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校长生存实录，50%受访者曾遭袭击，谁来保护教育领航人？

一直以来，校长的职位都伴随着巨大的压力。他们需要在满足学生、教职员工和社区需求之间不断周旋，维持微妙的平衡。

研究表明，他们的角色正变得愈发艰难，甚至由于压力的剧增而变得难以为继。

一项针对澳大利亚各类学校领导者的调查中，5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曾遭受过肢体暴力。

同一项调查还显示，针对学校领导者的肢体暴力事件激增了81.6%。

在我们的最新报告中，我们深入调查了澳大利亚学校中的暴力现象，探讨了其对校长产生的冲击，以及这一职位所面临的情感消耗。

这是我们一项为期四年的宏大项目的一部分，旨在研究如何更好地帮助校长们应对其复杂的角色挑战。

我们邀请了澳大利亚公立学校的校长们，就他们学校发生的“危机事件”（即突发的、情绪化的且往往具有创伤性的事件）提供简短的匿名证词。

我们通过校长协会通讯、教师工会通讯和社交媒体招募了参与者。

这项研究的一个核心目标，是为校长们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用自己的语言，通过自己的视角，讲述工作中涉及情绪管理的种种切身经历。

最终，我们收到了来自小学和高中的256位校长提供的298份证词，形式涵盖了书面叙述和口头陈述。

这些证词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暴力——无论是普遍存在于学校社区的暴力，还是专门针对校长的暴力——已经变得例行公事化。

正如一位校长所描述的那样，“对我来说，这只是学校里又一个平常的日子。”

一位在乡村学校任教的男教师告诉我们：“有一天，一名新来的学生对我施暴，我在同一天内遭到了数次袭击。”

其他人则描述了被学生殴打和咬伤的经历。

在我们研究的受访者中，超过半数（65%）描述了涉及肢体暴力、暴力威胁、基于性别的暴力、性骚扰或性虐待的危机事件，这些行为的目标直指校长或学校内的其他人。

校长们不仅面临来自学生的威胁，还承受着来自家长和社区成员的压力。

近三分之一（29%）的受访者描述了涉及家长不当行为的危机事件。

例如，一位乡村小学的女教师描述了一位家长在她孩子因打人被停课后，如何对她进行骚扰。

这种程度的暴力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学校校长的心理健康，也削弱了他们在这个高要求岗位上坚持下去的能力。

那位车牌被曝光到网上的校长告诉我们，她变得极度恐惧，整夜失眠。

“我很焦虑，不敢在社区里露面，生怕有人会袭击我。”

另一位校长在应对了咄咄逼人并发出威胁的家长后，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我做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噩梦，梦见自己头部中弹。”

还有校长描述说，他们在开车时会变得异常警惕，时刻检查自己是否被某些家长跟踪。

我们的证词也印证了其他研究的发现，即女性校长更有可能成为学生或家长攻击的受害者。

这包括跟踪和恐吓，既有言语上的，也有肢体上的。

一位女校长讲述了一名男性社区成员对她说的话，言辞中充满了控制欲与威胁：

“照我说的做。我拥有你；整个镇子都吃定你了。”

贯穿所有证词的一个主要主题是：当校长在处理学校社区内的暴力或创伤性事件时，缺乏来自系统的支持。

虽然他们在全力支持教职员工、学生和家长，却没有人来支持他们。

超过三分之一的校长（34%）对所在的州或领地教育系统在危机事件后的反应表示不满和批评。

我们研究中的一位女校长指出：“我不得不伪装自己的真实感受，以免看起来很软弱。”

一位来自乡村高中的男校长描述了他在帮助学校度过社区死亡事件后的挣扎。

“这是我做过的最复杂、最艰难的工作……人们需要意识到，校长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我们的报告发现，尽管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暴力威胁，同伴支持对校长们帮助良多，这使他们能够分享经验，减少孤立感。

我们的发现也表明，我们需要超越个人的心理支持，寻求更深层次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报告建议，各州和领地应在校长的职位描述中明确承认“社会心理风险”（即可能导致心理伤害的因素）。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这些隐蔽的问题显性化，并确保雇主对校长的责任得到清晰的界定和理解。

我们的报告还建议对学校的职业健康与安全进行专家审查，并召开全国性的校园暴力峰会。

基于这些举措，我们可以制定一项全国计划，以减少针对学校领导者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的暴力行为。

校园暴力既非不可避免，也绝不可接受。

如果不进行系统性的变革，公共教育的可持续性——以及那些引领教育前行的人们的福祉——将岌岌可危。

卢卡斯·沃尔什

蒙纳士大学青年研究及教育政策与实践教授

克里斯汀·格莱斯

悉尼大学教育领导力副教授

简·威尔金森

蒙纳士大学教育领导力教授

蒂姆·德莱尼

迪肯大学教育领导力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