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电商巨头陷丑闻，数据泄露千万用户，职场安全问题频发

韩国电商平台Coupang正深陷数据泄露与危险工作环境的丑闻漩涡。这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巨头，一面耗资数百万美元游说美国政客，一面利用复杂的政治关系规避监管审查。

从残酷的定价策略到激进地清除竞争对手，Coupang正在精准复刻亚马逊早期的扩张模式，而两者最核心的共通之处，在于利用劳动者的脆弱处境来构筑商业版图。

近几个月来，Coupang在韩国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愤慨。这家拥有庞大运营体系的跨国企业，因大规模数据泄露和被曝光的危险工作环境而陷入舆论风暴。Coupang的现状值得全球关注：其逃避监管责任、阻挠工会组建的行为，恰恰预示着全球电商平台及其劳动者未来的处境。

Coupang堪称韩国版亚马逊与优步外卖的结合体。早在2021年该公司登陆纽交所时，其劳工权益问题便已初现端倪。而过去两个月的事态发展，更是印证了当时的担忧。

去年12月，Coupang披露约3400万客户账户遭受大规模数据泄露。这意味着在韩国20岁以上的人口中，约四分之三的国民身份证号及财务信息极有可能已遭曝光。公众的愤怒迫使该平台虐待劳动力的行为浮出水面。仅在2025年，就有八名Coupang员工因脑出血等过劳相关病症死亡，其中六人从事夜班或凌晨班工作。

剥削的字母汤

韩裔美国人金范锡于2010年创立Coupang，最初这仅是一个折扣券交易平台，却在数年间迅速演变为拥有百余个配送中心的完整电商帝国。

如今，该平台掌控着韩国电商市场约四分之一的份额——这个市场在过去十年间规模扩大了十倍，已跃居全球第五大电商市场。韩国广阔而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为Coupang提供了理想的快速增长土壤。该平台充分利用了韩国著名的24小时不间断城市生活模式，推出了清晨与深夜配送服务。然而，尽管营收强劲增长，且主要得益于疫情期间积压的需求在2022年实现了首次季度盈利，但其盈利能力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

最关键的是，Coupang和亚马逊一样，都是通过利用劳动力的不稳定性，在与线上和线下竞争对手的较量中不断扩张版图。无论是在美国还是韩国，亚马逊及其模仿者们凭借对随意雇佣模式的依赖，彻底重塑了劳动力市场的格局。

以亚马逊为例，到2021年，其每周流失约3%的小时工，年度员工流失率高达150%。然而它仍位列最大雇主之列，每350名美国人中就有1人受雇于该公司。

Coupang拥有约90000名正式员工，是仅次于三星电子和现代汽车集团的韩国第三大雇主。然而，这家韩国平台还通过短期合同或手机应用程序，雇佣了同等数量的非稳固就业人员。

据韩国劳工总联合会（会员总数逾百万）下属的全国仓储工人工会Coupang分会会长郑成勇透露，Coupang物流服务部门每日需招募约10000名日结工。

郑成勇向媒体透露：“近年来，HTP指标提升了1.5倍甚至翻倍。”所谓HTP即“高绩效吞吐量”，是Coupang在2021年媒体曝光其配送仓库和网络中惊人的工作配额后，用来取代原先“每小时单位产量”的新术语。

然而新标准实施后，员工个人的工作量并未减轻。据工会组织者透露，在HTP体系下，每位员工都必须随身携带个人数字助理（PDA）设备，其工作表现将通过该设备受到实时监测。“总体而言，每个配送中心分配的员工数量反而减少了，”郑成勇补充道。

各个仓库根据配额招募临时工。这种雇佣模式也成为了工会化进程的阻碍：Coupang将正式员工与临时工混编在同一条履约线上。自2021年8月以来，郑成勇所在的工会已与管理层进行了八十余次谈判，但至今仍未达成任何集体协议。

聊胜于无

Coupang这类依赖临时雇佣的企业，正在重塑工作的本质与就业保障的概念。不稳定就业的常态化，甚至导致地方政府为Coupang物流中心提供丰厚的税收优惠。

Coupang物流服务公司在最新的影响报告中宣称，62%的配送司机每周工作五天（法定工作时长），却未披露其平均具体工时。作为韩国第三大雇主，该平台未为非正式员工缴纳任何强制性社会保护（如国民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及工伤保险）。相比之下，许多韩国大型企业至少部分覆盖了合同工——尽管法律对此并未做强制要求。

众多年轻劳动者日益依赖Coupang应用程序来填补短期的资金缺口。当劳工及人权活动家呼吁Coupang取消凌晨与深夜配送服务时，部分年轻劳动者表示反对，这并不令人意外。对许多人而言，这类随叫随到的兼职是当下唯一可获得的收入来源，尽管其中存在严重的健康危害与安全风险。

当被问及工会是否呼吁取消该服务时，郑成勇回应道：“原则上必须废止这些配送服务。”他承认现任及潜在的Coupang员工普遍担忧此举可能导致薪资削减，但他坚持认为，“终止午夜配送的诉求具有深远的意义”。

郑成勇指出，保障休息时间才是工人目前更迫切的需求：“每两小时安排20或15分钟休息，能有效缓解夜间工作的强度。”目前除了单次用餐休息外，法律并未强制规定其他的休息时间。

治理分歧

Coupang是少数几家瞄准美国首次公开募股（IPO）的韩国初创企业之一。早在2021年上市前，其董事会席位及高管职位便完全由美国公民占据，这使得Coupang成为了韩国拥有最多同声传译人员的雇主。

郑成勇指出，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使Coupang得以规避问责。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金范锡凭借美国国籍及公司注册地优势，拒绝回应韩国国会的传唤。

去年12月，当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引发公众愤怒时，金范锡迅速卸任运营实体Coupang Korea的代表董事职务。他任命首席行政官兼法律顾问哈罗德·罗杰斯担任韩国Coupang临时首席执行官，后者在随后的国会听证会上激烈捍卫了公司的安全措施和劳工政策。

金范锡离开韩国Coupang只是权宜之计。韩国Coupang完全受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母公司Coupang Inc控制，而金范锡通过特权股权掌控着该公司74.3%的表决权。

Coupang治理结构最突出的特征，是其与普通员工日常利益需求的近乎完全脱节。 高管的现金激励仅与人才留存挂钩，而非个人或公司的业绩表现。简言之，某些高管获得现金奖金只是为了防止其离职。其他的激励则以股票奖励形式发放。除了股东价值外，不存在其他激励形式，这实质上导致高管的优先事项与车间现实完全割裂。

亚马逊对此表现得更为直白。其双轨薪酬体系优先为高管和软件工程师提供股票期权，而履行订单和配送的工人则仅以现金支付。后者的可替代性具有结构性特征，因为普通工人并不属于雇主整体规划的一部分。

在亚马逊和Coupang，庞大的临时工队伍使这种金融化治理成为可能。企业长期战略与非管理层员工利益的割裂，既滋养着、也反哺着电商平台行业的金融化进程。正如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在1999年致股东信中所宣告的那样：“我不断提醒员工要心怀恐惧，每天清晨醒来时都应心惊胆战。”

全面施压

归根结底，这些平台倾向于将工作场所安全与劳动权益问题视为声誉风险——一种可能拖累股价的负债。管理公众认知及与股东、消费者、监管机构的关系，往往优先于改善车间条件，尽管通过更完善的安全措施和员工待遇本可大幅提升生产力。

在首次公开募股前夕，Coupang任命前记者白秀河担任传播副总裁。2014至2018年间，白秀河在三星电子担任高管期间，曾因策划抹黑行动而声名狼藉——他主导了一系列媒体攻势，试图诋毁为该电子巨头职业病受害者发声的维权组织SHARPS。

SHARPS创始人、医师孔贞玉对此予以严厉谴责：“尽管我们赢得了所有针对白秀河煽动虚假报道的诽谤诉讼，但他仍深深伤害了活动人士和受害者。白秀河实质上编写了一套企业压制工业安全维权运动和调查性新闻的操作手册。他就是个败类。”

据当地媒体报道，Coupang还雇佣了数十名前劳工部官员及议员助理游说监管机构和政界人士。这家在特拉华州注册的韩国电商平台每年在美国投入近1100万美元用于政治捐款和游说活动。其影响力似乎已渗透至立法议程。

在今年1月的听证会上，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众议员艾德里安·史密斯指责韩国监管机构对Coupang采取了强硬打压手段。此外，美国两家投资机构格林奥克斯（Greenoaks）和高度资本（Altimeter）已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调查韩国对该公司的调查行动。他们将此次调查描述为对创新平台的无端干预，要求采取“适当的贸易救济措施，包括关税及其他制裁手段”。

Coupang和亚马逊的经历表明，金融化与劳动不稳定性是相伴而生的。这已成为全球常态。

然而，在全球规模约6万亿美元的电子商务市场中，许多平台始终无法实现持续的运营盈利。它们依靠虚高的股票估值和对劳动力的无情压榨维持生存，同时让少数高管和董事致富。

除非进一步压榨劳工并加速行业金融化，否则这种发展轨迹难以持续。 左翼力量与工会组织必须以全球视角应对这一全球性挑战。

关于作者

卡普·索尔 是一名常驻纽约的韩国作家兼研究员。其文章常见于《劳工笔记》、《这些时代》、《商业内幕》等刊物。2019年，他在韩国独立日报《京乡新闻》发表的调查报道曾揭露了一名冒名顶替者——该人谎称自己是1980年韩国光州人民起义期间派驻当地的美军情报专家。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

本文出处：Coupang, South Korea’s Amazon, Is Copying Its Worst Hab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