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史十五: 世纪之交：不幸与有幸

一、斐迪南：不受欢迎的新皇储

十年之内，丧子丧妻，即将迈入新世纪门槛的弗朗茨·约瑟夫年近七旬，却依然要受到命运如此残酷的捉弄。从此以后，对生活已经完全不抱希望的弗朗茨·约瑟夫只想平稳度过余生，就像维也纳新建的电车一样四平八稳地驶向预定的终点，不受颠簸动荡之苦。

新的皇位继承人、弗朗茨·约瑟夫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并不受人欢迎。

大公外表粗壮，却从早逝的母亲那里遗传了肺病，以至于1885年他才22岁的时候就请病假到埃及过冬。他在军队里的表现令严厉的阿尔贝特大公非常不满，连皇帝都时有耳闻。大公的私人生活也不令人满意，早年，他便为了继承摩德纳公爵的一笔财产而轻率地在自己的姓氏前加上了公爵的姓；在成为皇位继承人之后，他又声称自己早已爱上出身波希米亚伯爵之家的苏菲·肖台克。

肖台克虽然是忠诚的贵族，苏菲的父亲还曾经是驻布鲁塞尔的外交官，帮助安排过鲁道夫与斯蒂芬妮的婚姻，但根据哈布斯堡皇族400年的家法，肖台克并不是门当户对的联姻对象，但是弗朗茨·斐迪南的固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无论是霍夫堡的严厉训斥还是其他大公的苦口婆心都不能撼动他的决心。最后，弗朗茨·约瑟夫做出让步，同意弗朗茨·斐迪南与他32岁的爱人在波希米亚成婚，但是这桩门第不相当的婚姻所生出来的孩子将永远不可能成为皇位的继承人。

弗朗茨·斐迪南终于可以与心爱的苏菲居住在美丽的贝尔维德宫了。这是除圣史蒂芬大教堂以外维也纳最具标志性的建筑，是为了奥地利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位将军——萨伏伊的欧根王子修建的。在18世纪伟大的建筑师希德布兰特的精心设计之下，贝尔维德宫既富功能性，又相当宏伟。不过，尽管弗朗茨·约瑟夫对侄子侄媳表现出了善意和友好，宫廷的傲慢和其他大公及其夫人的嫉妒却使夫妇俩不得不随时面对严苛的禁忌，弗朗茨·斐迪南以皇储身份在贝尔维德宫举办的招待会，苏菲却不能出席。当皇储阁下乘坐镶金马车出行时，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只能坐在另一辆普通马车上。“她没有这个权利，因为这是个门户不相当的婚姻”，每一次公开露面都不得不被彬彬有礼的人们无声地提醒，尽管他们看得出来，弗朗茨·斐迪南与妻子情投意合。

斐迪南大公与妻子苏菲

如何能够指望一个每天都要面对如此蛮横现实的人会以平和的心境、温和的笑容回馈维也纳人呢？何况，正像他坚持己见要娶一个不合规范的女人那样。9岁丧母的弗朗茨·斐迪南固执己见，不是那种讨人喜欢、善于与别人打成一片的性格。由于几乎没有希望继承皇位，成年之前他并没有得到皇储应当接受的教育，只勉强会说一点捷克语，复杂拗口的马扎尔语对他而言无异于天外之音。当他被委任为一支匈牙利轻骑兵的指挥官时，已经习惯于哈布斯堡家族惊人的语言能力的匈牙利军官没有想到，他会因为手下人在他面前用马扎尔语说话而暴跳如雷。

弗朗茨·斐迪南是个固执、暴躁而又保守的人，近乎疯狂地要捍卫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却娶了一位不合规范的女人。专制的因子使他藐视规则，但如果不妨碍他的利益的话，他倒宁愿用规则去统治别人。他准备与基督教社会党合作，对抗德意志中产阶级，与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农民合作，对抗傲慢的马扎尔人（自从他在匈牙利轻骑兵团那里受到轻视以后，马扎尔人就被他当作随时会叛变的暴民）。

对境内弱小民族而言，他成了他们的恩主和希望，但是，一切群众性的民族运动，只要发展出对民主的要求来，就马上被具有保守贵族天性的弗朗茨·斐迪南抛弃。他的叔叔从一开始就没有真心喜爱过他，后来，贝尔维德宫成了某些趋炎附势的政治力量的集结之地，时不时地对政策指手画脚，更令弗朗茨·约瑟夫对侄子丧失信心。

二、上帝选民：风口浪尖的犹太人

巴德尼的倒台和匈牙利对共同军队的异议标志着1867年以来德意志中产阶级与马扎尔人合作的结束。纷至沓来的继任者们只不过变换着花样，徒劳地想把巴德尼时期留下来的碎片拼凑起来。任何试图解决问题的大臣都会招致不是德意志人就是捷克人的反对，谁想组织一次认真的谈判，谁就会挑起新的斗争，他本人也会有背上民族叛徒罪名的危险。

各民族集团不仅因为党派之争，而且由于地区差异而分开。波兰人想要扩大在西里西亚的少数民族权利，并想在加利西亚维持霸权，继续压制小俄罗斯人；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亚、达尔马提亚的意大利人坚持其历史权利，韦尔施蒂罗尔人则无动于衷。纷争的程度也各地不一，“国和王国军队”曾经被当作一个超民族的组织，军官团由离开本民族地区的军官组成，以德语为统一的语言。

到了1881年，就任奥地利总参谋长的贝克为了提高部队的动员速度，不惜冒军队“地区化”的风险，其结果是到1890年，奥地利军队集结兵力所需时间从45天缩短到19天，但是复杂的内部管理和士兵中间缺少效忠国家的精神，军事文件承认可使用德语以外的11种语言，就是一个颇有表现力的例子。

教会是另一个具有超民族的组织，但在波兰人、捷克人，尤其是斯洛文尼亚人那里，教士往往是民族运动的领袖。因此，德意志人怀疑这些民族的天主教教士是些靠不住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大多数温和的德意志中产阶级并不赞同舍纳雷尔和他的暴力小集团。舍纳雷尔已经公开与哈布斯堡王朝为敌，与之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成了他反对的对象。他叫嚣着要把哈布斯堡君主国四分五裂，罗马天主教也难逃一劫。舍纳雷尔的“脱离罗马”运动虽然未获成功，但却使7万人改信新教或旧天主教。

互相冲突的民族主义集团在排犹问题上却大都持一致态度。哈布斯堡的皇帝们历来对犹太人较为友善，弗朗茨·约瑟夫对排犹主义非常反感，他认为犹太人是些勇敢的爱国者，乐意为祖国奥地利和皇帝冒险战斗，鲁道夫王储生前也被人抨击为与犹太佬交往密切。

但是，多民族帝国哈布斯堡君主国在一个民族主义呼声甚嚣尘上的时代已不合时宜，一个排犹浪潮正在全欧形成。工业时代的危机和不满最后都集中到了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身上。法国尽管是第一个给予犹太人公民权的国家，却在1894年为转移内政危机制造了德雷福斯案。

出身于犹太中产阶级的军官德雷福斯被诬出卖军事机密给德国，而他之所以成了一个替罪羊，只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性地把犹太人看作是叛徒、唯利是图的人，是要为城市生活中的罪恶负责的人。在俄国和罗马尼亚，成千上万个犹太家庭被迫背井离乡，逃往稍可容身的国度，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就来到奥地利寻求避难所。在这里，舍纳雷尔充满恶意与仇恨地宣称：“犹太种族是最下流肮脏的。”好在温和的德意志人并不打算走得太远，犹太人在维也纳继续享受平静生活，尽管孩子们的教育和就业会有些限制，但总的来说还不算太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也纳的犹太人比西欧任何一个首都中的同胞人数都多，实力也是最强的。维也纳人口中约有1/10是犹太人，既包括富有的上层人士，也包括来自加利西亚或布科维纳的小商小贩。维也纳第二区是犹太人聚居区，犹太学校、教堂和商店林立。

但是，犹太人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并非仅仅因为财富。犹太富商是维也纳艺术和文化的赞助人，犹太知识分子更决定性地影响了奥地利和匈牙利文学、艺术与科学的发展。在当时的维也纳，174个报纸编辑的位置有123个被犹太人占据，这也就是舍纳雷尔袭击报馆行动的背景。茨威格在其回忆录中曾经指出：“发财致富对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达到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根本不是他们的内在目标。一个犹太人的真正愿望，他潜在的理想，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使自己进入更高的文化层次。这种把精神视为高于纯粹物质利益之上的意愿……这种对知识者的尊重，在犹太人各阶层中都是一致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在世纪之交，马勒和荀伯格使维也纳音乐达到了新的水准，奥斯卡·施特劳斯、莱奥·法尔繁荣了圆舞曲和轻歌剧。阿图尔·施尼茨勒在其小说、剧本中描述了犹太知识分子的生活世界，淡淡的忧郁、超然的幽默，对摇摇欲坠的哈布斯堡君主国里的犹太人作了一番精彩的心理分析。阿尔滕贝格、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文学，索嫩塔尔的演技都使维也纳的艺术为欧洲所瞩目。

居住在伯格大街19号第5公寓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像每个典型的维也纳人一样，经常玩一种叫塔洛克的游戏，去兰德曼咖啡屋闲谈，而且每天在环城大道上健行一周。像个典型的维也纳犹太人一样，他选择了既体面又不太受种族歧视影响的医学行业，并终于在1902年成为维也纳大学教授。

弗洛伊德代表着归化了的犹太人的生活方式，而住在他对面6号公寓里的便是犹太复国运动的倡导人特奥多尔·赫茨尔。

他在巴黎目睹了德雷福斯受审的情况，深为审判之不公而愤慨：犹太民族因为没有祖国而蒙受苦难，那么就该建立一个祖国！于是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犹太国》，宣称同化或忍让都无济于事，犹太人只有在故乡巴勒斯坦建立新国家，才会有希望。1897年，赫茨尔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宣布，50年之后将建成犹太国，当时被人们传为笑谈。1948年，比赫茨尔预言的晚一年，以色列国成立，虽然人类的灾难并没有因此减少，但某些犹太人至少有了一个地上的家园。

赫茨尔的理想可以看作是舍纳雷尔的极端德意志民族主义刺激下的产物，他在维也纳犹太人中只有少数追随者，其余人均持同化思想。

在千年的奔波中，犹太人几乎没有能够这样稳定体面地生活过，辛勤带来财富，谨慎俭朴又可使它稳定增长，科技进步使人类享受到不久前还闻所未闻的便利，享受清洁、健康、安全的生活，他们的语言是德语，而不是希伯来语，他们的祖国是奥地利，而不是遥远的巴勒斯坦，他们的理想是跻身于主流社会，在哈布斯堡王朝仁慈的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领导下的千年帝国里据有一席之地。

三、剪不断、理还乱：纷繁复杂的民族矛盾

德意志中产阶级尽管也是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但并不认为舍纳雷尔式的极端和暴力方式可以代表自己的意见，因此，他们在1899年提出新的纲领，表示对帝国的忠诚和加强帝国力量的愿望。两个德意志人占少数的省份——加利西亚和达尔马提亚将使用波兰语和意大利语作为省内的通用语言。至于其他地区，各民族可以在处理当地事务时使用其民族语言，原来的“官方语言”现在被称为“便利语言”，显示出德意志人已经不再寻求把本民族文化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优势地位了。

但是，捷克人已经把巴德尼法令带来的好处视为当然的事实，他们需要的只是进一步的确认。因此，当巴德尼法令最终被撤销，德意志人打算与他们商谈时，捷克人处处设置障碍，并使出德意志人自己的招数。议会大厅充满了愤怒的叫嚷声，如果不喜欢台上人的发言，人们就敲钹吹号，迫使对方住口，墨水瓶再一次充当了混战的武器，被勇敢的人们掷往敌对阵营。在布拉格，衣着体面的捷克人走向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弗朗茨·约瑟夫对一位捷克议员抱怨“我们成了全世界的笑料”，他似乎相信，民族主义是那些衣食无忧、多愁善感的有知识的中产阶级放任自流地鼓捣出来的玩意儿，而与沉默的大众无干，所以，他需要找到一个头脑灵活、无党无派的首相，可以通过增进物质利益减少社会不满，并逐步推进看来已经不可避免的男性公民普选权。

的确，在这样一个交织着复杂民族和信仰冲突多样化的大帝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固然无法克服民族主义，但却能够缓和民族冲突，避免尖锐的民族斗争。1900年1月，克贝尔内阁上台，他立即制订了大规模的经济计划，致力于公共交通网的建设，提出修建新的公路、铁路和运河，同时还出台了社会福利项目、放松书刊审查制度等。各地尝到了经济规划的甜头，敌对的态势稍有缓和，议会则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开会的地方，克贝尔在这里与各党派的头头讨价还价。议会本身对政策没有影响力，其成员也只满足于永远保持无所作为的反对派姿态。克贝尔继续进行与匈牙利的预算和关税谈判，议员们为了逃避责任，不仅不提出赞同，而且连反对意见都不表达。拖沓了几年之后，终于在1902年结束了谈判，签订了协议。

克贝尔的力量来自皇帝，但是两人的关系并不见得很好，而且，对他的敌意不久就从捷克人、波兰人扩大到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对他尤其不欢迎，因此克贝尔于1904年的圣诞节辞职。

20世纪初，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两个半壁河山又发生尖锐的冲突。弗朗茨·约瑟夫被迫更改尊号就已经预示着进一步的妥协。1903年，坚持科苏特传统的独立党提出建立一支匈牙利自己的军队，服从布达佩斯而非维也纳的命令，拒绝驻扎到匈牙利王国以外的地区，并以马扎尔语为其指挥用语。因此，一支共同的军队无疑是他们的眼中钉，而增加军队限额的要求便遭到了独立党及保守分子的猛烈攻击。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以著名的赫洛皮军令做出了回应：“朕之军队仍应一如现在这样，既是共同的，又是统一的。”皇帝的军官们提出了以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的强硬对策，但是弗朗茨·约瑟夫不愿意冒内战的危险，而宁肯与前自由派首相的儿子伊斯特万·蒂萨合作。

面对鲁莽的马扎尔民族沙文主义者日益增长的影响，1905年1月，蒂萨举行了一次选举，试图击败独立党。结果，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伊斯特万和他的党失利，独立党成为匈牙利“民族党派联盟”中最大的一派，随即提出一个毫不妥协的纲领，伊斯特万不得不辞职。

弗朗茨·约瑟夫接受了这一挑战，与独立党反对共同军队的立场针锋相对，他任命了一位费耶瓦里将军组织内阁。但这还不足以造成对方的妥协，联盟派依旧把建立一支马扎尔军队作为先决条件。费耶瓦里将军的内政大臣建议实行普遍选举制来彻底改变匈牙利人民代表机构中的多数比例制。1906年2月，匈牙利议会被解散，由一群军人负责腾清议会大厅。这样经过40年的宪政实践，匈牙利回转到了巴赫与施默林时代的专制主义。

匈牙利民族派没有再提出异议。实行普选制对人口不占优势的马扎尔人来说，意味着在议会中优势地位的丧失，特别是匈牙利境内的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和解趋势。弗兰诺·苏皮洛是港口城市阜姆的一份克罗地亚文报纸的编辑，又是南斯拉夫理想的坚定信仰者。1905年10月，他在阜姆主持一次会议，会上40位克罗地亚代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在哈布斯堡君主国境内恢复古老的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不久之后，苏皮洛说服一个塞尔维亚代表团接受阜姆的决议，并庄严宣布：“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在血统和语言上同属一民族。”由此，匈牙利境内的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被马扎尔人挑起的民族仇恨基本上得到缓和，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就能够牵制马扎尔人的行动。

但是，哈布斯堡王朝不愿意走得太远，因此没有与克罗地亚人进行认真的联系，这显然是个严重的错误。马扎尔大产业主既不想让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来自本民族下层民众的挑战，更不想让斯拉夫人分享政治权利，民族派便放弃了关于在军队里使用马扎尔语的要求，普选权的建议成了弗朗茨·约瑟夫成功的政治讹诈工具。

为了掩盖他们对哈布斯堡帝国的让步，马扎尔爱国者将其民族主义建立在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忽视上，以向马扎尔人提供更多政府职位为条件，保证了本民族的利益。克罗地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看到维也纳对他们的疾苦充耳不闻，不禁深感失望，塞尔维亚人则由于传奇人物卡拉乔治的孙子彼得在贝尔格莱德就任王位而重新树立起民族自信心。在未来的危机中，二元君主制将无法应付这些重重叠叠的民族矛盾与冲突。

1905年匈牙利危机对帝国的奥地利部分也造成了不良影响。

这一年，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爆发了不成功的革命，在其刺激之下，俄国推行了普遍选举制度，成立了人民代表机构“杜马”。俄国的变化影响到了哈布斯堡王朝，尤其是弗朗茨·约瑟夫的态度。1906年，奥地利提出选举权方案，之后，在能干而富于耐心的马克斯·贝克男爵的内阁上台以后得以贯彻执行。

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希望选举方案能够考虑到他们缴纳了较高的赋税，斯拉夫人则仅希望以人数为原则。妥协的结果是，负担内莱塔尼亚地区赋税60%以上的德意志人，人口占35%，取得席位的43%。1907年，第一次按照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权选出了议会。基督教社会党及保守派拥有96个议席，社会民主党人选出了87个议员，属于德意志民族联盟的各个流派的90个议席多为温和派成员，舍纳雷尔落选，从一个方面显示出了民族谅解的成就。

但是，哈布斯堡王朝由此处于一个矛盾的境地：它不得不在帝国的这一半推行普选制，同时又反对在另一半实现它。在匈牙利，弗朗茨·约瑟夫可算是“农民的国王”，普选权可以当作一种威胁手段，而在奥地利，无论工人还是农民，都已经具有一定政治观点和经验了。

因此，与其听任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鼓吹更激烈的社会运动，不如通过普选权动员较为恪守天主教传统和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下层民众。其结果是，民主成了弗朗茨·约瑟夫用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武器，为他赢得了更多的行动自由。

民族谅解取得重大成就的是摩拉维亚地区。1905年，《摩拉维亚协议》签订，邦议会的选举就以选民地籍册为基础，按照民族选举团制来举行，德意志和捷克议员人数固定为40个和73个。

使用这种方法固然造成一个德意志人只能选德意志人，一个捷克人只能选捷克人的情况，但是选举成了各民族内部对固定名额的竞争，从而结束了摩拉维亚各民族之间的冲突，虽然并不能彻底解决彼此对历史权利的要求，却显示出不同民族的人民可以在同一个省里和平相处。因此，《摩拉维亚协议》成为帝国其他民族地区效仿的对象。偏远的布科维纳省内，罗马尼亚人、小俄罗斯人、德意志人和波兰人接受了协议的原则，蒂罗尔的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也有类似的安排。

1907年选举之后，贝克内阁在与匈牙利的谈判、奥地利的预算、征兵方案和北方铁路国有化等方面都取得进展。但是，贝克以前的恩主——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无法原谅贝克成为皇帝首相的变节行为，他认为普选制会为社会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又由于他对匈牙利人根深蒂固的仇恨，他把贝克与匈牙利人达成的协议看作是怯懦的让步。

而且在国内天主教会与自由派人士的争执中，贝克及教育大臣以妥协来解决问题，受到教权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弗朗茨·约瑟夫丧失了对他的信心，1908年11月，贝克辞职，标志着哈布斯堡帝国“自上而下的革命”已被公开放弃。此时，君主国正处于严重的外交危机之中，弗朗茨·约瑟夫再一次转向依靠军队的政策，只有军队才能够在外来危机面前保卫这个内部已经四分五裂的帝国。

四、国家不幸诗家幸：辉煌的奥地利文明

然而，在弗朗茨·约瑟夫的帝国一步步走向崩溃之时，奥地利文明之花却绽放得愈加灿烂。印象主义、分离派、青春派、心理分析学派、新乐派在挥之不去的失落感和没有归宿的惆怅中谱写出了古老王国最辉煌的乐章。一方面是君主国无休止的政治实验，徒劳地与社会潮流相抗衡，却只看到决裂、背叛、不负责任的争吵和愚蠢的过火行为，一方面是与巴黎、柏林几乎同速的经济发展和意义深刻的文化繁荣。维也纳的现代乐章在它的最强音时戛然而止，弗朗茨·约瑟夫时代的悲剧性、矛盾性由此一览无余。

19世纪，西方世界充满对进步、繁荣的信心，伦敦、巴黎、柏林这些历史城市都焕发出了新的光彩，仿佛人类积聚许久的聪明、才干、勇敢都在这个时代爆发出来了一样。一位乐观的巴黎综合工业学校的教师奥古斯特·孔德向他的信徒们预言了和平。他认为战争已经成功地使懒散的人学会了劳动并建成了一些辽阔的国家，财富取决于科学地组织生产劳动，所以从此以后的社会将是劳动至上、劳动价值至上的社会，战争将不复存在。

但是，这个世纪恰恰是对人类进步的信心日见其大，而人们的同情心却日见其小，偏执、仇恨数次使欧洲陷入战火之中。到了这个世纪末年，欧洲人相信一个富于创造性的伟大时代即将结束，人类将迎来无可救药的衰退和最终的毁灭，生命是一个伟大的失望，自由主义和无所不在的理性受到质疑。法文中的“世纪末”从戏剧、小说和艺术作品中进入人们的日常语言，它所代表的倦怠、陌生、颓废、衰落成为一种弥漫甚广的情绪，甚至变得流行起来。

维也纳的沃土接纳了来自西方的观念，1900年的维也纳经历了一个所谓的“自由主义自我的危机与消解”。但是在法、德这些欧陆强国，尽管有种种情绪的烦扰，巴黎依然是强大的，柏林甚至还处在上升之中，而二元君主国的没落与分离已是历史的趋势，自由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理性观弱化。因此，不同于其西方版本的肤浅、做作或游戏文字，“世纪末”所具有的浓重阴影在维也纳获得了真实的体现。

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兼科学哲学家恩斯特·马赫以奥地利人的开放和内省为现代物理学、心理学及艺术设定了基本的原则，包括物理和心理现象的相对性、现实与表象之间知识论边界的消失等，建立了一种新的阐释方式。所有知识乃是感官经验或观察材料的概念综合，除非是从经验上可以证明的，否则自然科学中的任何陈述都不能采纳。19世纪的科学家发现了“看不见的光、听不见的声音、闻不见的气味、摸不着的领域”。

这使人们可以对原来的绝对时间、空间、情感、事物与物理现象进行新的解释，一个物体的运动，只有在相对于宇宙中其他物体时来描述才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以绝对空间的观念来描述；一个过程动作的时间，只能与时钟上时针、分针的运转圈数来比较，而非绝对时间。

因此，物体的惯性来源于该物体与宇宙中所有其他物质的相互关系。这一原理被爱因斯坦视为对相对论的重要启示。马赫还认为，人类的思维和自然界的物体都由所谓的“元素”构成，心理学元素是“感觉”，物理学元素是事物的构成分子，这样，所有的科学便可以统一了。作为一位科学家，马赫的世界完全不同于牛顿物理学的均匀、对称、肯定和乐观。据说他在幼年时体质衰弱，不与人交往，心智发育迟缓。

正如爱因斯坦在评论马赫时所说的那样，“心理发展的迟钝或对社会化的抗拒会得到科学上的补偿”，在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交叉的地方，马赫做出了独到的成就。后来，他在布拉格任教的28年间又亲身经历了捷克人与德意志人之间的激烈冲突，这些或许也帮他建立了一个相对的宇宙和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

19世纪下半叶，与君主国保守的气氛相适应，造型艺术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建筑历史主义上，建筑物的功能与风格取得一种历史性的对应，环城大道旁的新建筑把有史以来所有重要的艺术风格一一表现出来，其实是一种“无风格”。1897年，一些青年艺术家因对维也纳学院派艺术风格的保守与霸道感到不满，于是脱离维也纳艺术家协会，形成所谓的“分离派”。其座右铭“每一个时代都应拥有其艺术，而每一种艺术均应享有其自由”表现出其对个性与自由的追求。

次年，在退休的奥地利钢铁大亨卡尔·维特根斯坦的资助之下，分离派的方块塔状且无窗的大楼建成，由玻璃屋顶提供光线，最有特色的涂金圆顶是由无数月桂叶组成的，被维也纳人称为“金黄甘蓝菜”。分离派画家的代表人物克林姆引起了最大的轰动，他曾经协助马卡尔特装饰茜茜皇后的赫尔梅斯别墅，以历史绘画起家，他的略带色情意味、色彩明快的手法擅于将东西方风格结合起来，以象征传达意境，在维也纳保守的艺术氛围中不时引起激烈的争论，他为维也纳大学的新建筑设计的象征哲学、法学和医学的比喻画就被退回了。

维也纳分离派艺术馆

成名很早的诗人兼剧作家霍夫曼斯塔尔是新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导者，与他的“青年维也纳”小团体一起，声称自己是伟大传统的继承者而非革新者。他的作品的中心主题是对生命中美的体认，表现了维也纳知识分子“高贵而受压抑的生活方式”。

自然主义者关注物理存在，而维也纳的“现代派”开发了人类的心理存在，艺术作品所创造的世界就是现实的存在，霍夫曼斯塔尔宣称，人应当解剖和研究自己的心理或梦想，在弗洛伊德之前，歇斯底里、神经质和梦就已经是他们喜爱的题材。霍夫曼斯塔尔还与理查德·施特劳斯合作，撰写了一些歌剧作品，如《埃列克特拉》《蔷薇骑士》等。

不过，年轻的维也纳音乐家继续在向轻歌剧进军，他们中最出色的是弗朗茨·莱哈尔和他的《快乐寡妇》《拉辛堡的伯爵》。莱哈尔的父母来自摩拉维亚，父亲是军乐团的指挥，他的家庭随着他四处旅行。

莱哈尔很早便显示出了音乐才能，痴迷于德沃夏克，后来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军乐团的头头达12年之久。这个职位要求他对古老帝国的所有音乐元素都了如指掌，熟悉维也纳的音乐气氛和民间艺术。莱哈尔的音乐天赋在挑战之下更加突出，对听众变幻无常又随波逐流的口味也相当敏感。

《快乐寡妇》描述了一个虚拟的巴尔干小国（实际上影射门的内哥罗——黑山环绕的自然环境、国主的父亲和儿子名字都叫丹尼诺）的一次严肃的外交行动。美丽的寡妇汉娜富可敌国，可怜的大使受命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她弄回祖国的怀抱，这样财富就不会流失，国家庶几免于破产。

任务最终落在英俊的使馆随员丹尼诺头上，小伙子很怕被这项爱国任务骗去个人幸福，汉娜则担心上了那些不爱美人爱嫁妆者的贼船。故事由此展开，充满激情的决裂之后是同样激情洋溢的和解与最富激情的拥抱，小伙子得到了他的爱人而国家也因此得救。

《快乐寡妇》开创了维也纳轻歌剧的新风格，故事情节简单却富于创新，风格明快的都市幽默讽刺性地展现了布尔乔亚的道德、婚姻和有趣的外交技巧。随着故事情节的变化，莱哈尔配以不同的音乐元素，马祖卡、华尔兹、波尔卡和巴黎的康康舞曲，大胆而缜密地把各自分离的城市文化重新组合起来，旋律中流动着欲望、激情、灵感、爱与拥抱。这是一种新时代的都市文化，老于世故的冷嘲热讽取代了甜蜜哀伤的多愁善感。

汉娜出场时感叹：“我们寡妇们如今很有市场……而可怜的寡妇们如果又很富有的话，价钱可就翻了倍。”丹尼诺则认为，刚开始，婚姻就像是二元联盟，“但是很快就成了三国同盟……女士们可太容易采纳门户开放政策了！”即使是神圣的祖国也成了打趣的对象，“香槟如水流，康康舞跳不停，抚摸、亲吻，如此撩人的女人！……她们让我忘记了那亲爱的祖国！”

新一代奥地利文化先锋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获得一席之地，他们出生在危机重重的80年代，反对分离派、青春派纳喀索斯式的对美的迷恋与歌颂。

其实，走向成熟的分离派和青春派在苦涩的经验中体会到了末世的哀痛，霍夫曼斯塔尔声称已经丧失了对语言（尤其是道德、美学、宗教和情感语言）力量的信心，担心言语不仅不再是交流的工具，而且正在成为撒谎和空谈的工具，“话语在事物面前拼命地自我推销……我们陷入恐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思想完全被概念所窒息”。

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艺术的美与欢愉渗透到生活体验，而是生活长驱直入到了艺术当中。维也纳花园受到越来越强大的内在紧张的压力，先锋派最终使这个花园“爆炸”了。

在造型艺术中，“保守的革命家”阿道夫·洛斯推崇比德迈时期讲求实用的风格和1800年的古典主义，反对欧洲新艺术派和美国的新古典主义。他在1898年宣布放弃一切在建筑结构中丝毫不起作用的装潢，并首先在瑞士实践了他的建筑艺术。

1910年，维也纳人在米夏埃尔广场的一角见识了洛斯设计的新住宅，外立面少量的古典风格细部与光洁的大面积大理石墙面形成对比。这种没有窗框和外部装饰的“没眉毛的房子”受到了一阵激烈的抗议，住在对面霍夫堡内的皇帝陛下的审美口味受到了严重挑战，但见多识广的老人未置一词，只是吩咐手下人“把窗帘拉上”。

洛斯在1908年结识了既是画家又是作家的科柯施卡，两人成为志同道合的密友。科柯施卡决心要推翻一切布尔乔亚艺术的原则，在工艺美术学校任教时就违背校方旨意，给学生以人体艺术的训练。

其肖像画以大笔触的混合色彩配以浓烈的轮廓线，风景画则以激情流畅的线条和富于表现力的色彩表现出注重景物内在情调的追求，因而使他的表现主义不同于印象派画家，后者力图呈现眼中赤裸裸的、未经道德观念过滤的世界。1910年，科柯施卡在柏林举办了画展，1916年便离开了维也纳，1933年曾稍做停留，但维也纳的政治气氛已经没有他和他的艺术的容身之地了。

正统的维也纳音乐口味向来以保守著称，但是，迷人的轻快风格只能暂时掩盖艺术家们在音乐创作中才情的渐渐枯竭，一场革命便在这个注重传统的音乐之都形成了。这一派曾经部分地受到过马勒的影响，1909年，荀伯格写出了第一支彻底的“无调”音乐，令维也纳的音乐神经受到了考验。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1913年，在荀伯格的一场音乐会上，主张和反对现代主义的两派人马竟然像淘气的学童一样大打出手。

穆西尔未完成的《没有品格的人》是维也纳人在20世纪20、30年代对君主国末期的社会现象的追忆与分析，他把那个永远消失的时代描写得趣味横生，颇有风致。而他的小说和理论作品的中心主题便是人们的身份危机，他指出他的同时代人为了逃避这种危机甚至不惜追逐不可知的东西，无论它是多么无理性，只要表现出来就行。同时，身份的丧失并非完全就是坏事，在一个处于传统和禁忌的重重压力之下的社会，反而有利于消解这些压力。

从各种艺术和文学的发展来看，维也纳的现代主义更像伦敦或巴黎的“后现代主义”。先锋派尤其对整体——概念、制度、价值体系——的分裂异常敏感，幻象与现实、可能与不可能的区分成为相对的了，这个世界越发荒唐，想象中的城堡君临一切，家、学校犹如监狱，“每一样东西都在错误的旗帜下航行，没有一句话能说出真相”，冲出牢笼、逃跑、飞翔是先锋派常见的主题。

艺术则是心理事实、欲望、恐惧和煎熬的表达，前辈们精心装饰的美与痛现在让位于变形、倒错和荒唐。

这个荒唐的世界里，充满丧失自我和归宿的空空落落的感觉。一切不可思议的地下游戏都被认可，一切都成为可能，“那个他曾经以为是唯一的、光明的世界有一道门，通往另一个发霉的、无穷无尽的、激情迸发的、赤裸裸的、毁灭性的世界”，门这边的世界井井有条，透明而光亮，门那边则是无尽的黑暗、血腥、肮脏和淫荡，两边靠得如此之近，以至于人们随时可能跨过去，荒唐便成了现实：战争、侵略、鲜血最终会把这个充满欲望的世界淹没。

这个孤独、脆弱和不稳定的时代产生了一些以激烈的个人主义构建其身份的创新人物。有的依然很悲惨，如奇异的天才奥托·魏宁格，1902年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后便皈依了基督教，次年出版的《性别与性格》是他唯一的著作，用阴和阳区别事物的价值与道德水准，阳性的是正面的、光明的，阴性的则与之对立。身为富裕的犹太手艺人之子，他却无法正视犹太身份，在书中斥责犹太教是阴性的、非道德性的。书出版后他便自杀了，时年仅23岁。

魏宁格的书成了反犹宣传家的原始资料，他本人的生命悲剧却体现了19世纪后30年里奥地利犹太知识分子的困境。

另一位知名的报人和文学界泰斗、渴望完全同化于德意志文化的卡尔·克劳斯则抓住每一个机会抨击海涅，对任何一个对犹太人归化怀有疑虑的人都进行激烈反对，鼓吹犹太复国主义的赫茨尔更被他讽刺为“锡安山上的国王”，即使他参与了反对德雷福斯审判的那一方，但是他也不遗余力地要显示并不存在所谓的“犹太人的团结”。

从某种略带夸张的意义上讲，赫茨尔的内心深处可能会有一种所谓的“犹太人的自我仇恨”，至少是为融入主流而奋斗时的一种惆怅。

来自1848年理想的“同化”犹太人的观点认为，犹太人可以而且应该逐渐融入维也纳的社会与文化中去，这也是许多犹太人来到维也纳时的梦想，他们积累财富，让孩子们受到最好的教育，试图最终能够如水无痕地汇入主流社会。这个梦想首次受到打击是在1873年，犹太金融家被认为要对过于大胆的经济冒险行动负责。此后更受到欧洲排犹思想的影响，神学家们对《圣经》研究的新成果也将犹太人置于不利地位。80年代以后，更多的犹太人来到维也纳，迎接他们的是更加猛烈的反犹主义。另一方面，犹太人所受到的教育完全是德意志式的，从而与其传统的犹太教基本上失去了关联。

因此，这些犹太人处于一个非常无奈的境地，像走出埃及一样，他们已不能回到传统中去，但又不被新的环境所接纳。俄国或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过着被压迫的生活，但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犹太身份和神圣使命。维也纳犹太人已经被同化了一大半，而且希望被完全同化到德意志社会文化中去，他们的祖先和在东欧的兄弟们在浪迹天涯时还有一个心灵的家园，但是，他们却把这两者都失去了。

反犹主义者和与之针锋相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迫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及其意义，维也纳世纪之交的身份危机便在这些犹太知识分子中间得到了最突出的表现，一个不容忽视的人便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无论你认为弗洛伊德是个心术不正的权威，还是个难得一见的天才，他的观念都深深地影响了他身后的时代，至于他本人，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心理分析的对象。终其一生，弗洛伊德都是在夹缝中生存，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在宗教与宗教之间，在奥匈帝国复杂的社会、文化的情境中间。他天资聪颖，自视甚高，却不得不为争取学术地位长期斗争，像每一个雄心勃勃的犹太青年一样与专横霸道的反犹太主义者斗争。无论孩童期还是成人以后，他都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性格，最终他以一种边缘人的心态面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环境中的许多次创伤。他像每一个典型的维也纳人一样生活、工作，却始终在心里保持一种“他者”的自省。

这并非完全是件坏事，作为犹太人，他可免于受到一些偏见的束缚，运用其几乎无边无际的想象力，从而同时获得犹太教思想与基督教文化的滋养。后人认为，弗洛伊德“本身是布尔乔亚文化的产物”，但却不与其认同。“他具有布尔乔亚的品位和革命者的幻觉，尊重布尔乔亚的规范，在他试图与古老的预言家竞争时却又引起了深刻的革命”，“他的心理分析便是这种自相矛盾的产物”。

因此，弗洛伊德并不排斥自己身为犹太人之事实。而青年弗洛伊德充满建功立业的雄心，他的偶像是汉尼拔与克伦威尔，他渴望自己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却因为犹太人身份，不得不成为一位医生。最终，他的雄心与天资使他没有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医师，而成了一个新的心理学派别的创始人和一个半宗教色彩的预言家。

实际上，弗洛伊德所研究的心理现象对当时人来说并不陌生，无意识的存在、性的象征意义及其重要性、儿童期的性意识及其现象及对梦境的分析，都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或研究领域。弗洛伊德的“解析”所具有的意义在于，他寻着了存在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交流路径，发现了所谓健康的与有病症的心理的统一规则，即正常与变态性行为的同一性、记忆与遗忘、焦虑与补偿的基本机制。换而言之，光明、清洁的世界与黑暗、肮脏的世界原来不只靠得很近，荒唐与现实原本就是一回事。

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弗洛伊德试图弥合犹太教与基督教文化，从而使两个世界取得和解。他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确认并不意味着回归犹太教宗教传统，他的心理分析作品也涉足了哲学、人类学、文学等领域，他试图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将自己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发现的东西扩展到古代和现代的人类历史中去。

弗洛伊德因此成了一位雄心勃勃地要为整个人类自身把脉诊疗的医生，在此过程中他充分地，甚至是过分地强调了性的动机、欲望和情结的普适性，使他遭到了许多抨击与不满。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弗洛伊德自身便带有一种通灵者、预言家的色彩，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摩西与一神教》中，摩西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自己。

这个经历身份危机的世界也是一个传统上的男性至尊的社会，危机使原来处于劣势的人群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除了犹太人以外，寻求自身解放的妇女们在世纪之交异常活跃起来。在传统崩溃之际，一切都在激烈的震荡之中，施尼茨勒认为，恰恰是妇女和犹太人成了现代生活中困难的，有时候甚至是悲哀的英雄。

第一代奥地利妇女运动领袖都是“奥地利妇女普遍联盟”的成员，尽管投入妇女运动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都以一种宗教热忱献身于这一富于使命意义的终生工作中去，解放、自由、个性与爱是她们共同的追求。

奥古斯蒂·费科特在少女时代曾经迷恋宫廷剧院的舞台，尤其对富含解放主题的席勒的作品情有独钟，那是一个男人应该而且必须成为的样子——“他是最高主宰者的手自由创造的作品，并被置于这个世界，用他的自由精神来统治他。用他取之不尽的思想与行为，他可以达到最高境界，他必须打破那些把他限制在底层的束缚，从捆绑他的绳索中解放他的精神”。因此，她的爱人也应当是这样一个能够重新塑造她、提升她的精神的席勒式的男人。

然而，不仅这样的爱人无处可寻，而且那种至高至强的男性幻觉不久也告落空。费科特的梦想曾经是在宫廷剧院的舞台上重现男人们的伟大思想，把人类解放的理想传播给后来者。但是，她的舞台已经超越了男性社会的剧场，爱不再是个人的欢愉，而关注集体的拯救。

费科特的生活经历影响了她对妇女运动的看法。她来自一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去世后便不得不承担起供养家人的责任，而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在那个年代所能从事的唯一职业便是教师。

实际上，早期妇女运动的主要支持者都来自女教师这个阶层，她们从所受教育和职业中获得的自信与自我意识的觉醒恰恰与冷酷的社会现实发生激烈冲突。另外，女教师们能够毫不畏惧地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说，参加政治活动的时间也有保证（当时在下奥地利，女教师如果结婚的话，就意味着自动辞职）也是这个群体中最早发生妇女运动的重要原因。

奥地利妇女运动的温和派领导人玛丽安妮·海利希是一个工厂主的妻子和一个后来成为奥地利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男孩的母亲，她并不把妇女运动视为对父权制社会的激烈反叛，更小心翼翼地不去碰某些更敏感的问题，如性道德或质疑家庭的神圣性。她认为，家庭之于妇女就像防御工事之于国家，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独立的女人应当通过提高自我的能力学会保护自己，比如接受教育、训练技能等，参与政治和妇女运动不应当使女人丧失其作为女人应当享有的感情和家庭的幸福。

1900年前后的维也纳便是这样一个危机四伏又激荡着种种理想、追求的世界。但是在表面上，这个城市一如往常，享受着属于它的愉快旋律。

咖啡屋在这个时代非常盛行，当时的作家与艺术家们把自己钟爱的咖啡屋当作工作场所、银行、邮箱，人们在这里阅读、写作、下棋、打扑克、做白日梦或争论一个转眼就忘掉的问题。希望独处的人来到这里，寻找同伴的人也来到这里，咖啡屋是维也纳人“生活的舞台”。德梅尔咖啡屋继承了皇家传统，哈韦卡咖啡屋却随时拥挤不堪，挤满了波希米亚人、文学界人士和习惯于夜生活的人。

这个时代最具幽默与机智的维也纳生活记录者、诗人阿尔滕贝格把中央咖啡馆当作自己的家，作家茨威格喜欢把这里作为与朋友聚会的地方，来自俄国的流亡者托洛茨基也是他的朋友和中央咖啡馆的客人之一。格里昂同样是著名作家的聚会场所，施尼茨勒、霍夫曼斯塔尔、布洛赫和克劳斯常常会来到这里，音乐家沃尔夫、荀伯格、建筑师洛斯也不时光顾，他们在这里常常谈到如何重建世界，实际上，而且幸亏只是一种“咖啡馆革命”。

而当这些人之间发生矛盾时，咖啡馆又成了谣言与反谣言的传播网络，通过这个功效非凡的网络，一个人说的话被迅速传到对方耳朵中去，另一个人也会迅速做出回应。如此几番下来，两个当事人可以从不见面，却对事态的发展一清二楚，而他们所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在某家咖啡馆稍做停留，和熟人寒暄几句，似乎不经意地冒出几个字，却知道对方马上会把这几个要紧的字传到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中去。

这是典型的维也纳生活方式，一切都那么彬彬有礼、循规蹈矩，个中微妙之处不是初来乍到者所能体会得到的。人们不停地为一些事情争吵，但却依旧保持君子风度，仿佛一切争执都可以被容纳到维也纳愉快、轻松又体面的生活方式中去。

有时候会有些离经叛道的行为引起人们的关注，比如，他们会抱怨妇女们中新的流行病——学骑自行车，以至于时常有人摔得青青紫紫，为什么她们不能像母亲、祖母、曾祖母那样安分呢？但是，在维也纳一切都是那么惬意，不是吗？连风都忍不住要来这里盘旋低回，不肯稍离。

一个不得志的青年人郁闷而愤怒地看着神清气爽的维也纳人，这位林茨青年自以为艺术将是他为之献身的事业，却在1907年、1908年两度被艺术学院拒绝录取，在花光了父母的遗产之后，不得不流落在维也纳街头达4年之久，靠偶尔画几张明信片度日。

20岁出头的阿道夫·希特勒尽管贫穷，前途也没有保障，但却从没有把自己等同于身边那些普通大众，他痛恨维也纳街头的富人，又鄙视那些他不得不与之为伍的穷人，他相信自己将是这些浑浑噩噩的人的主宰者。维也纳令他感到厌恶，这里不像是一座德意志人的城市，反而到处都是波希米亚人、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土耳其人。

占人口1/10的犹太人尤其是希特勒发泄怒火的直接对象，通过阅读大量反犹的文学作品，他开始把犹太人视作贫穷、犯罪、色情和卖淫这些罪恶行为的渊薮。也是在这座城市，希特勒学会了用少数人的恐怖行为威吓沉默和不想惹是生非的大多数人。30年代的奥地利的悲剧、欧洲的悲剧正在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十年中酝酿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