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新华日报)
□ 葛志伟
当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大体围绕两重维度展开:一是立足文献的版本、校勘与笺注,回答“文本是什么”;二是以义理为核心,探讨“文本说什么”。百年来,钟嵘《诗品》研究也基本遵循上述路径。但这两种视角某种程度上易遮蔽另一重要问题——文本如何书写,即“文本怎么说”。事实上在文献与义理研究之外,古代文论还潜藏着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书写维度”。古代文论家历来重视书写,批评精义往往蕴藏在遣词造句之间。基于此,本文以《诗品》为例,聚焦书写形式层面的修辞策略与批评意蕴,以期为当下古代文论研究提供新路径。
熔铸经典的文本建构
如同许多渴望立言不朽的文人,钟嵘对《诗品》传世也寄予厚望。他善于通过熔铸经典的方式,为文本书写寻求合法性,使品评更具说服力。据统计,他引用最多的典籍是《论语》《周易》《史记》。这三部经典对《诗品》文本书写有着不同的修辞功能。
第一,借《论语》立言。《论语》被誉为“五经管辖”,是中古文人少时必读书。《诗品》引用或化用《论语》凡19处,如“有妇人焉,一人而已”“洋洋乎会于风雅”“在季、孟之间”“斯人也,而有斯困”等。这种写法并非偶然,而是钟嵘自觉采用的策略。他深知《论语》与孔子在士人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故常引其辞以强化自身批评权威,使原本属于个体感兴的品评获得既往经典赋予的合法性。《诗品》中诸多言简意赅的句式、寓含评骘的比兴与坚持儒家伦理的价值取向,藉此获得与《论语》互文同构的修辞力量。
第二,借《周易》立法。《梁书》称钟嵘“明《周易》”,则《诗品》承《周易》之理自不待言。《周易》以“三名”统摄万象:“易简”观物、“变易”察势、“不易”固本。钟嵘循此勾勒“盛(西汉)—衰(东汉)—盛(建安)—衰(正始)—盛(西晋)—衰(东晋)—盛(宋)—极衰(齐)—将盛(梁)”的诗坛变迁轨迹,将赓续诗骚传统、兼顾丹采风力视为古今胜语的不易之道。《诗品》所评120余位诗人皆可视为“象”,历代诗风兴废又汇聚为更高层级的“象”。钟嵘取外在之象,揭示诗坛盛衰往复之理,使诗歌史演进呈现可以推演的规律性。他希望以此向当世读者,尤其是梁武帝,传递梁代诗坛必将复兴之“意”。
第三,借《史记》立体。钟嵘效仿《史记》“通古今之变”的理念,意在为五言新诗体“立传”。内容上,《诗品》不以贵贱论诗才,从帝王将相到寒士僧侣,凡诗歌成就可观者都纳入品评范围;体例上,《诗品》“单评”“合评”并用,或独评一人,凸显诗史地位与艺术成就,或数家合评,展示时代风气与诗坛风貌;写法上,《诗品》常采用“互见法”,在某位诗人评语中涉及另一诗人,使不同条目间互相发明,如以汤惠休评语折射颜延之、谢灵运诗风差异,又于沈约评语中论及鲍照之体。此种勾连呼应之法,使诗歌品评呈现多维立体的形态。
别开生面的象喻修辞
象喻修辞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表达方式。《诗品》大量运用象喻修辞,既是古代书写传统的延续,也是钟嵘构建批评文本的策略。
明喻、暗喻、借喻等辞格在《诗品》中均有体现。据统计,《诗品》中象喻修辞凡23例。如《诗品序》中将刘桢、王粲喻为曹氏父子的“羽翼”,以翅膀对鸟儿飞翔的重要性,彰显二人对建安诗歌发展的助力;又如用“贞骨凌霜,高风跨俗”形容刘桢诗歌,“贞骨”喻其坚硬纯粹、不可摧折的品格,“高风”喻其卓然不群、超拔尘世的风貌;再如以“流风回雪”“落花依草”分别比喻范云和丘迟诗歌,既精准呈现二人诗风差异,又彰显古代文论目击道存的思维特质。可见《诗品》中的象喻修辞并非点缀,而是承载批评意图的重要方式。
读懂钟嵘的象喻,关键是辨明本体与喻体。如《诗品序》“殆均博弈”句,旧解多将其溯自孔子“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博弈只是一种聊胜于无的娱乐技艺。若溯源至此,读者就很容易认同古直“品诗易当,如博弈之技”的观点。事实上钟嵘从未认为品诗是易事。彼时执诗坛牛耳的王公缙绅与文士领袖刘绘,都无法为混乱的诗坛确立法则,品诗之难可见一斑。钟嵘此句当源自《孟子·告子》“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此象喻修辞中,本体是品评五言诗,喻体是博弈游戏,二者都要专心致志才能各有所获。
《诗品》中亦多见省略喻词的象喻。如称张协诗歌“词彩葱蒨”,以草木青红相间比喻辞彩华美。但省略喻词易引发误解,如“行卿少年”句,因诗人生平资料极少,学界都将“少年”理解为年纪。然据南京博物院藏《齐故冠军将军东阳太守萧府君侧室夫人王氏墓志》,诗人在永明六年曾以“大司马参军事”身份为东阳太守萧顺之侧室王宝玉撰写铭文,此时钟嵘刚入太学,尚未出仕。另据《南史·鲍泉传》,诗人在梁初还有政治活动,绝非英年早逝,可见将“少年”释为诗人年纪缺乏可靠依据。事实上“行卿少年”乃省略喻词的象喻,可译为“行卿诗风如少年”。
作为论据的逸事书写
逸事书写是《诗品》艺术魅力的重要来源,如谢灵运少时养于“杜治”、宝月窃取《行路难》等。正因如此,《诗品》在明清时常被收录在《说郛》《稗史汇编》等小说丛书中。但相对于钟嵘直接品诗论人的文字,这些逸事长期被视为趣闻而未受重视。
清水凯夫认为钟嵘品评谢灵运诗歌,先是描述诗风主要特征,再讲述少时养于道士杜子恭处的故事,从而为其出类拔萃的山水诗提供道家思想底色。该成长逸事既被溯源为诗风生成的生活基础,又在客观上呼应《诗品》推崇的“自然英旨”。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叙事不仅是对其报道事件的一种复制,而且也是一种复杂的象征系统。”《诗品》中看似无关宏旨的逸事,正构成此象征系统的重要内容,其真实意图值得关注。
《诗品》“宋法曹参军谢惠连诗”条引《谢氏家录》,记载谢灵运梦见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佳句的故事。从叙事角度看,谢灵运是此故事当仁不让的中心人物。研究者多从史实角度考证内容真伪,却较少追问钟嵘为何引用。事实上此故事在钟嵘笔下承担重要的论据功能,用以支撑上文“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的品评。南朝擅长民间歌谣的诗人很多,若无有力佐证,那么“风人第一”之论难免流于武断。故钟嵘引此逸事予以补充说明。谢灵运千古名句“池塘生春草”,本源自“踶场生青草”(《江陵乐》)、“紫草生湖边”(《读曲歌》)等晋宋清商曲辞。钟嵘借此名句将读者带入民歌的审美语境,从而增强“风人第一”的说服力。
“江郎才尽”故事最早见于《诗品》。后世多关注江淹何以“才尽”,而忽视钟嵘的引用意图。事实上他旨在借此逸事构建批评语境,为“筋力于王微,成就如谢朓”的品评提供论据。从时间上看,王微卒于453年,谢朓卒于499年,而江淹卒于505年。江淹代表性作品《效阮公诗十五首》《杂拟三十首》等大多创作于宋、齐之际,也就是说,谢朓去世后,他仍有六年多创作时间。若其如庾信那样“暮年诗赋动江关”,那么“筋力于王微,成就如谢朓”的结论就很难成立。为使立论严谨,钟嵘还需对江淹晚年诗歌成就加以描述,“江郎才尽”逸事正好承担了这一批评功能。
《诗品》被誉为“百代诗话之祖”。通过对其书写形式的个案研究可知,在当下古代文论研究中提出“书写维度”,不仅是方法论的必要补充,更关乎文化自信语境中重新理解古代文论的可能性。研究者唯有兼顾文献、义理与书写三重维度,使之互相发明,才能更贴近作者为文初心,并洞察经典文本跨越古今、绵延不息的深层力量。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修辞视域下钟嵘《诗品》的文本书写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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