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锋如剑，边界是尺 刘虎事件与舆论监督的法治坐标

川南经济网特约评论员

2026年2月，笔者曾经的同行，前调查记者、知名自媒体人刘虎因涉嫌诬告陷害罪，非法经营罪被成都警方立案侦查，再度将舆论监督与法律边界的命题推向公众视野。从机构媒体到自媒体，刘虎以笔为剑，既照亮过权力失范的角落，也屡次触碰法律红线，其个人命运的起伏，恰是中国舆论监督生态变迁的缩影，更折射出法治社会对监督行为的双重要求：既要有敢言的勇气，更要有守界的敬畏。

刘虎的“传说”，始于调查记者的职业坚守。任职《新快报》期间，他实名举报过多名高官，推动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海南高院副院长张家慧案等重大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其文字如利刃，刺破权力寻租的迷雾，为弱者发声，为真相较真，赢得“啄木鸟”的赞誉。转型自媒体后，他延续监督锋芒，聚焦基层治理、民营企业家权益等议题，文章兼具调查深度与情感温度，让被遮蔽的诉求进入公共视野，也让权力者胆寒。这种“为无告者代言”的精神，正是舆论监督的核心价值所在——它不是权力的附庸，而是社会正义的守望者，是良法善治不可或缺的一环。

然而，勇气若脱离法治的缰绳，便可能沦为任性的宣泄。此次刘虎涉案，直接导火索是其公众号发布的涉地方某官员文章，被指涉嫌诬告陷害，而“非法经营”的指控，则直指自媒体运营中的商业边界问题。据了解，这并非刘虎首次触法，2013年，他因实名举报被以诽谤罪立案，羁押346天后因证据不足获不起诉。两次涉案，核心矛盾高度一致：监督的正当性，不能成为突破法律底线的借口。诬告陷害罪的成立，需以“捏造事实、主观故意”为要件；非法经营罪的认定，需以“违反国家规定、扰乱市场秩序”为前提。法律从不否定监督的价值，但要求监督必须建立在事实核查的基础上，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运行——这不是对监督的束缚，而是对监督的保护，避免其沦为权力报复或利益裹挟的工具。

刘虎事件的深层启示，在于厘清自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三重边界。其一，事实边界，监督的生命力在于真实，自媒体虽无机构媒体的审稿流程，但作者仍需承担“合理核实义务”，仅凭单方信源、未经交叉验证便发布指控，极易引发法律风险。其二，法律边界，公民监督权与诬告陷害、诽谤等违法犯罪的界限清晰，监督是权利，诬告是犯罪，二者不可混淆；自媒体的商业运营，也必须遵守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规定，杜绝以监督为名行敲诈、牟利之实。其三，程序边界，监督应优先通过信访、举报等合法渠道，公开发文需兼顾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避免以舆论审判替代司法审判，这既是对法治的尊重，也是对监督者自身的保护。这里啰嗦两句，为什么一些信访材料泥牛入海，一是篇幅太长，拖泥带水；二是主题不集中，东拉西扯；三是，无事实依据，胡编乱造。

从刘虎案回望中国舆论监督的发展，从机构媒体的调查报道到自媒体的独立发声，监督的渠道更多元、声音更响亮，但风险也更突出。唐山马树山案、刘虎案等事件反复证明：正当监督绝不该被预设为犯罪，但违法监督也绝不能被纵容。司法机关应秉持“罪刑法定、证据裁判”原则，审慎区分监督失实与恶意诬告，避免以刑事手段压制合法监督。自媒体人则需坚守“事实为基，法律为尺”的底线，在敢言与慎言之间找到平衡。而社会公众，更应理性看待监督行为，既不神化监督者，也不妖魔化执法者，共同守护“监督有边界、法治有温度”的生态环境。

笔锋如剑，可斩荆棘；边界如尺，可正言行。刘虎事件不是舆论监督的终点，而是法治完善的起点。唯有让勇气与法治同行，让监督与规范共生，才能让每一支为正义而写的笔，都有法律兜底的底气，让每一次为真相而发出的声音，都能照亮法治前行的道路。这，才是对刘虎们最好的致敬，也是对社会正义最坚实的守护。

相关链接：刘虎，重庆市渝北区人，曾任广州《新快报》记者 。2013年8月23日在北京警方协助下被带走，次日因涉嫌制造传播谣言被刑事拘留 ；同年9月30日以涉嫌诽谤罪被执行逮捕，12月31日案件移送审查起诉 。其曾实名举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等人。北京市公安局指控刘虎在2012年5月至2013年8月期间通过微博散布不实信息，变相勒索65万元人民币 。经东城区检察院审查认定证据不足，于2015年9月10日决定不起诉 。刘虎自2013年9月30日被批捕至2014年8月3日取保候审，共被关押346天 。（来源：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