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41年八月,也就是嘉靖二十年,明孝宗弘治皇帝的皇后,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的生母,张皇后去世。嘉靖皇帝给她上谥号,“孝康靖肃庄慈哲懿翊天赞圣敬皇后”。
值得注意的是,其谥号中“敬”字为孝宗庙谥,而“孝康靖肃”等字则由嘉靖帝拟定,与明代其他皇后相比,谥号字数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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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加奇怪的是,张皇后去世后嘉靖并未让她进入孝宗皇帝的泰陵,反而以“孝宗陵寝已满”为由,将张氏单独葬于孝宗泰陵的西侧,且陵墓规模远小于其他皇后。
这种“政治冷遇”折射出嘉靖皇帝对张皇后的特意的“刻薄”,而这种“刻薄”让后人思之,多少有点恩将仇报的感觉。
要知道,嘉靖皇帝之所以能够坐上皇位离不开张皇后的帮助。
当时,武宗朱厚照猝死无嗣,是张皇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联手,选定武宗堂弟朱厚熜(即明嘉靖帝嘉靖帝)继位,稳定了朝局。
按道理,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张皇后对嘉靖都是如同恩人一般的存在。
但为什么后来会发展到如此故意“刻薄”的地步?甚至让张皇后晚年都过得异常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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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得不从张皇后的故事开端说起。
张皇后出生在北直隶河间府兴济县,也就是现在的沧州市。她的父亲张峦是国子监生,虽然自己不成器,但是生了一个好女儿。
虽然出身小门小户,但是张父并没有放弃对她的教育,这在那个年代的女子来说还是很少见的。也因为得益于与早年接受到的教育,让她在入宫之后,很快成了弘治皇帝的贤内助。
明成化二十三年,张氏通过选秀入宫成了太子妃,并在同一年的秋天成化皇帝去世,太子妃直接成了大明朝的皇后。
可以说张氏就是那种典型的麻雀,一下子飞上了枝头成了凤凰。
实际上,刚开始的弘治皇帝和张氏并没有那么深的感情。根据《明史》记载,弘治曾经还下过圣旨选妃,但是被内阁首辅谢迁以“先皇新丧,不易选秀”的理由给驳回。
记住这个谢迁,后面还有他的戏份。
驳回就驳回吧。弘治皇帝竟然坦然接受了,这还给弘治皇帝博取了一个善于纳谏的好名声。
可是没想到的是,就是因为这个纳谏,后面竟然出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又让百官极为头疼的结果。
三年丧期一过,按道理来说弘治可以继续选秀了。但是宫里一直没有传出新消息,然后又是这个谢迁,当时就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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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作为皇帝,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绵延子嗣,传宗接代”,可是现在弘治竟然连选秀都不搞了,这可把谢迁急坏了。
于是连忙上书,请皇上开启选秀。
但是弘治皇帝竟然留中不发。也就是现在已读不回。
大臣们派人一打听,才知道这几年,皇帝和皇后好得蜜里调油,皇上没有选秀的打算。
更有意思的是,弘治甚至下旨,之后再不选秀了,自己和皇后两人一心一意过老百姓那种一夫一妻的日子。
大臣们这下炸锅了,纷纷上书弘治皇帝,请求收回成命,却都被弘治一一驳回。
没办法之下,大臣们只好把矛头对准了张皇后,说她善妒,不准弘治纳妃,而且还直接命中张皇后的要害,说她结婚多年却一直无所出。
弘治皇帝夫妻俩对于其他都可以不在乎,但是对于子嗣这件事情却没有任何理由反驳。只能一直憋着一口气。
还好张皇后还算争气,终于到了弘治四年,张皇后终于诞下了了皇子朱厚照。
弘治高兴极了,迫不及待昭告天下:朕终于有儿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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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此,张皇后彻底稳固了后宫的地位,也成了有史以来,唯一一位独掌后宫的皇后。
凭借着弘治皇帝的宠信,张皇后的娘家人也是鸡犬升天。父亲张峦被追封为昌国公,弟弟张鹤龄、张延龄分别受封寿宁侯、建昌侯,家族子弟多在朝中担任要职,形成“一门二侯”的显赫局面。
而且由于对张皇后的极度宠爱,弘治对于他们娘家人也是爱屋及乌。张家人要盖府邸,他甚至一次性批了上百万两白银。而这些损耗后面也都分摊到了老百姓的头上。这是后话。
可以说,终弘治一朝,张皇后可以说是受尽恩宠,而且她还不是那种靠着外戚来巩固自己地位,而是以“伴侣”角色赢得孝宗信任:她在孝宗病重时亲侍汤药,在“弘治中兴”期间协助处理章奏,甚至在官员反对孝宗为其家族加官时,主动劝诫父兄“勿干朝政”。这种“政治伙伴”式的夫妻关系,超越了传统帝王与后妃的权力从属模式,使孝宗产生了“无需纳妃”的心理满足。
到了正德年间,因为是皇帝的生母,她的日子自然过得十分舒心。作为一个母亲,她自然是合格的,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太后,她却多少有点不称职。
孝宗36岁驾崩,朱厚照15岁继位,正是三观未定型、容易跑偏的年纪。张皇后作为唯一的母亲,对这个独子疼到了“溺爱”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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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小时候就贪玩,孝宗在世时还能稍加约束,但张皇后从不愿让儿子受半点委屈。正德帝继位后,想建“豹房”(专供享乐的宫苑,养猛兽、藏美女、玩角色扮演),大臣们集体反对,张皇后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正德帝宠信刘瑾等“八虎”宦官,这些人迎合皇帝享乐,排挤忠臣、贪污腐败,把朝政搅得一团糟。大臣们多次请求张皇后出面管教儿子、罢免“八虎”,但她要么以“后宫不得干政”为由推脱,要么私下劝两句就不了了之,从没有硬气地约束过皇帝。
更关键的是,朱厚照无子(也没认真立过储),张皇后作为母亲,从未主动催促儿子考虑皇位传承,这为后来正德帝驾崩后的“大礼议”之争埋下了隐患。
可以说,正德帝的“荒唐”(比如微服私访、带兵胡闹、不理朝政),虽然根源在其自身性格和宦官诱导,但张皇后的“纵容”是重要推手。
而且最为重要的还是她对娘家人的纵容。
张皇后的父亲张峦,原本是普通秀才,靠女儿成为皇后,被封为“寿宁侯”(后来追封“昌国公”);两个弟弟张鹤龄、张延龄,更是仗着姐姐是皇后、外甥是皇帝,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抢占民田、干预司法、贪污受贿。
更过分的是,有一次张鹤龄居然在皇宫里和正德帝一起喝酒,酒后失态,竟敢“窥伺御座”(偷看皇帝的宝座),这在古代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大臣们联名弹劾,要求严惩,但张皇后哭着向正德帝求情,最终只是“罚俸”了事,没有任何实质性惩罚。
虽然张皇后在正德朝前期偏纵,但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朱厚照突然驾崩(年仅31岁,无子无储)时,她却展现了作为皇太后的政治清醒,守住了明朝的统治根基。
朱厚照驾崩后,朝政大权暂时落到“八虎”残余和部分宦官手中,局势混乱。张皇后第一时间召见内阁首辅杨廷和,明确支持杨廷和的“兄终弟及”方案——立朱厚照的堂弟、兴王朱厚熜(后来的嘉靖帝)为继承人。
同时,她支持杨廷和清洗“八虎”残余势力,捕杀了作恶多端的江彬(正德帝后期宠信的武将,手握兵权,想趁机作乱),稳定了京城的秩序。
可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张皇后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
嘉靖帝即位之后,很快就爆发了“大礼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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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大礼仪”事件简单来说就是嘉靖帝以“兄终弟及”方式继位,却坚持尊生父朱祐杬为“皇考”(亲生父亲),而非以孝宗为“皇考”,这一主张自然遭到以内阁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为代表的“护礼派”反对。
而张皇后作为孝宗皇后、嘉靖帝名义上的“伯母”,却在这件事态度暧昧,并未完全站在哪一边,同时失去了嘉靖帝和朝臣的信任。
这一立场触怒了试图通过抬高生父地位巩固皇权的嘉靖帝,也为张皇后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因为这件事,张皇后在嘉靖帝心中的地位直线下降。“大礼仪”事件最终因嘉靖帝的暴力镇压取得胜利,皇权也因此被他牢牢掌握子啊手里。
而到了这时候也终于是嘉靖帝开始清算的时候了。嘉靖帝曾多次公开贬低张氏,不但称其为“伯母”而非“母后”,礼仪规格也逐步降低。
按祖制,皇太后诞辰应受百官朝贺,嘉靖帝却以“节省开支”为由取消;张氏居住的清宁宫失火,嘉靖帝甚至拒绝拨款修缮,迫使她迁居别宫。这种刻意的冷遇,本质上是对张氏在“大礼议”中反对立场的政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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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她对于两个弟弟的纵容终于在嘉靖朝受到了反噬。
嘉靖帝继位后,为强化皇权、打击前朝旧势力,将张氏家族列为首要目标。嘉靖初年,言官多次弹劾张鹤龄、张延龄“谋逆”“贪污”,嘉靖帝虽未立即处置,但不断削弱其权力,如剥夺张氏家族世袭爵位、罢黜其子弟官职。
嘉靖十二年(1533年),张延龄因“交通宗室”罪名被捕入狱,张氏哭诉求情,嘉靖帝却断然拒绝,甚至斥责她“干预司法”。
张鹤龄因此被革职流放,最终死于狱中。
张氏家族的垮台,不仅使她失去了政治依靠,更让她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她已年逾六旬,唯一的儿子武宗早已去世,亲属或死或贬,朝廷中无人再为其发声。
而且嘉靖帝的报复还不仅如此,为了报复张皇后在“大礼仪”事件中的站错队,同时也是为了打压,嘉靖帝规定蒋氏的礼仪规格必须高于张氏,每逢节庆,张氏需向蒋氏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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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冷遇”不仅是对张氏个人的羞辱,更是对孝宗朝“帝后共治”模式的彻底否定。
张氏的一生,堪称明代后妃“荣辱系于帝王”的典型案例。她的“宠上天”源于孝宗的个人情感与“一夫一妻”的特殊选择,而“晚景凄凉”则是皇权更迭、宗法斗争与外戚干政反噬的必然结果。
从张皇后的命运也投射出了一个道理,在男人做主的社会,即便贵为皇后,其地位仍取决于男性帝王的意志,而非自身权力;家族的兴衰与皇权的支持深度绑定,一旦失去皇权庇护,便会迅速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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