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孩子走的那天，我把日历撕到最后一页，才发现原来日子也会疼。”老太太把这句话写在旧笔记本上，笔迹被水渍晕开，没人知道那是泪还是茶。她没发朋友圈，也没参加互助小组，就拎着一只掉漆的行李箱去了美国，仿佛只要跨过太平洋，就能把“妈妈”这个身份也托运走。
二十年后，儿子在加州医院合上眼。医生那句“I'm sorry”像钝刀，连疼都来得慢。她签完字，走到停车场才发现自己穿了两只不同的鞋，左脚是儿子的跑步鞋，右脚是她自己的绒布拖——那天早上她只想着给他买杯豆浆，谁顾得上搭配。她没哭，只是回到空屋把窗帘全拉开，阳光炸在地板上，像一箱碎玻璃，踩上去却不见血。
真正崩溃是在第三个星期。她打开冰箱，看见一袋没拆封的芝士，保质期刚好到儿子生日。她伸手去够，整个人却滑坐在地砖上，冷气吹得她直打哆嗦。那一刻才承认：原来“逃”不是换个地址，而是把伤口折叠得太久，肉都长在拉链里，一动就撕出血。
后来她把别墅卖了，买家是年轻的中国夫妇，推着婴儿车来看房。她指着后院那棵柠檬树说：“果子酸，但泡水刚好。”语气像在交代后事。飞香港的航班上，她没要毯子，也没调座椅，一路睁着眼看地图上的太平洋从蓝变黑，像一块被熨平的旧绸子，终于不再起皱。
再后来，她加入社区大学的庄子读书会，老师是个剃光头的邮差，周末穿袈裟来上课。讲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她没记笔记，只画了一条波浪线，像心电图，也像远处海平线。下课她走去码头，看货轮把集装箱一只只卸下来，忽然明白：所谓齐物，不过是承认自己也不过是一只被命运吊起的箱子，编号不同，重量相仿，最终都要被放下去。
如今她每天六点准时起床，先泡铁观音，再推开窗，让鱼腥味混进来。有人问她以后怎么打算，她耸肩：“等哪天茶凉了，我就上床瞓觉。”说完把洗好的杯子倒扣，水珠顺着玻璃滑下，像一场不会落地的雨。她不再提“空”字，却常在傍晚哼一段老曲，《帝女花》里那句“落花满天蔽月光”，声音低得只有自己听见。邻居只当是阿婆发癔症，没人知道，她其实已经把两座坟都搬进了心里，上面种满不用浇水的野花，开谢随意，不必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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