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了哪些错误预设，导致了人口负增长？

我们对“人”做了哪些错误预设，才导致了人口的负增长？

按照生产方式，我们可以把人类文明分为三个时代，采集狩猎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

在采集狩猎时代，因为较高的死亡率，一个部落要发展必须依托人口的繁荣，所以人类普遍处于生殖崇拜。

在最早的母系时代，人类信仰大母神，神话女性的生殖能力。到了父系时代，人们信仰公牛，转而崇拜男性生殖能力。采集狩猎时代的大母神崇拜和公牛崇拜，表达了原始人类旺盛的生育愿望。

到了农耕文明，人类的生育愿望依然极高。因为农耕的开荒拓殖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如果没有人口的支撑根本无法实现。虽然这个时期人口会被马尔萨斯陷阱约束，就是土地呈算数级增长而人口呈几何级增长带来的矛盾，但社会对人口的需求是依旧是多子多孙。

不管是采集狩猎时代还是农耕时代，早期自然环境恶劣，落后的生产力导致的生存压力让人们普遍保持了较高的生育愿望，社会对人口的需求十分强烈，所以东西方所有的文化都提倡生育，这都是生产力落后的表现。

可以说，在工业文明之前，人口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它必须足够多才能维持文明的发展。

但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生育愿望却第一次下降。

以现代社会为样本，我们会发现，工业文明越发达的地区人们的生育愿望越低，比如，发达国家的生育愿望低于发展中国家，城市生育愿望低于农村，现代化较高的地区生育愿望低于传统文化保持较好的地区。

那么，工业文明为什么导致了生育愿望的下降呢？

因为，工业文明瓦解了生育基础。

首先，工业文明大幅提升了生产力，缓解了人类生存压力。

人类要生存，首先要改造自然，工业文明通过科技极大提升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人口数量不再是关键因素，科技才是。于是，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被质量的优势所取代。

第二，社会福利体系不再维系于家族，而是由国家接手。

工业文明之前，西方的福利体系虽然不依赖于子女而主要依赖于自身的财富积累，但他们依然会重视家族所形成的社群。比如在权游里，人口的多寡对家族兴衰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之后，由国家接手的社会福利体系开始崛起，家族瓦解，国家正式取代了家族成了社会福利的提供者，人们对家族的依赖降低，于是生育愿望也开始瓦解

所以，西方的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现代性，是导致人们生育欲望普遍下降的主因。但是，这依然无法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业文明更发达的西方生育率，会高于儒家文明圈的生育率？

这里涉及到问题是，那就是，儒家文化的传承更难。我们前面说过，工业文明越昌盛的地区生育率越低，传统文化是保障生育愿望的主要原因。西方的传统文化是通过宗教传承的。比如美国，宗教保持较好的共和党州的生育率就高于民主党州。但是，儒家文明圈并没有形成类似于西方严密的教会体系，儒家文化传播的效率更低、组织更涣散、对传统文化的保存更难，所以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儒家文化消散的也更彻底，这导致了我们的生育率低于西方这个现实。

好了，上面我们是从文明的角度做的普遍性分析，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四十多年的人口政策中，我们对“人”这个概念存在着几个根本性的错误预设——

第一，人是只有消费属性而没有创造属性的错误预设。

很多人认为，人是由国家养活的，人口越多国家负担就越大，而要减轻这种负担必须减少人口。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误观念，我们不应该只看到人的消费性，更应该看到人的创造性。人类社会所有的文明都是基于人的创造实现的，如果只看到人的消费性而忽略了创造性，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第二，家庭不具备自发调节人口的错误预设。

家庭组织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最稳定的单元，它有自发调节人口多少的能力。无数分散的家庭会做出最利于自身发展的生育决策，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在明明没有抚养能力的前提下会选择继续无限生育。家庭对人口的调节是自发秩序，它完全可以实现人口的平衡。

第三，静态资源观的错误预设。

人们错误地认为，当人口过多，人均煤炭和石油就不够用了。资源和人口需要达到一个理性的平衡点，这是一种原始的静态资源观。我们说过，资源的本质不是煤炭石油这样的物质实体，而是人的创造力。当人具备足够的创造力，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无数的新能源会被开发出来。静态的资源观既不科学，也不辨证，它是一种陈旧的观念，资源的本质在人的大脑中，财富更有人类创造，只要尊重人的创造力，资源就不会枯竭。

第四，把人当成工具的错误预设。

人们发明了人口资源、人力资源这些词，但是，这些词十分下作，因为它违背了文明属性，那就是把人工具化、资源化。人不是资源，不是工具，不是手段，更不是通往宏大目标的阶梯，人本身就是唯一的目的。只有把人作为真正的主体和创造者，作为社会活力的来源，我们才会迎来真正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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