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姐工地搭伙十三年，她住院那天，我才知道她是董事长。

你看过那种工地上，五十多岁还打着光棍的师傅吗？刘建国就是。

他和王秀芬，一个砌墙，一个提灰，在同一个工棚里搭伙过了十三年。没人拿结婚证，就是累了有个说话的人，病了有口热水喝。这在他们那圈子里，不稀奇，叫“搭伙夫妻”。日子像工地的混凝土，粗糙，但能互相撑着不倒。

那时候谁也没多想，就觉得王秀芬这大姐，人挺讲究。工棚再乱，她那块地方总是干干净净；天没亮就起来，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大伙儿背地里笑她穷讲究，刘建国却觉得挺好，还帮她打水，让她能天天擦把脸。他图啥？可能就是图下班回来，有个人在灯下等着，桌上摆着热乎的咸菜馒头。这就够了。

直到王秀芬倒下。医院说是心脏病，后来才知道，要命的是胃癌，晚期。最后那几天，她话都说不出了，就死死攥着个旧布包，眼睛看着刘建国。他懂，那是留给他的。

人走了以后，刘建国在空荡荡的工棚里打开了布包。里面不是他以为的几件旧衣服，而是一封信，一张银行卡，还有一份他看不太懂的文件。

信上的字，娟秀得不像出自一个提灰桶的女人的手。

“建国，对不起，骗了你十三年。我不叫王秀芬，我叫林婉清。”

信很长，刘建国蹲在床边，借着昏暗的灯光，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他这才知道，这个和他一起吃糠咽菜的女人，曾经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风光无限的时候，被最信任的丈夫和亲生儿子联手做局，卷走了所有钱，把巨额债务和烂摊子全留给了她。公司破产，众叛亲离，债主堵门。她从高楼一跃而下想解脱，却没死成。心死了，就用另一种方式活——扔掉名牌衣服，抹黑脸，混进了南下的民工潮，成了最不起眼的“王秀芬”。

信里写：“来工地的头一年，我每天都想死。直到遇见你。你给我打的那盆热水，是我三年来感受到的第一丝暖。你不问我过去，不嫌我古怪，就是实心实意地对一个人好。这十三年，是我偷来的。我用‘王秀芬’这个身份，尝到了这辈子最干净的感情。”

她说，胃癌是早就查出来的，没治。那笔积蓄和那份股权文件，是她最后能给他的东西。文件涉及她早年以别人名义做的一点投资，如今公司起来了，值些钱。她写道：“钱不多，但够你离开工地，安稳过完后半生。别拒绝，这是我欠你的，也是我……爱过你的证明。”

刘建国捏着信纸，手抖得厉害。他想起她总在深夜捂着胃，说老毛病；想起她吃得极少，说在减肥；想起她看他时，眼里那种复杂的、他读不懂的光。原来那不是工友间的依赖，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女人，在绝望里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根稻草，给了他毫无保留的温暖。

工棚外，打桩机还在轰隆隆地响。但刘建国的世界，彻底静了。他坐了整整一夜，抽光了半包最便宜的烟。

第二天，他去工头那儿结了账，辞了工。收拾行李时，他把王秀芬——不，林婉清——那几件洗得发白的旧工服，仔细叠好，放进了最底层。他买了一张去往林婉清家乡的车票，地址是她信里提到的，一个她从未带他回去过的江南小镇。

他不知道那小镇什么样，也不知道股权什么的该怎么弄。这个在钢筋水泥里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的男人，第一次感到一种茫然的沉重。但那沉重里，又生出一点陌生的力量。

他不是去追索什么，也不是去享受那份遗产。他就是觉得，得去她来的地方看看。得知道，那个叫林婉清的女人，前半生是在怎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好像只有这样，他才能把“王秀芬”和“林婉清”这两个名字，在心里完整地拼成一个人。

火车开动的时候，他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工地景象。那里埋葬了他作为建筑工人的大半生，也埋葬了一个女人隐藏了十三年的惊世秘密，和一份至死才敢言明的深情。

未来会怎样？他不知道。但他手里紧紧握着的，不再只是磨出老茧的拳头，还有一张银行卡，一份文件，和一封被泪水浸得字迹模糊的信。

这大概就是生活最吊诡的地方：你以为是两个苦命人在抱团取暖，却不知其中一人，曾见识过山顶的风景，也跌落过最深的谷底。而她最后找到的温暖，恰恰来自谷底另一块冰冷的石头。

这份迟来的真相，对刘建国来说，不是解脱，更像是一份需要用余生去慢慢拆开的、沉重的礼物。而礼物最深处藏着的，是一个女人在生命尽头，所能给出的全部真心与歉意。这就够了，真的。比多少钱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