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家庭的债务枷锁：两代人掏空积蓄还30年房贷，失业就可能断供

“我爸把一辈子种苹果的积蓄全拿出来，还借了8万外债，才凑够县城房子的首付；我在浙江打工，每月工资8000块，房贷就要扣4200，不敢失业、不敢生病，连二胎都不敢喂奶粉，只能母乳凑活。” 中部某县的小李，说出了千万农民家庭的困境。

最近几年，农村里越来越多的家庭被债务绑住：为了儿子结婚、为了孩子上学，农民不得不进城买房，父代掏空毕生积蓄付首付，子代背上二三十年的房贷，两代人合力支撑一套房，却活在“一失业就断供”的焦虑里。这种由婚姻和教育驱动的农民家庭债务化，已经成为全国性问题，不仅让农民家庭不堪重负，更暗藏着城乡金融风险共振的隐患。

一、一个典型农民家庭的债务样本：两代人合力，扛着30年房贷

小李的家庭，是中西部农民债务家庭的缩影。他家在中部某县农村，2021年，为了给小李结婚，也为了未来孙子能在县城上学，全家决定在县城买房。

（一）父代：掏空一辈子积蓄，还在种地补贴

小李的父亲老张，今年62岁，种了30多年苹果，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18万积蓄。为了凑够县城80平房子的30万首付，老张不仅掏空了18万，还找亲戚借了8万，又给村里的果园打零工赚了4万，才勉强凑齐。

“平时舍不得买肉，衣服穿儿子淘汰的，攒的钱本来想养老，可儿子结婚没房不行，孙子上学也得有县城户口，只能拿出来。” 老张说，现在他还种着10亩苹果地，每年收入3万多，全部补贴给小李还房贷。农闲时，他还要去县城工地打零工，一天150块，不管刮风下雨都去，“多赚一点，儿子压力就小一点，万一他失业了，我还能顶一阵”。

（二）子代：不敢失业、不敢消费，房贷压得喘不过气

小李今年32岁，在浙江一家电子厂打工，每月工资8000块，扣除社保后剩7500，房贷就要扣4200，剩下的3300要养活自己、妻子和两个孩子。“大女儿上幼儿园，每月学费1200，小儿子刚1岁，一胎时喝奶粉，二胎因为我爸工地受伤少了收入，只能喂母乳，省点钱。”

小李最怕的就是失业。“现在工厂订单不稳定，万一被裁员，房贷就断供了，银行会拉黑征信，房子可能被收走，一家人就没地方去了。” 每到月底，银行自动扣款前几天，小李就睡不着觉，反复检查银行卡余额，生怕钱没存够。为了多赚钱，他每天加班1小时，每月多赚1000块，一年到头只敢回一次家，路费都要精打细算。

（三）家庭状态：三栖奔波，没有归属感

小李的家庭，是典型的“三栖家庭”：老张守着农村的果园和老房子，小李在浙江打工，妻子带着孩子在县城租房陪读（房子还在还贷，没装修入住）。一年到头，一家人只能在春节团聚几天。

“我在浙江像个过客，妻子在县城没朋友，我爸在农村孤零零，一套房子把我们拆成三地，就为了孩子能上学、儿子能结婚。”老张的话，道尽了这种债务模式下的无奈。

二、农民家庭债务化的特征：全国蔓延，代际捆绑

小李家的情况，不是个例。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农村，农民家庭债务化呈现出普遍性、捆绑性的特征，背后是婚姻和教育两大“硬需求”的驱动。

（一）驱动因素：婚姻和教育是“刚需枷锁”

除了少数富裕农民自主买房投资，绝大多数农民进城买房，都是被“逼”的：

一是婚姻驱动。农村结婚，“县城有房”成了硬指标，没有房子，媒婆都不上门。东部某省农村，彩礼加县城房首付，让农民家庭至少要花50万，“没房没媳妇” 的观念，让农民不得不咬牙买房。

二是教育驱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农村学校师资流失，为了让孩子进县城好学校，农民只能买房落户。中西部某县，教育局规定“县城有房才能优先入学”，逼着农村家庭为孩子教育买房。

“不是不想在农村住，是儿子结婚要房，孙子上学要房，不买不行。”河南某村的老王，为了给儿子买房，把养老钱、看病钱都掏了出来。

（二）覆盖范围：全国性普遍问题，无死角蔓延

农民家庭债务化不是局部现象，而是全国性的。

东部农村，靠近城市，农民大多“两栖”于村庄和城市，比如浙江农村，农民在县城买房，平时在城市打工，周末回村。

中西部农村，农民“三栖”于村庄、县城、务工地，比如四川、湖北的农民，在县城买房，夫妻去广东、浙江打工，老人在农村种地补贴。

调查发现，无论是东部沿海还是中西部内陆，中等收入农民家庭几乎都深度卷入房地产债务，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买房就没出路”成了农民的共识。

（三）支撑模式：代际合力，掏空两代人

农民家庭债务能成型，核心是父代与子代的代际合力，本质是两代人的收入透支。

改革开放前出生的父代，一辈子省吃俭用，掏空毕生积蓄（种地、打工、养猪的收入），甚至借债，帮子代付首付；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子代，将未来二三十年的收入，除了基本生活开支，全部用来还房贷，遇到压力大时，父代还要继续种地、打零工补贴。

一套县城商品房，往往要花掉父子两代人合计30-40年的收入。东部某省农村，户均房贷50万，父代贡献20万首付，子代每月还3000元，要还20年，期间父代还要每年补贴1-2万。

（四）家庭状态：表面殷实，实则脆弱

从外表看，农民在县城有房，是殷实家庭；但内在里，他们是脆弱家庭：

收入紧平衡。除了房贷和基本生活开支，几乎没有结余，应对意外的能力极差；

不敢有变动。子代不敢失业、不敢换工作，父代不敢生病、不敢休息，一旦有意外，家庭财务就可能崩溃；

消费被挤压。农民在教育、医疗、日常消费上极度节俭，比如二胎不敢喂奶粉、生病不敢去大医院、很少买新衣服。

“以前农村家庭有积蓄，遇到急事能扛；现在农村家庭欠着债，遇到一点事就垮了。”某县农村信用社主任说，近几年农民断供的苗头已经出现，大多是因为失业或家人生病。

（五）生活形态：“两栖”“三栖”，归属感缺失

债务让农民家庭成了“流动的家庭”，没有固定的归属感。

东部农民 “两栖”，平时在城市打工，周末回村种地、看老人，县城的房子大多空置，只是为了结婚和孩子上学的“资格”；

中西部农民“三栖”，夫妻在务工地打工，孩子在县城由老人陪读，农村的老房子空着，一年到头一家人聚少离多。

东部某县的楼盘，晚上亮灯率不足10%，当地人估计，已建楼盘能满足未来一二十年的需求，大量房子空置，而农民却背着房贷在外地打工，“房子买了不住，却要还一辈子债”。

三、悬在农民头上的四大风险：债务断裂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农民家庭的债务紧平衡，就像一触即溃的堤坝，一旦遇到失业、生病等意外，就可能断裂，引发一系列风险。

（一）心理焦虑：被债务绑架的生活，没有安全感

债务让农民陷入持续的焦虑，这种焦虑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还贷焦虑。每到月底还贷日，农民就紧张不安，反复检查银行卡余额，生怕钱不够影响征信；

失业恐惧。子代不敢失业，哪怕工作再累、工资再低，也不敢轻易辞职，“一旦失业，房贷就断供，征信黑了，以后寸步难行”；

意外恐慌。害怕自己或家人生病、受伤，“一场大病，不仅没人赚钱，还要花大钱，房贷肯定还不上”。

某农村的调查显示，80%以上的债务家庭，农民都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失眠、易怒成了常见问题，“以前种地虽然累，但心里踏实；现在赚钱不少，却天天提心吊胆”。

（二）代际支撑断裂：父代老去，子代扛不住

农民家庭债务的核心是代际合力，但这种合力正在慢慢瓦解。

父代陆续老去，身体机能衰退，不仅不能再种地、打零工补贴家庭，还可能生病需要医疗开支，从“支撑者”变成“负担者”；

子代习惯了高消费，除了房贷，还有车贷、网络贷款，每月开支居高不下，一旦父代不能再补贴，仅靠自己的工资，很难支撑债务。

中部某县的小李，父亲在工地受伤后，家庭收入少了一半，他不得不取消二胎的奶粉计划，妻子也只能在家带娃，不敢上班，“以前有我爸补贴，还能松口气；现在我爸要吃药，家里就我一个人赚钱，房贷、生活费、医药费，快撑不住了”。

（三）金融风险：县域楼市过剩，断供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农民家庭债务的背后，是县域房地产的过剩，一旦农民断供，可能引发县域金融风险。

楼市供过于求。东部某县，总人口72-80 万，已建楼盘能满足未来一二十年的需求，空置率极高；中西部县域更严重，很多楼盘卖不出去，却还在新建；

债务违约风险。农民还贷能力脆弱，一旦宏观经济下行、农民失业，就可能断供；县域银行的房贷大多贷给农民，断供潮可能让县域银行陷入危机；

城乡风险共振。如果农村断供潮蔓延，可能和城市的断供问题叠加，让金融风险失控，回旋空间被压缩。

“县域银行的房贷客户，80%是农民，一旦农民断供，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会急剧上升，甚至可能引发挤兑。”某县域银行的信贷经理担忧地说。

（四）社会风险：阶层固化，乡村振兴失去基础

农民家庭债务化，正在加剧农村的阶层分化，埋下社会稳定隐患。

上层农民，有积蓄，不负债，安于现状，不敢投资；

中层农民，负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陷入债务陷阱，挣扎求生；

下层农民，买不起房，直接“躺平”，放弃发展，怨气很大。

这种分化让农村失去活力：中层农民不敢消费、不敢投资，下层农民失去希望，“60后撒手、70后挣扎、80后想躺平、90后颓废”成了部分农村的真实写照。乡村振兴需要农民作为主体，而债务让农民陷入困境，失去了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和动力。

四、守住底线，让农民债务不再“一断即崩”

农民家庭债务化短期内难以逆转，但必须提前应对，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让农民的债务压力有缓冲，生活有保障。

（一）摸清底数：用大数据建立债务监测机制

首先要搞清楚农民家庭债务的真实情况，做到精准施策。

需要跨部门联动，整合银行、房管、就业、教育、卫生、户籍数据，以 “父代 + 子代” 的家庭为单位，排查农民购房情况；将 “月供 / 家庭月收入＞1/3” 的家庭纳入监测（比如月供 4000 元，家庭月收入 12000 元以下），这些家庭抗风险能力差；监测父代的健康状况、子代的就业情况、孙代的教育支出，一旦出现收支失衡，提前介入。

通过大数据排查，建立农民家庭债务台账，让每个负债家庭都能被关注，避免风险失控。

（二）保就业：守住农民还贷的“现金流”

就业是农民还贷的核心，只要有就业，就有现金流，就能避免断供。

需要加强与东部沿海企业的合作，保障农民工的就业稳定，避免大规模失业；在县域布局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让农民能就近就业，不用背井离乡，也能还贷；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竞争力，让他们在失业后能快速再就业。

“农民不怕赚钱少，就怕没活干。只要有稳定的工作，哪怕工资不高，也能慢慢还贷。” 某村支书说，村里有几个农民在本地的农产品加工厂上班，每月3000多，还贷压力小了很多。

（三）政策兜底：给农民债务留“缓冲空间”

对于确实有困难的农民家庭，需要政策兜底，避免一断供就破产。

对失业、家人生病的农民家庭，可以允许缓供6-12个月，缓供期间不罚息、不上征信，给农民缓冲时间；对低收入农民家庭，可以给予房贷贴息，降低月供压力，比如每月贴息500-1000元，减轻负担；鼓励12户左右的农民组成互助小组，每户缴纳4000-6000元，形成小额无息信贷，谁家暂时还不上房贷，就用互助资金垫付，滚动支持。

某县试点村级互助金融后，有3户农民因为失业暂时断供，通过互助资金垫付，避免了征信受损，后来重新就业后，又把钱还回了互助小组，效果很好。

（四）源头治理：降低农民的购房刚需压力

要从根本上缓解农民债务压力，需要降低婚姻和教育带来的购房刚需。要遏制 “县城有房” 的硬性要求，倡导简约婚礼，减轻农民的婚姻消费压力；均衡教育资源，推动县域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改善农村学校的师资和设施，让农民孩子不用进城也能享受优质教育，减少教育驱动的购房需求；控制县域楼市供给，停止新建过剩楼盘，盘活存量空置房，比如将空置房改为公租房、人才房，降低农民的购房成本。

“如果农村学校有好老师，我也不会花几十万在县城买房，让孩子留守。”河南某农民说，只要教育资源均衡，他宁愿在农村住，不用背债。

结语：债务化解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

农民家庭的债务，不是简单的“买房还钱”问题，而是关系到亿万农民的生活质量、县域金融稳定和乡村振兴的大局。两代人掏空积蓄、背负二三十年房贷，本质是农村在城镇化过程中，婚姻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产物。

化解农民家庭债务风险，不能只靠农民自己扛，更需要政策发力：既要守住底线，通过监测、保就业、兜底政策，避免债务断裂引发连锁反应；也要从源头入手，均衡资源，降低农民的购房刚需。只有让农民卸下债务枷锁，才能让他们轻装上阵，参与到乡村振兴中，让农村重新焕发活力。

农民的愿望很简单：不用为了结婚、上学被迫买房背债，能安稳过日子，老有依靠、小有前途。实现这个愿望，就是破解农民家庭债务化的关键，也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