郧阳抚治：为解决荆襄流民之乱而专设的跨省军政机构，辖八府九州

在湖北十堰的郧阳区，曾经大明在此置郧台，抚治郧阳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辖鄂、豫、川、陕毗邻地区的荆州、襄阳、南阳、汉中、郧阳等八府，商州、金州、裕州、夷陵州、归州等九州，合计领六十五县。

那么，为啥会设置级别如此之高的跨省军政机构，故事还得从洪武初年的荆襄禁山政策说起。

明初：为保国本，“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

大明立国之初，政局未稳。洪武初年，刚坐稳江山的朱元璋，看着地图上鄂豫陕川交界的荆襄山区，面露凝重。这片群山连绵的区域，山深林密、道路崎岖，元末红巾军曾在此扎营抗元，成了朝廷的心头隐患。

“此地跨四省，管起来难，留着易生乱！” 朱元璋下了道严令 —— 荆襄为 “禁山”，空其地、逐其民，严禁流民入山定居。朝廷也随即遣兵清剿山区，迁出原住民，沿山设卫所关隘，派兵日夜巡查。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明代中期土地兼并愈烈，灾荒连年，无数农民走投无路，还是冒着杀头风险，偷偷钻进荆襄深山垦荒求生。禁令成了一纸空文，流民越聚越多，终成百万之众，暴动频发。

到成化十二年，朝廷再也无力维持封禁，只得顺水推舟设郧阳抚治，以 “抚” 代 “禁”—— 这场持续百年的禁山之策，终究败给了民生刚需。

明中：流民日盛，由“剿”转“抚”，郧阳抚治终成“安民告示”。

朝廷最初的应对之策，始终跳脱不开武力驱逐、血腥镇压的惯性。

成化初年，项忠奉命抚治荆襄，竟采取残酷的屠戮之策，虽短暂驱散流民，却尸横遍野、民怨沸腾，不仅未能根除问题，反而激化矛盾，刘通、石龙领导的流民起义随即席卷山区，官兵疲于奔命，荆襄之地成了名副其实的 “烫手山芋”。朝廷两次出兵镇压，皆收效甚微，越剿越乱的现实，让朝堂上下不得不开始反思政策。

成化十二年（1476 年），荆襄群山间再次聚集起几十万衣衫褴褛的流民，窝棚连绵、炊烟四起，躁动的气息在山间弥漫。此时的大明朝堂，正为荆襄流民头疼不已。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 此前数十年，土地兼并愈烈，水旱灾害频发，无数农民失去土地，只能逃往荆襄山区谋生。朝廷两次派兵镇压，试图将流民驱逐出境，尤其是成化初年，项忠奉命抚治荆襄，竟采取血腥屠戮之策，流民尸横遍野，却并未换来安宁，反而激起更激烈的暴动。刘通、石龙领导的流民起义席卷山区，官兵疲于奔命，荆襄之地成了大明边境的 “烫手山芋”，越剿越乱。眼看旧法难以为继，朝中多位有识之士纷纷发声，提出 “疏导安置” 的治本之策，一场治理思路的变革悄然发生。

“两次出兵皆无实效，项忠滥杀反而结怨，再用旧法，恐生更大祸端！” 朝堂之上，一位大臣的感叹道出了众人的心声。眼看着流民再次聚集，血腥镇压的恶果历历在目，越来越多的官员意识到，单纯的 “堵截驱逐” 早已行不通，必须换一条思路。

率先发声的是国子监祭酒周洪谟。这位饱读史书的学者，翻遍典籍后写下《流民图说》，呈给宪宗皇帝。他在文中写道：“东晋时庐江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侨设松滋县于荆江之间；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其后松滋隶于荆州，南雍州隶于襄阳，垂千余年静谧如故。” 如今荆襄流民，何不效仿古法？让靠近现有州县的流民就地附籍，偏远地区便新设州县管辖，置官理政，减轻徭役，让他们安心耕种，流民不就成了安分守己的百姓吗？为何非要驱逐呢？” 这份援引古制的建议，跳出了 “剿” 与 “逐” 的惯性思维，让朝堂上下眼前一亮。

两个月后，一份更具实操性的奏疏悄然流传。撰写者是北城兵马指挥司吏目文会，一个官职不高却深谙民生疾苦的小吏。他在奏疏中条陈三事：其一，荆襄土地肥沃，可耕种谋生，应将田土分给已附籍的流民，让他们尽力耕作，官府加以体恤，愿意返乡的也听其自便；其二，流民分散在山间，出没无常，需选派贤能的地方官安抚，派军卫官驻守防御，才能让流民安心；其三，荆襄是吴楚要害之地，交通四通八达，应在关键隘口多设府、卫、州、县，建立保甲制度，促进商贸让百姓衣食无忧，设立学校教化风俗，百姓自然会向善。文会的建议，既延续了 “安抚” 的核心，又细化了土地分配、军政管控、文化教化等具体措施，句句切中要害。

可惜文会官职低微，这份奏疏起初未能直达天听。幸运的是，它辗转传到了大理寺正王君轼、监察御史薛为学、右都御史李廷用手中。三位大臣看后，纷纷赞叹 “斯说甚善”，随即提炼核心大意，正式上奏宪宗。宪宗皇帝阅后，深以为然 —— 连续的失败早已证明旧法无效，这些来自朝野的建议，恰是解决荆襄顽疾的良方，为郧阳抚治的设立奠定了核心的制度基础。

朝堂定调之后，一项关乎百万流民命运的重要任命随之下达：左副都御史原杰临危受命，赴荆襄总领流民治理之事。原杰，字子英，山西阳城人，正统年间进士，为官清廉体恤民情，他深知此行不仅关乎流民生计，更关乎大明西南、西北的边境安稳。

作为首任郧阳巡抚都御史，原杰将周洪谟的古制智慧与文会的实操之策尽数吸纳，化作治理荆襄的具体蓝图。他摒弃武力镇压的旧路，带着 “抚治流民” 的使命深入荆襄山区，逐一核查流民信息、区分愿附籍定居与愿返乡者，杜绝强制迁徙；随后奏请朝廷增设郧阳府、郧西、竹溪、保康等县，配套设立司、卫军事机构，将偏远地区的流民尽数纳入正规行政管辖，让东晋侨置郡县的构想在荆襄落地；同时为附籍流民分配旷土作为 “永业田”，减轻徭役赋税，鼓励垦荒耕种，从根本上保障流民的生产生活。

在他的治理之下，百万流民得以正式编入户籍，拥有了合法的垦荒权与安身立命的土地，告别了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的生活，从 “流民” 变为 “齐民”；荆襄边境持续百年的流民暴动彻底终结，这片曾经的动荡之地，成为明代西南、西北边境的稳定屏障；郧县凭借抚治与府衙双建制的优势，成为秦巴山区的政治、军事、交通核心，更成为四省边境的商贸集散地，带动了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随着行政建制的完善、学校教化的推进，原本分散的各地流民，在郧阳周边逐步形成区域认同，鄂豫陕川四省边境的文化融合不断加深。

从众多史料可以看出，郧阳抚治是朝廷直接特派的军政合一督管机构，主官为郧阳巡抚（抚治都御史），隶属于朝廷都察院，并非某一省的下辖机构，其核心特征是跨省级、专责化、军政统筹。统辖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边境核心区域，具体为 8 府（湖广郧阳府、襄阳府、荆州府、安陆府；河南南阳府；陕西西安府、汉中府；四川夔州府）、9 州（湖广均州、荆门州等 4 州；河南裕州、邓州；陕西商州等 3 州）及下辖 65 县，覆盖今鄂西北、豫西南、陕东南、川东北的秦巴山区全域，是明代管辖范围最广的专设抚治区之一。

明末：大明在风雨中摇摆，郧阳抚治实际已名存实亡。

万历末年起，朝政腐败、灾荒连年，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荆襄山区 —— 这片曾因流民治理而安定的土地，再次成为风暴的中心，其中尤以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军与郧阳抚治的交锋最为激烈。

崇祯初年，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入湖广，首先瞄准了郧阳抚治管辖的襄阳府。襄阳作为荆襄重镇，是郧阳抚治统筹湖广边境的核心枢纽，城高池深、兵粮充足，却因守将懈怠被起义军趁虚而入。城破之后，张献忠部在襄阳劫掠府库、扩充兵力，郧阳巡抚急调四省边境兵力驰援，却因各省协调不畅、兵卒疲弱而节节败退。此时的郧阳抚治，早已不复当年原杰时期的高效统筹，官场腐败、军备废弛，跨省级的协调能力大打折扣，面对起义军的凌厉攻势，只能勉强固守郧阳府城及周边要害。

与此同时，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从陕西攻入豫西南，直逼郧阳抚治管辖的南阳府。南阳是连接中原与荆襄的要道，也是流民安置的核心区域之一。当年原杰安置的流民后代，虽已在此定居近两百年，却因明末苛捐杂税、土地兼并再起，生活困苦不堪，不少人纷纷加入李自成的队伍，成为起义军的重要兵源。李自成充分利用荆襄山区的地理优势，与郧阳抚治的官兵展开游击战 —— 官兵依托府县据点防守，起义军则隐蔽在群山之间，灵活出击，将郧阳抚治下辖的州县逐个攻破。

崇祯十五年（1642 年），李自成与张献忠的起义军在荆襄山区会师，合力围攻郧阳府城。郧阳府城作为抚治与府衙的驻地，是秦巴山区的军事重镇，巡抚宋一鹤率领军民顽强抵抗，坚守数月之久。但城外四省边境的州县已尽数陷落，府城成了一座孤城，最终因粮尽援绝被起义军攻破，宋一鹤兵败自尽。这场惨烈的攻防战，让郧阳抚治的军政体系遭受重创，跨省级的治理网络彻底崩坏。

起义军占据荆襄后，郧阳抚治的残余势力退守川东北、陕东南的偏远山区，虽仍试图统筹四省兵力反扑，却已是回天乏术。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摇摇欲坠，朝廷再也无力支撑跨省级的抚治建制，郧阳抚治名存实亡，只能在乱世中苟延残喘。

自成化十二年（1476 年）设立，至明末始终存在，郧阳抚治虽在嘉靖、万历年间因朝堂政策调整曾短暂裁撤，但因秦巴山区的边境治理需求，很快便恢复建制；明末历经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的冲击，军政体系彻底崩坏，名存实亡；清朝入关后，全国行政体系统一，荆襄流民问题被彻底解决，朝廷遂延续明代郧阳府建制（隶属湖北省），并于康熙十九年（1680 年）正式裁撤郧阳抚治，其跨省统筹的权责收归各省巡抚，秦巴山区恢复常规的省府县三级行政管辖，历经明清两朝前后205年，郧阳抚治正式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