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的最后一场影展

面对一个快速更替、无法保证回报的世界，新一代的创作者和角色一样，选择以热爱、陪伴和持续行动，抵抗被淘汰的命运。

作者 | 陆娜（北京）

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那熟悉的灯箱今年2月1日熄灭，正式迁往国贸新址。对于内地影迷而言，这间艺术影院的迁址，更像是一个持续了十六年的文化仪式暂告段落。

2009年12月，内地第一家外资艺术影院「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在当代MOMA正式开业。自2012年首届「光影记忆」香港影展起，这里便成为连接两地电影记忆的固定坐标，杜琪峰的冷峻、许鞍华的温情、徐克的天马行空，曾一年一度在此与观众重逢，构筑起一个关于港片的沉浸式记忆宫殿。

但当这个地标策划其告别前的最后一场香港影展时，却将聚光灯投向了两位新导演及其作品。梁国辉的《触电》，与白玮琪、杨帆的《电竞女孩》，都是以电竞题材作为切口完成各自表达的故事。

这或许并非偶然。在一个电影产业面临深刻变迁、传统类型叙事寻求突破的时代，电竞这个全球青年文化的通用语，为香港创作者提供了一个观察本土现实的全新棱镜。有趣的是，香港本土的电竞土壤堪称贫瘠，从未形成成熟的产业生态。这也迫使导演们把镜头对准那些在现实世界中失速、被边缘化、被时代推着往下走的人。

更重要的是，这两部作品都借助电竞这一团队协作的形式，把线上孤岛拉回到具体而嘈杂的城市空间，影片中的网吧、茶餐厅、中环街头都让人重新感知到一种久违的香港气质。在工业体系收缩的背景下，两部影片也以有限的预算，探索着小团队协作、创意突围的崭新可能。

影院会迁址，地标会消失，产业有周期起伏，但只要还有创作者在尝试用新的方法讲述一座城市中真实的人，电影就不会停留在被怀旧定义的过去。

香港的赛博显影

当香港电影人决定讲述一个关于电竞的故事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游戏、动作与赛博视觉之中，不断把目光拉回现实的城市空间。在《电竞女孩》与《触电》中，香港自身独特的空间与气质都主动参与并塑造了电影中的游戏世界。

对于《电竞女孩》的导演白玮琪和杨帆而言，选择电竞题材起初源于一个单纯的愿望：在政府资助的第六届「首部剧情电影计划」中，拍一部有别于沉重社会议题的「轻松、热血、好玩」的电影。2018年前后电竞热潮与本土女子电竞队的涌现，为这个想法提供了契机。

然而，正当创作启动，疫情袭来，曾短暂繁荣的电竞女团迅速解散。这一现实层面的泡沫现象，反而刺激了白玮琪思考，在一个电竞产业基础薄弱、梦想易碎的城市里，一群不被主流看好的女孩该如何追逐、甚至重构她们的梦想？正是这一追问，决定了影片中虚构的游戏《城壳之魂》的形态。游戏的核心设定「用梦想点亮城市的水晶」，与主角们在现实香港中艰难开拓电竞天地的行动形成视觉与主题的双重对照。

同时由于预算仅有500万港元，无法负担构建全CG游戏世界的开销，团队转而将目光投向香港街头。「我们忽然想起《阿基拉》《银翼杀手》《攻壳机动队》等赛博朋克经典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香港元素，当下为何没人再用这种视角去看香港了？」她们意识到，香港密集的霓虹招牌、新旧杂糅的建筑丛林、迷宫般的街道，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赛博朋克影棚」。

更具本土智慧的创造，是「电竞茶餐厅」这一空间的诞生。其灵感来源于疫情期间网吧为求生转型卖海南鸡饭的真实新闻，它精准捕捉了香港市民阶级能屈能伸的草根生命力。茶餐厅这一最具市井烟火气的符号，因此被赋予了新的叙事功能，它不再是单纯的地标性用餐地点，而是主角们对抗商业收编、自创比赛规则、凝聚同好的实体乌托邦。在这里，线上虚拟的竞技梦想，找到了线下坚实且充满人情味的落脚点。

与《电竞女孩》的女性视角不同，《触电》导演梁国辉的初衷则带着一种老港片式的浪漫与不甘。他试图拍出一部「不一样的动作片」，以此在传统的警匪犯罪类型之外带来点新意。

在他看来，游戏世界是一个可以脱离现实、进行风格化呈现的出口，它也承载了自己从 八九十年代街机厅文化与《电子神童》等动漫影响的私人情感记忆。「我们小时候放学都很喜欢去打机的，香港那时候有很多游戏机中心，是一代人的记忆。但电影中的游戏感若太满，观众不如直接投身游戏；若太旧，又会丧失电竞题材的吸引力。」

同样由于预算有限，梁国辉也摒弃了昂贵的绿幕，像一位本土游戏关卡设计师，精心挑选了四个极具特色且成本低廉的香港场景：瑞兴皮厂、上水大水管、荃景围旧街市、赤柱污水厂。这些地点或是即将改造的废弃空间，或是带有强烈工业感的地标，共同特点是「很有香港味道，但又不是游客视角常见的那种香港」。其中，荃湾旧街市更是承载了导演的个人成长记忆。

梁国辉将这些场景转化为游戏中的战斗地图，让演员在其中进行充满港式动作设计感的「热兵器实战」。于是，虚拟世界的枪战与搏杀，在斑驳的瓷砖、生锈的水管、空旷的厂房中展开，香港城市中那些被遗忘的角落，由此被赋予了一种粗粝而奇特的游戏感。网吧在片中作为团队集结地，同样是对一个已趋没落的本地线下社交空间的怀旧与致敬。

在百老汇电影中心的映后交流环节中，现场有观众形容《触电》像是一部「在电竞椅上拍出的武侠片」，林敏骢、罗莽、冯素波等老戏骨的加盟，将传统的港式武打体系与新生代的赛博世界对抗进行嫁接，在电竞外壳下保留了古典动作片的筋骨。

手搓特效点燃团魂

当镜头前的赛博霓虹熄灭，电影真正动人的力量，往往来自于幕后的战场。对于这两部影片而言，其创作历程本身，就是一场关于坚持、实验与团队信念的极限挑战。

《触电》虽然以电竞题材为切口，但本质上在讲的是一群社会意义上的失败者如何处理情绪、如何寻找出路的故事。之所以想写这样一个故事，梁国辉自嘲也是因为自己「几乎一生都没有成功过」。在他看来，主流叙事总是在歌颂胜利，社会规则也只关注那极少数的「第一名」，在香港这种精英主义的逻辑更为凸显，让大多数付出过努力却得不到关注的普通人显得无处容身。

而当他发现电竞运动员25岁左右就面临反应变慢的职业衰退时，他便决定构建一个横跨不同代际的「失败者同盟」。电竞世界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能抹平现实的阶级与年龄，影片中的「Happy Hour」战队，就试图通过一个过气动作演员、一个网吧老板和一个退役天才的组合，在虚拟世界里重组那种消失已久、非血缘的港式团魂。

这种「团魂」并不只存在于故事之中，也渗透进影片的创作过程。在梁国辉看来，随着年龄增长，无论是创作还是生活都愈发趋向独立与孤独，但一群人愿意为同一件事并肩投入，本身就是抵御现实下行的方式。在《触电》的主创中，梁国辉是团队中年纪最大的人，他主动寻找更年轻的摄影与特效创作者，共同完成一部在形式上试图突破的动作片。

作为一名在成龙、洪金宝动作片基因中成长起来，在杜琪峰、陈木胜片场实践过的导演，梁国辉的血脉里流淌着旧时港片快节奏、重打斗的DNA。但他深知，现在的观众早已在碎片化信息的冲刷下进一步失去了耐心，且电影工业的现实也不允许他复刻当年武行们搏命的苦练模式。因此，他选择「不迷恋过去，而是走新时代的路」。

在求新求变这条路上，《电竞女孩》也给出了自己的解法。电影因为预算有限，断绝了外包给大型特效公司的可能，却意外逼出了一条极具个性的路径。白玮琪笑称，就像玩游戏的人都有自己的大招，在现实中做出这个CG镜头量达900多个的影片，她的大招就是「自己手搓」。

最初，经验丰富的前辈直言她们想要的视觉质感「没钱做不到」，并建议她们放弃复杂的3D角色，改用简单的漫画风格替代。在监制的鼓励下，视觉设计出身的白玮琪开始自学视效，带领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六人热血团队，深耕长达四年的后期制作，其中两年完全投入到特效的手工打磨中。在反复沟通与测试中，《电竞女孩》打造出「一种明亮、拼贴、带着手工感的活力」。

这种独特的视觉调性，也深度渗透进游戏场景的设计与人物形象的打造之中。《电竞女孩》在妆造上并不追求浮夸的cosplay，而是以符合角色性格的色彩和线条区分出不同队员气质。

例如性格比较冲、领袖感强的Summer更像是「射手/输出」类身份，她冲锋在前、做主力输出，但粉色朋克造型又展露出她的少女本色。再比如负责承受伤害、保护队友的灰九选择了「坦克」类角色，但她身后又有一个特效制作的超大毛绒抱抱熊。曾受霸凌、习惯蜷缩自我的Mico，则潜伏在暗夜和黑色斗篷里等待猎杀时机。

这种由内而外的设计逻辑，源于《电竞女孩》在剧本开发阶段就有意将角色在现实中的性格，推演到她们在游戏里必然会承担的职位。因为在MOBA类竞技游戏中，每个岗位往往需要特定性格和战术倾向的人来发挥优势。正如杨帆在现实中偏爱远端输出、精准掌控全局的射手与法师，而白玮琪则习惯冲在最前方、为队友遮风挡雨。

这种游戏身份与现实灵魂的高度契合，让每一个角色都带着鲜活的血肉质感。电竞场也随之超越了单纯的竞技，变成了女孩们在现实的压抑中释放自我、完成赋权的第二战场。

「不玩你们的游戏了」

相比之下，内地拥有更为庞大且成熟的电竞产业链，却鲜见以电竞为切口的电影作品出现。反倒是香港电影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题材，将其作为一个存储表达和叙事的新入口。而这两部电影的共性主题又都是探讨，在一种注定会输的环境里，如何去定义「胜利」？

这不仅是关于电竞的，更是关于当下香港社会的。尤其是当创作者们将电竞行业作为一个浓缩的样本时，现实中各行各业的萎缩与转折也得到了某种映照。

2015年前后，在香港政府资金介入的推动下，电竞一度被包装成一门未来产业，大量商业资本迅速入场。出于回收周期和市场想象的考量，香港出现了世界范围内比例极高的女子电竞队伍。但这些队伍多数并不以竞技为核心，而更接近娱乐化、表演化的存在。当疫情到来，这个泡沫几乎一夜之间破裂，原本热闹的女队迅速解散，赛场随之消失。

在《电竞女孩》的创作中，最令人感到振奋的在于它最终拒绝按照既定规则，不把故事导向一个虚假的胜利终局，而是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和社群聚集地。

在剧本写到第七稿时，白玮琪意识到，让五个女生一路拼搏、最终成为香港代表队的叙事，本身就是对现实的粉饰。「现实不会允许这样的胜利发生。」在一个从未真正职业化、缺乏联赛体系、选手随时被外流的电竞生态里，胜负从一开始就没有被认真对待过。既然如此，继续讲一个赢得比赛的故事，只是在迎合观众，而非回应真实处境。

第八稿的出现，意味着创作方向的根本转向。《电竞女孩》不再执着于「如何赢一场比赛」，或是现实意义上的职业晋级，而是将茶餐厅作为新的集结点，也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赛场，让一群仍然热爱游戏、热爱彼此的人，继续聚在一起。电影在此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姿态转变，她们终于决定「不再玩那套旧有的游戏了」。

这种改写规则的态度，也折射出一代香港年轻创作者的现实处境。行业低迷、开戏减少、资源紧缩，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白玮琪回忆自己十二年的从业经历，从合拍片最融洽、百花齐放的阶段，走到如今分界愈发清晰、许多电影人难以仅靠创作维生的当下。《电竞女孩》和《触电》做出的回应都是，如果这个空间正在萎缩，那至少要有人去守住它、延展它，让更多有能力的人仍然可以在其中发光。

值得一提的是，《触电》选择了启用另一批演员来扮演「Happy Hour」战队在游戏世界中的虚拟角色，一方面强化了角色差异，也在工业现实受限的情况下，为更多新演员提供参与空间，形成一种互助式的创作生态。梁国辉也认为，游戏的乐趣就在于进入另一个世界塑造新的身份。

这种设计最终回扣到影片对输赢的理解。《触电》并不否认胜负的存在，甚至仍没有为主角团开金手指，让他们再一次面对了失败。因为梁国辉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结果本身，而是角色在一次次并肩作战中获得的经验、情感与团队连接。这种对过程的强调，也成为影片最接近当下现实的一种情感落点。

如果将电竞行业作为一种浓缩的样本放置进香港当下的语境中，会发现餐饮、娱乐、影像创作，甚至网络内容生态，都在经历类似的爆红与收缩。但总有一帮很有活力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方法、他们的梦想去点亮这个城市。

或许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两部影片触及了一种正在生成的新香港精神。即不再执着于重返巅峰，不再幻想单点突破，而是承认失败、接受不确定，在不断变化的规则之外，主动开辟属于自己的小型赛场。面对一个快速更替、无法保证回报的世界，新一代的创作者和角色一样，选择以热爱、陪伴和持续行动，抵抗被彻底淘汰的命运。

他们未必赢，但他们仍然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