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与历史｜以葱岭为锚点，重新认识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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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葱岭之外：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如书名所明示，侯杨方这本书讲东西方文明如何在内亚舞台轮番登场，并继而成为主动一方去影响东西方的文明和文明进程。借助于晚近的一些考古发现，以及因为 DNA 技术的成熟——以线粒体和 Y 染色体为线索去分析人、部落、民族和国家流变，侯杨方对葱岭（帕米尔高原）为中心的世界屋脊地区的四千年历史重新做了一次梳理。

虽然文风过于四平八稳，但信息量值得像我们这样的普通读者去看。稍显不足的是执拗于草原争霸，看起来过于帝王将相了。其实写历史，帝王将相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隐约把历史的视角架在帝王将相的位置上使之成为史家视角，就要警惕了。

另外一点就是这印刷过于宣传画册，有点不成体统。学术书即便要精美，也要审美啊。

当然，本书最大的缺陷是纵横四千年、覆盖整个亚洲大陆的巨著，竟然没有一张地图，让人如堕云里雾中——我们知道，这样的问题并非这本书所独有，这个缺陷不在作者，不在出版机构，而在于地图审查，如今受制于这种没来由的地图审查已经成了出版业最大祸害，必须去除了。

经“万有引力”授权，我们摘选了本书其中一章的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

第三章　东西夹击：希腊、匈奴冲击下的中亚

亚历山大东征：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化余韵

青铜时代的草原烈风吹响了中亚的交响，而亚历山大东征则奏响了这交响中最为激昂的高潮。从马其顿的群山到葱岭脚下的绿洲，公元前334年至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的铁蹄横扫中亚，巴克特里亚和费尔干纳成为希腊化文明的东方前哨。马蹄声与战车轮碾过阿姆河两岸，青铜矛与希腊长矛在战场上交错，草原游牧民与绿洲农夫共同目睹了马其顿方阵的威势。这场东征不仅带来征服的烈焰，更催生了文化的深度交融—希腊的雕像与巴克特里亚的建筑并立，绿洲城市化进程在战火中得到加速发展。

遍布中亚的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希腊式陶罐与青铜像，基因研究中发现的欧洲血脉，共同讲述着巴克特里亚深刻的希腊化历程，中亚从此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舞台，这烈风与余音在千年历史长河中从未消逝。

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始于公元前334年。这位年仅22岁的马其顿国王继承了父王腓力二世的雄心壮志，率领4万步兵与6000骑兵，发誓要征服强大的波斯帝国。他的军队从希腊半岛出发，横渡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在格拉尼科斯河首战告捷，马其顿方阵与骑兵联合作战，击溃了波斯总督联军。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在伊苏斯之战中击败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夺取了小亚细亚；公元前331 年，高加米拉战役奠定了最终胜局，波斯帝国核心城市巴比伦、苏萨、波斯波利斯相继陷落。波斯帝国的中心区域崩溃后，亚历山大的目光转向了更远的中亚，巴克特里亚与粟特成为他的下一个征服目标。

中亚对亚历山大而言，既是重要的战略要地，也是文明交汇的前沿阵地。公元前330 年，大流士三世在逃亡中亚的途中被部下刺杀，亚历山大追击至巴克特里亚。巴克特里亚位于阿姆河上游，葱岭南麓，这里绿洲沃野连绵，河流滋润着广袤农田，自青铜时代以来就是中亚的粮仓与贸易枢纽。粟特地区位于巴克特里亚北部，横跨泽拉夫尚河与锡尔河，是草原与绿洲交错的区域，游牧民与农耕民在此共存。亚历山大率军沿阿姆河前进，公元前329年渡河进入粟特，立即遭遇了当地贵族斯皮塔梅尼斯的顽强抵抗。粟特游牧民以机动灵活的骑兵游击战术不断袭扰马其顿军队，亚历山大则凭借方阵稳固防守，辅以骑兵突袭，逐一攻克各个要塞。

巴克特里亚的征服过程更为艰难复杂。公元前328年，亚历山大攻入巴克特里亚都城巴克特拉（今阿富汗巴尔赫附近），此城依托阿姆河支流巴尔赫河，拥有发达的绿洲农业，城墙高大坚固。希腊史家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详细记载，巴克特拉城墙异常坚固，守军战斗意志顽强，亚历山大不得不动用各种攻城器械配合步兵方阵进行强攻，耗费数月时间才最终攻克。城市陷落后，他并未下令屠城，而是选择在此驻军休整，这一决策充分显示了他对中亚绿洲地区战略价值的高度重视。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进军葱岭，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征服了印度河流域，直至公元前323 年在巴比伦病逝。

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庞大帝国迅速分裂，巴克特里亚成为希腊化文明在中亚的重要据点。公元前312 年，亚历山大的部将塞琉古建立了塞琉古王朝，巴克特里亚与粟特成为这一帝国的东部边疆。公元前305年，塞琉古与印度孔雀王朝划定边界，将印度河以西的土地割让出去，以此来巩固对中亚的统治。公元前250 年左右，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图斯一世发动叛乱，脱离塞琉古王朝，建立了独立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定都巴克特拉。从此，巴克特里亚成为希腊化文明在东方的灯塔，希腊文化与本土传统在这片绿洲沃土上深度交融。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快速城市化，是亚历山大东征留下的最直接而深远的历史遗产。

巴克特拉遗址作为王国的都城，展现了宏伟的城市规划和防御系统。这座城市拥有一道半圆形的防御城墙，直径约一公里，城墙东南侧建有一座坚固的城堡。城市中轴线的东侧和西侧修建了新的城墙，整座城市占地面积达到8平方公里。城市南侧有一道保存完好的坚固城墙，南墙平均高度达25米，底部宽达100米，顶部由未经烧制的黏土砖砌成，并有18 座圆形塔楼用以加强防御。巴克特拉遗址的考古研究始于1923 年，由阿尔弗雷德·福领导的法国阿富汗考古队进行了首次系统性挖掘，出土了不同统治时期的货币，包括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后来贵霜时期的硬币。这些货币为研究当时的经济交易体系和政治权力结构提供了宝贵线索，特别是反映了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后，希腊文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遗址附近的巴尔赫河灌溉着周围的农田，为城市提供了可靠的水源和食物供应，支撑着当地人口的增长，希腊化的城市规划理念与本地的绿洲传统在此完美融合。古希腊史家斯特拉波在《地理学》中这样记载巴克特拉：“土地肥沃，河流滋润，城市繁荣。”这段简短的描述准确印证了巴克特拉作为农业中心和商业枢纽的双重地位。

希腊化城市不只是军事据点，更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熔炉。在阿伊哈努姆发掘的希腊式剧场中，曾演出希腊悲剧与喜剧，绿洲当地居民与希腊移民共同欣赏着这些艺术表演；巴克特拉流通的铜币上，刻有希腊国王头像与波斯文字铭文，这些货币在中亚与印度广泛流通。绿洲肥沃的土壤滋养着希腊化文明的发展，草原游牧民族的马匹与精湛的青铜冶炼技术也逐渐融入城市生活，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巴克特里亚的绿洲上蓬勃发展。

希腊化时期留下的文物，生动地见证了巴克特里亚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阿伊哈努姆遗址位于阿姆河与科克恰河的交汇处，年代约为公元前250—前145年或前130年，是希腊化巴克特里亚最具代表性的城市遗址。阿伊哈努姆于20世纪60年代由法国阿富汗考古队系统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全面展示了希腊文化与本地中亚文化深度交融的历史场景。遗址中保存有希腊式剧场、宏伟柱廊与庄严神庙，剧场直径约100米，可容纳6000名观众，石柱高约10米，精心雕刻着科林斯式花纹，神庙中供奉着宙斯雕像，这些建筑完美展示了希腊建筑传统在中亚的延续。出土的陶罐上同时绘有希腊几何纹样与本地波浪纹饰，文化融合的痕迹清晰可见。当地绿洲居民种植小麦与葡萄，发达的城市农业为繁荣提供了坚实基础。雕像是最能体现希腊化特征的文物之一，包括精美的人物浮雕、写实的头像和栩栩如生的赫拉克勒斯青铜雕像，这些艺术品充分展现了希腊艺术的写实主义风格。遗址中还出土了科林斯式柱头和精致的马赛克地板，科林斯式柱头常见于神庙或剧场建筑中，马赛克地板上的图案包括几何形状和自然主题，展示了当时装饰艺术的高超水平。此外，遗址还出土了大量希腊—巴克特里亚时期的银币和铜币，币面上刻有国王肖像和希腊文字，部分货币带有双语铭文，生动体现了希腊文化与本地文化的融合过程。

文字材料是确认希腊化城市身份的最直接证据，阿伊哈努姆遗址出土的文字材料尤为珍贵：有记载希腊哲学文本的莎草纸卷，还有用于记账的陶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远在希腊半岛的德尔菲神庙的箴言石碑铭文竟被原样抄录在遥远的中亚绿洲——“认识你自己”，以及一段发人深省的人生哲理：

这些都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名人之言，被供奉在神圣的德尔斐。在神圣的德尔斐，克勒阿科斯小心翼翼地抄录下来，把它们从远处照耀着，安放在基尼亚斯的圣殿里。

作为孩子，要乖巧；青年时，要自制；中年要公正；长者要有智慧；临终时，不要悲伤。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国王们，如欧克拉提德一世，发行的双面铜币十分独特，正面刻有希腊风格的国王头像，反面则绘有本地传统的马匹图案，铭文同时使用希腊文与波斯文两种文字，这些货币在整个中亚和印度次大陆广泛流通。阿伊哈努姆的希腊剧场与本地神庙并存，绿洲居民同时祭祀希腊的宙斯与波斯的火神，文化交融深入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巴克特拉出土的精美青铜像与本地制作的陶罐共同展示在博物馆中，希腊的雕塑传统与绿洲的手工业技艺在这里完美交汇，巴克特里亚由此成为希腊化文明在东方绽放的瑰丽花朵。

亚历山大东征的历史余波深刻改变了中亚的文明格局。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虽然在公元前145年被大月氏所灭，但其深厚的希腊化影响却延续到了后来的贵霜帝国时期。

亚历山大东征中的巴克特里亚之旅，无疑是中亚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希腊军队的铁蹄碾过阿姆河两岸，留下了城市与雕像，绿洲的肥沃土地滋养了希腊化的文化火种，孕育出东西方融合的新生文明。阿伊哈努姆的宏伟剧场与巴克特拉流通的硬币，共同见证了希腊化文化在中亚的深入渗透；贡努尔特佩出土的青铜武器与精美陶器，则映照出草原文化与绿洲文明的深度交融。

匈奴崛起：从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

亚历山大东征是希腊文化从中亚西侧吹来的文明狂风，而匈奴的崛起则是从东侧席卷而来的草原狂潮。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匈奴从蒙古高原迅速崛起，马蹄声震撼大地，他们驱逐了乌孙、月氏与塞种等游牧部族，掀起了席卷中亚草原与绿洲的大规模民族迁徙风暴。乌孙被迫西迁至伊犁河谷，塞种南下葱岭地区，月氏则辗转迁徙至阿姆河畔，最终建立了强大的贵霜帝国。这场剧变不是简单的军事征服，而是草原武力与绿洲文明的全面碰撞，游牧民族的铁骑与农耕民族的城墙在这里激烈碰撞，各民族的血脉与文化在冲突中不断交融。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青铜武器与马匹骨骼，史书中记载的战马嘶鸣的场景与现代基因研究中发现的DNA迁移证据，共同讲述着匈奴崛起引发的中亚巨变，葱岭南北的草原与绿洲在这场历史烈焰中被彻底重塑。

匈奴的崛起始于公元前3世纪的蒙古高原。《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被认为是夏后氏的后裔，他们游牧于漠北地区，善于骑射，以精湛的弓箭技术和强壮的马匹作为军事力量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匈奴”实际上并非他们的自称，而是黄河流域的汉族对他们的称呼，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他们的自称是“匈”（Hun），也就是后来的“胡”，这一点在研究中不能忽视，自称和他称的差异必须明确区分。根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齐五国联合匈奴人一起攻打秦国，这是匈奴最早出现在正史文献中的年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大将蒙恬北伐，夺取了河套地区，迫使匈奴头曼（意为“一万”）单于率领部众北迁至漠北地区，头曼是中国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位匈奴单于。秦末天下大乱，驻守边疆的秦军纷纷放弃长城防线南下参战，匈奴趁机重新占领了河套地区。

公元前209 年，冒顿单于（约前234—前174）杀死自己的父亲头曼单于，统一了匈奴各部，建立了强大的军事政权。匈奴铁骑如风，弓箭如雨，在冒顿的领导下，匈奴从分散的游牧部落迅速成长为草原上的霸主，建立了蒙古草原上的第一个强大王朝。公元前209 年—前174 年期间，冒顿率军击败了东胡，向北驱逐了丁零部落，向西驱赶了月氏，奠定了匈奴在整个蒙古高原的霸权地位。

匈奴强大武力的根基，在于他们将马匹与弓箭完美结合。匈奴人从小就在马背上成长，练就了天生的骑射能力，他们以轻装突袭为主要战术，骑兵日行可达百里，弓箭射程远，百步之外仍能穿透目标，这种强大的机动作战能力震慑了整个草原地区。匈奴崛起的历史契机，正是中原地区的长期战乱。约公元前206年，冒顿单于率军击败了月氏，迫使其开始西迁，这一事件揭开了中亚地区大规模民族迁徙的序幕。匈奴的铁蹄不仅驱逐了月氏，也震慑了乌孙与塞种等部族，草原霸主的威势从中亚东侧强势推进，与西侧残存的希腊化文明余韵相互交汇，中亚地区随之进入了剧烈动荡的时代。

匈奴王族的来源，长久以来都是个谜，因为仅根据史书的记录难以确定。直至2001年在蒙古国后杭爱省发现了高勒毛都2号墓地，其中的M1墓为甲字形积石墓，规模最大，墓室边长46米，墓道长37米，总长83米，是世界所发现同类墓葬之最，可以确定就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间的匈奴单于墓，墓主是一位大约35—45岁的男性，最有可能是复株累若鞮单于（呼韩邪单于之子，王昭君的第二任丈夫）或乌珠留若鞮单于。经DNA 检测，他的父系Y染色体单倍群为R1a1a1b，是颜那亚人的后裔，属于印欧人。《史记》认为匈奴王族是夏朝王族的后裔，那么这个问题就复杂而微妙了。

这座大墓被盗过，尸骸遭报复性破坏，但墓中仍然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一件直径18.5厘米的汉代玉璧尤其突出，它紧紧贴在棺材板上逃过了一劫。同一墓葬区的M189墓出土了一对鎏金银龙。它们都收藏于乌兰巴托的成吉思汗博物馆。

这组匈奴单于、贵族墓地还出土了马车、马具、玉具剑等，《汉书》明确记载汉宣帝赐玉具剑给前来臣服朝见的呼韩邪单于，中国史书的记载与考古成果又一次相吻合。

2020年，蒙古国考古队又发现了匈奴单于庭“龙城”遗址，发现了汉式建筑和汉字瓦当，瓦当上的文字为“天子单于”。这些最新的考古发现丰富了人们对匈奴的认知，关于匈奴的史料不再仅有纸面记录了。

乌孙部族原本居住在河西走廊地区，与月氏同为草原游牧民族。汉文帝时期，约公元前177 年，被匈奴击败后的月氏转而攻击乌孙，乌孙部落遭遇惨败，他们的首领难兜靡在战斗中被杀害。据传说，难兜靡被杀时，他的儿子猎骄靡还是个婴儿，被遗弃在荒野中。神奇的是，乌鸦为他寻找食物，狼又为他哺乳，使他得以生存——这与罗马的狼孩传说非常类似，可能源于印欧民族共同的诞生神话。匈奴的冒顿单于得知此事后，认为猎骄靡是受到神灵保护的特殊人物，于是决定收养他。猎骄靡长大成人后，冒顿让他参与军事行动并立下功勋。猎骄靡始终没有忘记为父报仇的心愿，匈奴的军臣单于（冒顿的继任者）对他的复仇计划予以支持。约公元前161年，猎骄靡率领乌孙旧部远征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乌孙军队取得了胜利，随后猎骄靡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的月氏故地建立了乌孙国。

乌孙西迁后迅速崛起为草原上的强国。公元前116 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试图说服乌孙与汉朝结盟，共同对抗匈奴，但乌孙昆莫（国王）猎骄靡对汉朝的实力并不了解，加上乌孙长期处于匈奴的附属地位，部族中的大臣们也不愿意冒险返回东方的故土，再加上猎骄靡年事已高，无法独自做出决断，因此这次结盟的外交努力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果。

塞种人，约公元前2000—前1000 年间，他们活跃于广阔的中亚草原地区，分布范围一直延伸到黑海—里海草原地带，他们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历史》一书中这样记录：“萨卡伊人，即斯基泰人，身穿长裤，头戴尖顶硬帽。他们携带本国的弓和匕首；此外，他们还携带战斧或萨加里斯。他们实际上是阿米尔吉亚（西）斯基泰人，但波斯人称他们为萨卡伊人，因为这是他们给所有斯基泰人起的名字。”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与塞种人有着密切的接触，2500年前著名的贝希斯敦（Bisotun）铭文中就有关于塞种人的详细记载，遗址中还保存有大批戴着尖顶帽的塞种战俘的浮雕—其形象与阿拉木图以东伊塞克库尔干（ Issyk Kurgan）出土的“金人”形象几乎一模一样，那位著名的金人实际上是一位年轻的塞种王子，而塞种人很可能是颜那亚人的后代。

塞种人的活动范围横跨整个欧亚大草原，不仅波斯和希腊的历史文献对他们有详细记载，东亚的中国史书中也保存了关于他们的珍贵记录：在匈奴击败月氏后，大月氏被迫西迁，又击败了塞种人，塞种国王率领部落南越县度（今巴基斯坦北部的兴都库什山脉），迁移到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大月氏因此占领了塞种人原来居住的伊犁河谷与锡尔河流域。后来乌孙在匈奴的帮助下第二次击败了大月氏，迫使大月氏继续西迁并最终南下到阿姆河流域，征服了大夏（即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乌孙随后占领了伊犁河谷与锡尔河流域，因此乌孙国内也有一部分未能西奔南逃的塞种人和大月氏人留下来与乌孙人共同生活。这是发生在两千多年前中亚地区的多米诺骨牌式民族大迁徙，匈奴无疑是推倒第一块骨牌的原始动力。

根据考古学家保罗·伯纳德的研究，阿伊哈努姆城市在公元前145年左右首次遭到洗劫，很可能就是由南下的塞种人所为，他们在被月氏人击败后南下渡过了阿姆河，入侵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腹地。

月氏的西迁是匈奴崛起引发的最大规模民族迁徙。《史记·大宛列传》详细记载，月氏原本居住在敦煌与祁连山之间的区域，冒顿单于率军击败月氏，杀死月氏王，并将其头颅制成饮器，月氏残部被迫西迁至伊犁河谷；后来乌孙在匈奴的支持下再次攻击月氏，月氏再次大败，被迫继续西奔，最终到达大夏地区，渡过阿姆河，在公元前130年左右第二次洗劫并最终摧毁了阿伊哈努姆城。

蒂拉丘地（意为“黄金之丘”）位于巴克特里亚地区，是月氏西迁过程中留下的最重要考古遗址，于1978年由苏联—阿富汗联合考古团队发掘。该遗址因出土的丰富文物宝藏而闻名于世，这些珍贵文物包括约20600件装饰品、硬币和其他精美物品，制作材料包括金、银、象牙等珍贵材料，这些宝物分别埋葬在六座墓葬中：五座为女性墓，一座为男性墓，年代约为公元前1 世纪到公元1 世纪，墓中的男性很可能就是丘就却，即大月氏五个部落中贵霜部的首领。丘就却约在公元15—65年间在位，他成功统一了大月氏的其他四个部落—休密、双靡、肸顿、都密，并自立为王，随后又积极开疆拓土，最终建立了强大的贵霜帝国。蒂拉丘地出土的文物中包括典型的斯基泰风格王冠以及丘就却的金腰带，还有四具遗体胸口放置的汉朝铜镜—这些无疑都是丝绸之路贸易的产物；墓中还出土了刻有罗马皇帝提比略头像的硬币，帕提亚国王米特里达梯二世的银币和带有佛像图案的金币；此外还有希腊爱神厄洛斯雕像和刻有希腊铭文的雅典娜戒指。丰富多样的文物发现充分体现了古代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多元性，特别是在巴克特里亚时代与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相关的复杂历史背景。

公元前130年左右，月氏彻底征服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并在公元1世纪建立了规模庞大的贵霜帝国。贵霜国王迦腻色伽一世（Kanishka Ⅰ）将都城定在巴克特拉，考古发掘出土的贵霜时期铜币直径约2.5厘米，正面刻有国王威严的头像，反面则绘有希腊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的形象，铭文同时使用希腊文与巴克特里亚文两种文字，这充分显示了希腊化文明余韵与月氏文化的深度交融。贵霜帝国继承了月氏的马背武力传统与绿洲地区发达的农业经济，在其统治下，佛教开始向中亚地区广泛传播，贵霜帝国也因此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

匈奴崛起所掀起的铁蹄风暴，彻底重塑了中亚草原与绿洲的政治和文化格局。乌孙西迁至伊犁河谷，塞种人南下兴都库什山脉，月氏西奔巴克特里亚，这是第一波来自蒙古高原的强大冲击波。在未来几个世纪中，类似的民族迁徙浪潮将不断重演，持续塑造中亚的历史进程。

题图来自电影《托米莉斯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