

关于汉武帝的争议更多来自第二点。

汉武帝的“大政府改革”为后世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如盐铁专卖制度，但坦白说，汉武帝的改革中，失败的教训也不少，如搞的民间经济凋敝的“算缗令”、“告缗令”。

如“算缗令”、“告缗令”这样能够对民间经济起到“毁灭性打击”效果的改革尝试，汉武帝干了好几件，如果是其他帝王，这国可能已经亡了好几次了，但汉武帝却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去“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民间被折腾的死去活来，他的皇位却稳如泰山。

汉武帝玩命“折腾”却不亡国的原因在于他的威望额度很高，那么他的威望额度从何而来呢？毫无疑问，从匈奴处来。

汉武帝继位之初，匈奴屡屡犯边，边境居民苦不堪言，于是打击匈奴便成为了一个社会共识，就算有些人内心里反对，但这件事至少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一件事如果成为了某种社会共识，那么把它做好的人就能获得巨大的威望。

汉匈战争中的关键环节是骑兵对决，大汉是农耕帝国，不似匈奴那种天生在马背上长大的游牧民族，养骑兵是非常昂贵的，且对于农耕文明来说，骑兵是纯消耗。

为了维持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汉武帝开始了全方位的搞钱，包括卖官鬻爵，盐铁专卖以及后来被证明弊大于利的算缗告缗。

卖官鬻爵，是非常赤裸裸的用统治者的威望去变现，盐铁专卖则是以动了很多人利益为代价来充盈国库，如何保证被动了利益的人不反抗？第一是靠国家机器去强制执行，第二是靠统治者威望让后者主动选择不反抗，而国家机器为什么愿意为你去做事，说到底还是得靠统治者的威望。

威望之于统治者就好比粮食之于普通人，普通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而统治者要有足够的威望，才能保证其统治的延续。

汉武帝为了打匈奴而大肆敛财，打匈奴具有天然正义性，且能开疆拓土，对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功绩，能提高统治者的威望，我们可以称之为“威望存款”。

而卖官鬻爵也好，盐铁专卖也罢，则是把别人手里的利益拿到自己手中，动人利益，一定有人不高兴，但如果统治者的威望足够，即便有些人不高兴，这些政策也能执行得下去，这个过程其实相当于统治者将威望变现。

将威望变现为真金白银后，汉武帝又得以将更多的资源砸在军事上，而后组织更大规模作战，取得更大的胜利，获得更大的威望，这便是汉武帝实现的“大循环”，以威望为纽带，同步推动对外战争和对内改革。

由于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中积累的威望实在太高，威望额度实在太多，所以在改革方面他拥有相当大的试错空间，即便是较为重大的改革失误，也不至于使他的威望额度见底。

但汉武帝的这套手段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不灵了，汉武帝不得不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以“罪己诏”的方式与自己的过去挥手告别。

一辈子铁腕统治的汉武帝为什么在最后时刻主动转向呢？因为他的威望来源没有了。

漠北决战后，匈奴主力龟缩漠北，漠南无王庭，汉匈双方的攻守态势彻底转变，但这也意味着汉帝国发动对匈奴战争的成本急速拉升。

卫青、霍去病指挥的漠北决战可谓空前绝后，两路大军皆战果斐然，但同时，汉廷发动这样一次进攻的成本也是高的吓人的，匈奴王庭龟缩于漠北，意味着汉帝国以后每发动一次进攻，成本都得参照漠北决战，卫、霍逝世后，汉帝国再无能够指挥得了如此大规模决战的将帅，李广利的几次出征，结局都是损兵折将。

之前说打匈奴对于汉武帝来说是一种威望存款，其实是不完整的，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打赢匈奴对于汉武帝来说，是一种威望存款，你不但得打，你还得打赢。

过去，汉武帝很多充满想象力的改革虽然有时也搞得民间苦不堪言，但他能带领汉帝国打赢匈奴，汉武帝改革失败带来的威望损失，会在对匈奴的胜利中找回来。

但在汉武帝人生的最后十年，在对匈奴的战争中，他赢不了了，打不赢匈奴，就没有威望存款入账，再折腾，就是将威望坐吃山空，汉武帝这样的“精算师”，在自己的威望额度即将耗尽时，果断选择放手。

与汉武帝相比，那个八百年后的模仿者就显得十分幼稚了。

“大业”崩塌

北魏分裂后，地盘、人口都更少的北周集团在巨大生存压力的威胁下，决定搞法家以自救。

只要开启法家模式，基本都会沿着“法”、“术”、“势”的模式走下去，但这种模式有一个致命缺陷：越往后走，社会成员的压力越大，整个社会其实是越危险的，但与此同时，统治者手中的权力却越来越大，所以此时被权力包裹，正在享受权力快感的统治者是意识不到危险的。

过早地享受权力的快感可未必是件好事，他会让人忘记权力的来源是什么？

隋炀帝从父亲手中接过权柄时，隋帝国已经完成了最充分的集权，隋炀帝一登基，就几乎掌握着不受任何限制的无限权力。

这样至高无上权力的背后，其实是隋文帝杨坚一统天下所建立的无限威望，隋炀帝理所应当地认为这份威望也应该伴随着皇位传递到自己手中，但威望这东西不同于金钱，不能简单传递，父辈们手中的威望到了晚辈这里是要大打折扣的。

隋炀帝接过权柄后，征吐谷浑，开科举，修大运河，这三件事中，只有征吐谷浑是在增加自己的威望存款，后两件事因为要动很多人利益，实质上都是在消耗自己的威望额度。

而吐谷浑又并非隋帝国的主要对手，所以征吐谷浑这件所谓的功绩对于隋炀帝的威望加成也相当有限。

自己的威望额度很低的隋炀帝，却要搞像汉武帝一样的大手笔，这就是典型的德不配位。

汉武帝通过对外战争来获取威望，而后再用威望干大事，隋炀帝大概率是想复制汉武帝的这种模式，所以才在天下负担已近极限的情况下，还要搞百万大军征高句丽的戏码。

可惜其画虎画皮难画骨，汉武帝能对匈奴的战争中持续获得威望的前提是他能打的赢，对外战争能打赢才能带来威望，如果打输了，不但不能增加威望额度，还是重大的威望损失。

如果隋炀帝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倾全国之兵征高句丽这样的事是绝对不该做的，因为高句丽并非隋帝国的最主要对手，这样的战争，赢了，带来的威望加持有限，一旦输了，基本就等于宣布隋炀帝这个皇帝的信用破产，风险与收益极端不成正比，这种赔本的买卖绝不该做。

但隋炀帝获得权力的过程太过容易，他对于自己还有多少威望额度这样的事极度不敏感，以至于他在已经事实上信用破产的情况下，依旧要搞二征高句丽的行为艺术。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汉武帝能较为准确地估算出自己大约还有多少威望额度，而隋炀帝却不能。

除了天生的权力敏感性外，二者在权力场上的时间也是一个关键因素，汉武帝的集权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汉武帝在不断摸索中，大致清楚了什么样的威望可以干什么样事。

而隋炀帝过早地获得了至高权力，他对于威望额度的概念很淡薄，或者说在他眼里，皇帝的威望天然是无限。

权力是利器，也是毒药，那些过早地获得了与自己的能力、认知不匹配的权力的人，其结局通常是被权力猛兽生吞活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