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三重维度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新华日报）

□ 葛志伟

当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大体围绕两重维度展开：一是立足文献的版本、校勘与笺注，回答“文本是什么”；二是以义理为核心，探讨“文本说什么”。百年来，钟嵘《诗品》研究也基本遵循上述路径。但这两种视角某种程度上易遮蔽另一重要问题——文本如何书写，即“文本怎么说”。事实上在文献与义理研究之外，古代文论还潜藏着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书写维度”。古代文论家历来重视书写，批评精义往往蕴藏在遣词造句之间。基于此，本文以《诗品》为例，聚焦书写形式层面的修辞策略与批评意蕴，以期为当下古代文论研究提供新路径。

熔铸经典的文本建构

如同许多渴望立言不朽的文人，钟嵘对《诗品》传世也寄予厚望。他善于通过熔铸经典的方式，为文本书写寻求合法性，使品评更具说服力。据统计，他引用最多的典籍是《论语》《周易》《史记》。这三部经典对《诗品》文本书写有着不同的修辞功能。

第一，借《论语》立言。《论语》被誉为“五经管辖”，是中古文人少时必读书。《诗品》引用或化用《论语》凡19处，如“有妇人焉，一人而已”“洋洋乎会于风雅”“在季、孟之间”“斯人也，而有斯困”等。这种写法并非偶然，而是钟嵘自觉采用的策略。他深知《论语》与孔子在士人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故常引其辞以强化自身批评权威，使原本属于个体感兴的品评获得既往经典赋予的合法性。《诗品》中诸多言简意赅的句式、寓含评骘的比兴与坚持儒家伦理的价值取向，藉此获得与《论语》互文同构的修辞力量。

第二，借《周易》立法。《梁书》称钟嵘“明《周易》”，则《诗品》承《周易》之理自不待言。《周易》以“三名”统摄万象：“易简”观物、“变易”察势、“不易”固本。钟嵘循此勾勒“盛（西汉）—衰（东汉）—盛（建安）—衰（正始）—盛（西晋）—衰（东晋）—盛（宋）—极衰（齐）—将盛（梁）”的诗坛变迁轨迹，将赓续诗骚传统、兼顾丹采风力视为古今胜语的不易之道。《诗品》所评120余位诗人皆可视为“象”，历代诗风兴废又汇聚为更高层级的“象”。钟嵘取外在之象，揭示诗坛盛衰往复之理，使诗歌史演进呈现可以推演的规律性。他希望以此向当世读者，尤其是梁武帝，传递梁代诗坛必将复兴之“意”。

第三，借《史记》立体。钟嵘效仿《史记》“通古今之变”的理念，意在为五言新诗体“立传”。内容上，《诗品》不以贵贱论诗才，从帝王将相到寒士僧侣，凡诗歌成就可观者都纳入品评范围；体例上，《诗品》“单评”“合评”并用，或独评一人，凸显诗史地位与艺术成就，或数家合评，展示时代风气与诗坛风貌；写法上，《诗品》常采用“互见法”，在某位诗人评语中涉及另一诗人，使不同条目间互相发明，如以汤惠休评语折射颜延之、谢灵运诗风差异，又于沈约评语中论及鲍照之体。此种勾连呼应之法，使诗歌品评呈现多维立体的形态。

别开生面的象喻修辞

象喻修辞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表达方式。《诗品》大量运用象喻修辞，既是古代书写传统的延续，也是钟嵘构建批评文本的策略。

明喻、暗喻、借喻等辞格在《诗品》中均有体现。据统计，《诗品》中象喻修辞凡23例。如《诗品序》中将刘桢、王粲喻为曹氏父子的“羽翼”，以翅膀对鸟儿飞翔的重要性，彰显二人对建安诗歌发展的助力；又如用“贞骨凌霜，高风跨俗”形容刘桢诗歌，“贞骨”喻其坚硬纯粹、不可摧折的品格，“高风”喻其卓然不群、超拔尘世的风貌；再如以“流风回雪”“落花依草”分别比喻范云和丘迟诗歌，既精准呈现二人诗风差异，又彰显古代文论目击道存的思维特质。可见《诗品》中的象喻修辞并非点缀，而是承载批评意图的重要方式。

读懂钟嵘的象喻，关键是辨明本体与喻体。如《诗品序》“殆均博弈”句，旧解多将其溯自孔子“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博弈只是一种聊胜于无的娱乐技艺。若溯源至此，读者就很容易认同古直“品诗易当，如博弈之技”的观点。事实上钟嵘从未认为品诗是易事。彼时执诗坛牛耳的王公缙绅与文士领袖刘绘，都无法为混乱的诗坛确立法则，品诗之难可见一斑。钟嵘此句当源自《孟子·告子》“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此象喻修辞中，本体是品评五言诗，喻体是博弈游戏，二者都要专心致志才能各有所获。

《诗品》中亦多见省略喻词的象喻。如称张协诗歌“词彩葱蒨”，以草木青红相间比喻辞彩华美。但省略喻词易引发误解，如“行卿少年”句，因诗人生平资料极少，学界都将“少年”理解为年纪。然据南京博物院藏《齐故冠军将军东阳太守萧府君侧室夫人王氏墓志》，诗人在永明六年曾以“大司马参军事”身份为东阳太守萧顺之侧室王宝玉撰写铭文，此时钟嵘刚入太学，尚未出仕。另据《南史·鲍泉传》，诗人在梁初还有政治活动，绝非英年早逝，可见将“少年”释为诗人年纪缺乏可靠依据。事实上“行卿少年”乃省略喻词的象喻，可译为“行卿诗风如少年”。

作为论据的逸事书写

逸事书写是《诗品》艺术魅力的重要来源，如谢灵运少时养于“杜治”、宝月窃取《行路难》等。正因如此，《诗品》在明清时常被收录在《说郛》《稗史汇编》等小说丛书中。但相对于钟嵘直接品诗论人的文字，这些逸事长期被视为趣闻而未受重视。

清水凯夫认为钟嵘品评谢灵运诗歌，先是描述诗风主要特征，再讲述少时养于道士杜子恭处的故事，从而为其出类拔萃的山水诗提供道家思想底色。该成长逸事既被溯源为诗风生成的生活基础，又在客观上呼应《诗品》推崇的“自然英旨”。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叙事不仅是对其报道事件的一种复制，而且也是一种复杂的象征系统。”《诗品》中看似无关宏旨的逸事，正构成此象征系统的重要内容，其真实意图值得关注。

《诗品》“宋法曹参军谢惠连诗”条引《谢氏家录》，记载谢灵运梦见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佳句的故事。从叙事角度看，谢灵运是此故事当仁不让的中心人物。研究者多从史实角度考证内容真伪，却较少追问钟嵘为何引用。事实上此故事在钟嵘笔下承担重要的论据功能，用以支撑上文“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的品评。南朝擅长民间歌谣的诗人很多，若无有力佐证，那么“风人第一”之论难免流于武断。故钟嵘引此逸事予以补充说明。谢灵运千古名句“池塘生春草”，本源自“踶场生青草”（《江陵乐》）、“紫草生湖边”（《读曲歌》）等晋宋清商曲辞。钟嵘借此名句将读者带入民歌的审美语境，从而增强“风人第一”的说服力。

“江郎才尽”故事最早见于《诗品》。后世多关注江淹何以“才尽”，而忽视钟嵘的引用意图。事实上他旨在借此逸事构建批评语境，为“筋力于王微，成就如谢朓”的品评提供论据。从时间上看，王微卒于453年，谢朓卒于499年，而江淹卒于505年。江淹代表性作品《效阮公诗十五首》《杂拟三十首》等大多创作于宋、齐之际，也就是说，谢朓去世后，他仍有六年多创作时间。若其如庾信那样“暮年诗赋动江关”，那么“筋力于王微，成就如谢朓”的结论就很难成立。为使立论严谨，钟嵘还需对江淹晚年诗歌成就加以描述，“江郎才尽”逸事正好承担了这一批评功能。

《诗品》被誉为“百代诗话之祖”。通过对其书写形式的个案研究可知，在当下古代文论研究中提出“书写维度”，不仅是方法论的必要补充，更关乎文化自信语境中重新理解古代文论的可能性。研究者唯有兼顾文献、义理与书写三重维度，使之互相发明，才能更贴近作者为文初心，并洞察经典文本跨越古今、绵延不息的深层力量。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修辞视域下钟嵘《诗品》的文本书写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