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声思考丨当WTT竭泽而渔，乒乓球的未来需要中国反客为主

2026年的国际乒坛，在一种矛盾的节奏中拉开序幕——多哈站长达十天的硝烟尚未散尽，仅隔不到48小时，马斯喀特站的战鼓就已轰然擂响。被填充得如此密不透风的赛程表，似乎在印证着这项运动前所未有的火热。

然而，当转播镜头扫过看台时，却诚实地记录下了多哈与马斯喀特场馆内那些刺眼的大片空座。当孙颖莎、王楚钦等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名字从名单上消失之后，比赛的商业魅力便瞬间褪色，观众用脚投票，结果冰冷而直接。

明星的缺席，恰恰与过于密集的赛程息息相关——2025年底，孙颖莎在香港总决赛中脚踝受伤，王楚钦因背部严重不适退赛，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参加了太多比赛，超出了身体负荷。于是，他们的身体先于意志亮起了红灯。

也恰巧在此时，87岁的乒坛泰斗、国际乒联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在前不久的一次访谈中，将矛头直指症结所在——他痛批WTT（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的赛制设计，斥责其将商业利益凌驾于运动员健康之上，以捆绑奥运资格等强制性手段“绑架”球员，最终不仅损害了各国精心培育运动员的体系，更可能掏空这项运动的未来根基。

事实上，国内外这几年对WTT的诟病从未停息，但像徐老这样重量级的人物，以如此公开、尖锐且系统的方式，直指WTT商业逻辑的核心矛盾，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已是耄耋之年的徐寅生，仍在为乒乓球这项运动的发展而奔忙

失控的紧箍咒

自2021年全面运营以来，WTT在扩张赛事版图与商业收入上确有建树，尤其是在2024年，借奥运东风首度盈利，营造出了一种热火朝天的表象。

然而，在这表象之下，WTT商业逻辑的基石，却像是一道深深嵌入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紧箍咒”。它靠着强制性的捆绑，将球员的世界排名积分、奥运参赛资格与WTT旗下赛事的出场义务牢牢锁死。

根据WTT此前的规定，单打世界排名前100的球员在受邀之后，都必须参加WTT系列赛事，不得拒绝。尤其是顶尖选手，他们面临的约束更为严苛，若无故退赛，将面临高达5000至6000美元的罚款。

更为严厉的，是来自于“积分赋零”的威胁——一旦无故缺席，除了罚款之外，球员过去52周内辛苦积累的最高一项有效积分将被直接剥夺。这不仅意味着经济损失，更是对其竞技生命线的直接打击。

由于当前的世界乒坛三大赛（世界杯、世乒赛、奥运会）资格，都与世界排名深度挂钩，这就导致了WTT可以轻松地通过挟持运动员的世界大赛名额，为自己的商业赛事上座率与票房提供双重保险。

这也正是乒坛泰斗徐寅生所痛心疾首的关键。他犀利地指出，这套由商业机构设计的规则，实质上“绑架”了各国投入巨大资源培养的运动员体系，将运动员的健康与国家的奥运战略置于商业利益之后。

“紧箍咒”一旦念响，其最直接的代价便由运动员的身体承受。

以当前乒坛顶流的王楚钦和孙颖莎为例：为了保证票房与转播收视率，2025赛季，两人全年分别出赛高达129场和119场，近乎每三天就要经历一场高强度对决。这种密集赛程的压榨，最终在年底的香港总决赛达到临界点，两人身体机能因疲劳而崩溃，迄今仍在恢复当中。

当系统的保护机制失效，甚至本身成为压力来源时，一些顶尖运动员也开始以最决绝的方式寻求“解咒”。樊振东与陈梦，作为巴黎奥运会的单打冠军，在更早时就选择公开退出了世界排名系统；而国外的西蒙·高茨、阿鲁纳与雨果，也多次在社媒上发表檄文声讨WTT，甚至还为此成立了球员联盟组织。

尽管因为球员的压力，WTT后续进行了一些规则内的小修小补——例如提供了每年两次的有限豁免机会——但核心的罚款威胁未除，全球赛程的总体密度甚至有增无减，“商业优先、强制驱动”的底层逻辑依然不变。

寻根溯源，这一切乱象的症结，在于国际乒联（ITTF）与其全资商业子公司WTT之间模糊甚至错位的职权边界。

ITTF作为官方管理机构，竟然将制定奥运资格的核心体育公权力的实质性部分，让渡给了以盈利为首要目标的WTT——你能想象国际网协将世界大赛的名额决定权让渡给ATP与WTA吗？

这种“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结构性矛盾，必然使得商业诉求总是能够轻易凌驾于运动发展规律之上。于是乎，本该是鼓励参赛、鼓励发展的政策，最终在实践中变成了“紧箍咒”，念疼了运动员，念走了观众，也悄然侵蚀着这项运动赖以长青的基石。

被高估的商业幻想

ITTF与WTT为何选择这种近乎涸泽而渔的方式？

追根究底，是生存与发展的焦虑在驱动。在全球体育商业化浪潮中，足球、篮球、网球等项目已构建起庞大的商业帝国，对观众、赞助商和媒体资源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乒乓球若不想被边缘化，就必须主动拥抱时代，寻求自身的商业立足之地。WTT的诞生，正承载着将乒乓球包装成“下一个网球”或“室内高尔夫”的职业化梦想。

然而，梦想照进现实之后，巨大的落差也随之逐渐显露。WTT试图复制的全球巡回赛模式，显然建立在一种对市场潜力的高估之上，其商业蓝图在现实面前，暴露出几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首先，是运动员付出与回报的残酷割裂。

比如王楚钦，去年全年的赛事总奖金收入只有400万元，代价却是一年飞行数十万公里，征战超过百场比赛，身体消耗如同高速折旧的机器。

毕竟，除了四大满贯之外，多数WTT赛事、包括次顶尖一级的冠军赛，其奖金池并不丰厚，甚至不到网球公开赛的零头。

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王楚钦，或者说如果不是中国队的成员，而是一名自负盈亏的外籍运动员，他/她在支付教练团队薪资、承担国际差旅、维系训练康复等高昂成本之后，多数情况下，账面必然是入不敷出的。这与网球ATP巡回赛形成的生态截然不同——至少，在网球项目里，世界排名百名上下的选手，足以凭借赛事奖金体面地维持职业生计。

以正在火热进行中的澳网为例，即便是单打一轮游的选手，奖金收入亦可高达15万澳元（70万人民币），基本等同于当前WTT四大满贯单打冠军奖金。由此可见，乒乓球的职业化，对绝大多数参赛者（甚至是世界排名前二十）而言，还远未形成一条可靠的经济出路。

其次，是市场根基的脆弱与单一。

乒乓球真正的商业热土，高度集中于东亚，尤其依赖中国市场输血。WTT赛事无论是赞助商、还是观众，90%以上都来自于中国市场。更不消说关系到项目生死命脉的转播权，售卖屡屡遇冷，大多数时候也只能靠我们的国字号媒体兜底。

核心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项目的商业化开发不足，除了大赛年，媒体也难以讲述激动人心的故事。另一方面，更在于这项运动最精妙的灵魂——旋转、力量控制与战术博弈——在电视屏幕上几乎是“隐形”的，缺乏如足球和篮球那种直观且富有传播性的视觉语言，普通观众难以洞察门道。这些壁垒，都牢牢锁死了乒乓项目破圈和全球化的天花板。

更令人深思的是，在商业化程度不足的困境下，乒乓球运动似乎只能借助“饭圈化”来寻求生存与关注。然而，这种以情感凝聚和流量驱动为特征的“饭圈化”模式，又不可避免地带来非理性消费、舆论极化等反噬效应。这使得乒乓球在商业化的道路上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若以强硬手段抑制“饭圈化”，可能进一步削弱其市场活力与大众参与度；若放任其蔓延，又难以真正建立起健康、可持续的商业生态。乒乓球仿佛行走在一条细绳之上，左右皆是险壑，而前方尚未见坦途。

成熟的体育商业体系，本应通过立体化的明星包装、丰富的叙事和多元产品，将粉丝情感有序导入门票、转播、周边等消费赛道。然而，我们的乒乓球职业化始终未能有效构建这一“情感转化”通道。运动员形象被长期简化为“刻苦”“低调”的单一模板，缺乏鲜活的故事维度。

粉丝们被激发的巨大热情，既没有丰富、高质量的官方内容与互动产品可以消费，也没有可以文明参与并为之感到荣耀的正规应援体系可以释放。于是，这种无处安放的情感能量，便必然涌向门槛最低、反馈即时的替代性赛道——打投、控评、刷榜等数据竞赛，以此完成一种虚拟的“奉献”与身份认同。

因此，这种表面的“饭圈”狂热，本质上并不是过度商业化的结果，反而是其严重不足所滋生的畸变。不仅难以支撑项目长期可持续化发展的商业需求，更会持续消耗本应健康的社区生态，并最终反噬竞技公平的根基。

然而，在面对这一复杂问题的时候，主管部门的治理思路却显得过于简单化。无论是运动员被迫解散官方粉丝群以求“划清界限”，还是主要依靠行政指令对不文明行为进行“一刀切”的封堵，这都是一种“堵”而非“疏”的懒政。这种治理方式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粉丝情感需求的正当性问题，只是将矛盾暂时掩盖，并未创造出能将庞大粉丝群体转化为健康市场基础的良性生态。

最后，最根本的断裂，发生在数亿乒乓球爱好者与职业殿堂之间。

在中国，公园、学校、单位球台旁从不缺少挥拍的身影，但这份深厚的民间情感，却未能被有效导入WTT建构的职业赛场。爱好者看不懂职业比赛的微观算计，业余体系里也缺乏与职业荣耀相接的阶梯，职业赛事高高在上，成了孤立的景观——乒乓球是“国球”，这项运动的发展和繁荣，恰恰应当扎根于最广泛的民间热爱之中，而非悬浮于商业的孤岛之上。

诸多桎梏下，一个肉眼可见的致命恶性循环已然形成——

因为商业基础天生脆弱，所以WTT急于通过“强制捆绑”来快速变现 → 这种压榨性规则导致明星伤病与反抗，纷纷退赛或退榜 → 失去明星的赛事吸引力骤降，看台日渐冷清 → 商业价值不升反降，基础更加薄弱

很显然，当商业化操之过急，甚至不惜以损伤运动最核心的资产——运动员的健康与公众的热爱——为代价时，它所追逐的繁荣，不过是一场注定消散的雾幻空花而已。

破局之路

仔细回顾上述困境，无论商业幻想如何高估，市场根基如何单一，其负面影响最终都会汇聚到一个核心矛盾上：当前以WTT为主导的全球商业化模式，已显露出不可持续的疲态。这套“外源性”的商业激荡，因其对运动员的过度透支、对市场根基的漠视和对复杂情感需求的粗暴压制，正将乒乓球引向涸泽而渔的危局。

那么，困局何解？解铃还须系铃人。

作为全球乒乓球运动事实上的中心与基石，中国市场与运动员既是现有模式最沉重的“代价”承受者，也必然是未来新生态最关键的建设者。中国乒乓球不能也不应仅是国际规则的被动适应者，而必须成为主动的破局者与健康的行业生态的定义者。破局的关键，在于将发展的重心从外部强加的、短视的商业“榨取”，转向内部培育的、长期的运动“健康”。这要求我们采取一种由内而外、分层递进的系统性策略。

因此，我们需要努力去做到——

第一，夯实本土根基：构建内循环的生态系统。

真正的改变，必须从自身开始。中国乒乓球亟需建立一个不依赖外部强制、能自我造血的多层级生态。

首先是重塑职业联赛核心：在现有条件下，乒乓球职业化的稳定支柱，应是本土的高水平联赛。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跨年度、成熟商业运作、衔接欧冠）和日本T联赛（娱乐化包装、社区氛围）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不同样式的成功范本。反观国内，赛程被压缩至不足两月的“乒超”商业价值严重萎缩，曾经做出良好商业IP的“地表最强”直通赛现在也已风光不再。毫无疑问，只有重建一个赛程更长、竞争更开放、商业价值可循环的真正职业联赛，才能为数量庞大的“中间层”球员提供生存土壤、防止人才断层的根本出路。

樊振东征战乒乓球德甲联赛

其次是技术赋能与情感联结：想要重塑乒乓球运动的转播价值，就必须双管齐下地去破解“看不懂”与“难参与”的百年难题。一方面，协会应主导开发应用AR转播技术，让球的旋转、落点策略可视化，并改革解说体系，培养能链接专业与普通观赛者、爱好者之间的“战术翻译官”。另一方面，必须打通业余比赛与职业比赛之间的情感隔阂。“张继科杯”全民赛的火爆（覆盖5至68岁、超1200人参赛、总奖金15万元）证明，民间乒乓依然有巨大潜力可以释放，只要贴近爱好者需求，就能瞬间点燃民间热情。或可借鉴此经验，将“ChinaTT”等业余体系与职业通道有机连接，为数亿爱好者提供一个直达顶级赛场的“晋升渠道”，把他们的参与感转化为归属感。

蔡振华（左）与张继科（右）在张继科杯现场互动

还有就是疏导与培育新球迷文化：面对庞大的粉丝群体，简单的“堵”不如智慧的“疏”。协会、俱乐部与球员应协同一致，通过高质量的幕后纪录片、战术解析、人文故事等深度内容，以及官方认可的球迷组织和荣誉体系，将粉丝的情感能量从无端、无序和无谓的数据流量竞争，引导至对赛事深度关注与技术理解的健康消费中。

最后是拓宽球员的职业生涯谱系：职业体育必须让人看到未来。一方面，我们要鼓励“留洋”，如樊振东登陆德甲、年轻球员加盟法甲，在对外交流和多元竞争中寻求突破。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坚定推动“体教融合”，探索和借鉴美国NCAA等模式，让运动员在高校中兼顾竞技与学业，从根本上拓宽选材面并保障长远发展。

第二，优化国际系统：推动全球治理的合理化。

在国内根基稳固后，我们方能以更足底气与更清晰方案，去影响和优化国际体系。我们的核心战略目标，是推动国际乒联（ITTF）重塑其作为全球运动管理者的权威，厘清与商业运营实体WTT的职权边界，构建一个更健康、可持续的全球竞赛体系。

这就要求中国乒协去采取更主动、更系统的国际博弈策略。

首先，必须在理念层面确立并推广新的共识。我们不应该在具体赛程或罚款金额上讨价还价，而是要联合德国、日本、瑞典等主要协会，广泛参考运动员的意见，共同在ITTF理事会等最高决策平台上，将“运动员身心健康与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确立为不可撼动的核心原则，并推动将其写入章程，从根源上改变WTT“商业优先”的逻辑合法性。

其次，需要将原则转化为具体的规则提案。

例如，推动建立独立的“运动员参赛负荷监测与仲裁机制”，建立一个由ITTF、运动员代表委员会、医学专家共同参与的决策机制，共同商议赛程的合理性；以及，提案改革积分体系，降低强制性商业赛事积分的权重，提高奥运会、世锦赛等传统大赛的积分占比，从而松绑“积分绑架”。同时，应要求WTT公开其商业收入构成，推动建立更透明的、兼顾各方（特别是运动员和参赛协会）利益的奖金与版权收益分配模式。

这一过程的本质，是将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运动员群体的共同诉求，转化为制度性权力。我们不仅要成为“参与者”，更要成为新游戏规则的“共同设计师”，引导WTT的运营逻辑从短期的“强制驱动”，转向长期的“共赢吸引”。

第三，定义未来规则：从金牌冠军到行业领袖。

这是保障所有改革成果的终极手段，也是中国乒乓球完成战略跃迁的必然路径。作为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乒乓大国，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应反客为主，完成从“规则的被动适应者”到“未来的主动定义者”的角色转变。

回顾历史，中国在ITTF的话语权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攀升过程。长期以来，ITTF除了日本的荻村伊智朗和中国的徐寅生曾短暂担任过一届主席之外，一直被欧洲力量所把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多是国际规则变化的“承受者”——无论是2000年小球改大球、2001年21分改11分，还是2008年实施“禁胶令”，这些重大变革虽由ITTF主导，但其背后不乏欧洲力量希望打破中国垄断的考量，我们在当时的规则博弈中缺乏足够的主导能力。这种“重赛场内竞技、轻赛场外规则”的思维惯性长期存在。

尽管此后随着成绩的绝对统治，刘国梁、何潇等中国代表开始进入ITTF核心委员会，但在涉及商业模式、赛事体系等顶层设计上，我们的话语权依然与竞技实力不匹配。WTT的诞生及其规则制定过程，便是最新例证——一个将深刻影响项目未来的商业架构，其设计主导权居然未能掌握在乒乓球实力最雄厚的一方手中，实在令人错愕。

究其原因，除了欧美人在IOC的多年深耕之外，我们也有不少应当自省之处：一是过去我们长期专注于“夺金”这一单一目标，将大量精力投入于封闭训练与技战术内卷，相对忽视了国际体育组织内部复杂的权力游戏与规则制定流程。二是缺乏系统性的国际化人才储备。我们拥有世界顶级的教练员、运动员，但在精通国际体育法律、商业运作、跨文化谈判，并能长期深耕于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或苏黎世（众多国际体育联合会总部）的专业人士方面，则显得捉襟见肘。

因此，我们应当、也必须像打造一支冠军之师一样，去打造一支专业的“国际体育治理团队”。这支团队不仅需要理解乒乓球，更需要深谙国际组织的运作规则、商业谈判的技巧与体育发展的全球趋势。他们的核心使命，是代表中国乒乓球的根本利益和全球这项运动的健康发展，主动、系统地向ITTF与WTT输出一套关于运动员权益保护、赛事体系设计、技术标准创新与商业开发伦理的 “中国方案” 。

纵观体坛，真正的项目霸主无不如此。就像美国之于篮球、俄罗斯之于花滑，无不是项目规则制定的深度参与者。即便审视我们自身，中国跳水“梦之队”的长盛不衰，也绝非仅源于训练场的苦功。在周继红等人的长期推动与深耕下，中国跳水界在国际泳联技术委员会等核心规则机构中始终保持着重要影响力与话语权，中国代表在国际泳联跳水技术委员会中也长期占据重要席位，这使得我们在动作难度系数认定、评分标准细化等关键规则环节中，始终发挥着建设性作用，确保了项目的技术发展脉络与我们的优势人才体系同频共振。

中国乒乓球正站在同样的历史节点上。将竞技场上的绝对统治力，转化为塑造全球行业健康生态的规则定义权、标准制定权和战略领导力——这不仅仅是当下的重任，更应当是我们作为“国球”守护者，对这项运动未来必须承担起的责任；这也不仅仅是在争夺项目话语权，而更应当是提供一种着眼于长期繁荣、超越零和博弈的东方智慧与发展范式。

面向未来的十字路口

当多哈与马斯喀特的聚光灯熄灭，空荡的看台却将那刺耳的静默无限延长。这静默是一场失败的商业巡演后最诚实的票房报告，也是一项古老运动在现代生存游戏中发出的、被忽视的喘息。

我们目睹了一个怪圈的成形：一套以“保障赛事价值”为名的强制规则，最终却驱逐了最有价值的明星；一场以“全球推广”为使命的商业化运动，却让最核心的观众用离席投票。徐寅生的直言、运动员的伤退、粉丝情感的畸变与民间赛事的火爆，如同从不同方向射来的灯光，共同照亮了舞台中央那个扭曲的结构——一个将商业逻辑置于运动规律之上的系统，注定会收获反噬。

问题的核心，或许从来不是“要不要商业化”，而是“要怎样的商业化”。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当下已经走到了一个最为关键的十字路口，我们是要继续追求账面上短期的营收增长，将运动员与观众视为可计算、可替换的流量数据？还是应当敢于进行一次漫长的价值投资，去修复运动员被磨损的身体周期，去回应观众未被满足的观赏渴求，去连接那数亿球台旁被遗忘的民间热爱？

想必每个人的心中，都应当有自己的答案。

编辑丨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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