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战拥和平，蒋氏心腹变死敌，张治中为何成国民党特务靶心

1949年春夏之交，长江防线溃败，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败退前夕，蒋介石密令军统头目毛人凤拟定一份暗杀名单，意在清除所有阻碍其退守台湾、复辟图谋的异己。名单之上，既有李宗仁、傅作义等军政大员，也有一位特殊人物——张治中。

这个名字，曾是蒋介石最信任的符号之一。张治中出身保定军校，黄埔军校初建时便出任教官，与蒋介石有同学兼师生之谊，是国民党黄埔系核心骨干，历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官至陆军二级上将。

淞沪抗战时，他主动请缨率兵御敌，写下遗书奔赴前线，是国民党内公认的抗日干将。这样一位根正苗红的嫡系元老，最终却沦为己方特务机构的暗杀目标，背后藏着立场的决裂、路线的对立，更是国民党政权末路疯狂的真实写照。

张治中被蒋记恨、被军统盯上，根源在于他毕生坚守的主和立场，与蒋介石反共主战的路线从根本上相悖。他是国民党嫡系将领中，唯一一位从未与共产党军队正面交手的人，这份特殊，源于他从始至终厌恶内战、渴求国家统一的执念。

西安事变爆发时，国民党内部主战派叫嚣着武力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欲借机置蒋介石于死地，张治中却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他亲自致电张学良，陈明利害，奔走调停，最终促成事变落幕，既保住了蒋介石的性命，也避免了内战提前全面爆发。彼时蒋介石虽感念其功，却也对他的“左倾”倾向埋下猜忌。

抗战胜利后，全国民众渴望休养生息，张治中更是成了国共谈判桌上的常客。重庆谈判时，他亲自赴延安迎接毛泽东，还主动腾出重庆桂园宅邸，供中共代表团办公居住；北平谈判时，他出任国民党首席代表，明知蒋介石只是想借谈判拖延备战，却仍真心实意奔走，希望能为国家谋得和平生机。

蒋介石对张治中的容忍，在北平谈判后彻底耗尽。1949年4月，国共双方拟定《国内和平协定》，南京国民政府却执意划江而治，拒绝签字，谈判破裂。按照惯例，作为首席代表的张治中本应返回南京复命，可周恩来的一番话点醒了他——西安事变时，共产党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今日绝不能再对不起他。更让他没有后顾之忧的是，中共地下党早已秘密将他在上海的家眷护送至北平，断了他返回国民党阵营的后路。

张治中最终选择留在北平，这个决定在蒋介石看来，是赤裸裸的叛逃。蒋介石曾气急败坏地说：“别人背叛我，犹有可说，文白竟然如此！”在蒋的逻辑里，张治中是他一手提拔的嫡系，知晓国民党核心机密，更在黄埔系、西北军政系统中威望极高，他的倒戈，远比外人的背叛更伤人，也更具破坏性。

真正让蒋介石动了杀心，让毛人凤将张治中列入暗杀名单的，是张治中随后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1949年6月，张治中公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行径，直言国民党执政二十余年，愧对国家人民，呼吁昔日同僚弃暗投明，拥护和平。彼时蒋介石正狼狈收拢残部，准备退往台湾，试图维系残余势力，张治中的声明无异于在他背后捅了一刀，极大瓦解了国民党军心。

更让军统对张治中恨之入骨的，还有旧怨。张治中向来厌恶特务统治，早年便多次公开批评军统横行无忌、残害无辜，认为戴笠、毛人凤的所作所为，败坏了国民党的形象，动摇了统治根基。这番言论，早已让他与军统结下梁子。败退之际，毛人凤为讨好蒋介石，主动加码暗杀计划，认为张治中是国民党嫡系，打着“制裁叛徒”的旗号下手，既师出有名，又不必像暗杀李宗仁、宋庆龄那样有所顾忌。

军统针对张治中的暗杀计划，迅速提上日程。毛人凤将任务交给时任上海警察局局长的侄子毛森，派遣特务刘阿宝、潘其武潜入北平，伺机行动。彼时北平已和平解放，解放军与公安部门对潜伏特务防范严密，张治中身边更是安保周全，特务们潜伏多日，始终找不到下手机会。

更要命的是，军统自身早已树倒猢狲散，不少特务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要么投降，要么潜逃，人心涣散之下，行动频频出错。最终，刘阿宝、潘其武还未实施暗杀，便被北平公安查获落网，针对张治中的暗杀计划彻底流产。

回望这段历史，张治中被列入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从来不是偶然。他不是天生的“叛逆者”，而是在时代洪流中，看清了内战的徒劳、独裁的腐朽，选择站在和平与人民这边。蒋介石一生多疑，奉行“不能为我所用，亦不能为他人所用”的信条，张治中的主和立场、公开决裂，触碰了他的逆鳞；军统的追杀，既是讨好蒋的邀功之举，也是特务系统铲除异己的本能。

这场未遂的暗杀，终究没能改变历史走向。张治中此后投身新中国建设，为国家统一奔走；而国民党政权众叛亲离，最终败退台湾。军统的末路绝杀，没能挽救其腐朽的统治，反而印证了一个道理：失道寡助者，纵有特务利刃，也难逃覆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