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高校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

从学科建设这个角度来说，在我看来，大概无非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实体性的队伍建设，另一个就是内涵性的学术研究。

从实体性的队伍建设这个方面来说，首先是队伍要有一定规模，人数过少肯定不行的，难以达到学科的前列，因此，师资队伍需要扩大。师资的结构、梯队（包括年龄层次）等等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学术队伍很难忽视这些方面。一般而言，一个学校的学科强不强，主要是看学术队伍，比如说，现在认为北京大学学术较过硬，就是因为它的队伍比较好。从培养的方式来说，队伍的充实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引进，一个是培养。现在引进人才，通常都比较倾向于有“帽子”的人（即各种人才项目），有帽子的人比较容易引进，没帽子则比较困难。其实，可以对此作一改变：有真才实学的就可以引进。另一种方式是自我培养，这里，培养还是很重要的。这是从实体性的方面来说。

从内涵性的方面看，自然应当注重学术研究。学术研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学术特色。从这方面来看，一些学校已经在很多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优势。比如，以厦门大学而言，在规范哲学的领域还是很有特色的，这方面如果能够持之以恒，必然能做出成绩来的。另外，在中国传统哲学方面，一些学人专注于社会儒学，这方面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如何实现现代转换，可以说，它表现为哲学层面的另辟蹊径。另外在科技哲学上，如果能持之以恒、不断加强，相信还是会在中国学术研究占有一席之地的。学术研究不是空的，一定要有特色。另外，从学科发展来说，还有闽南朱学学派。

现在常常说要有组织的科研，有组织（科研）引领不是说要把人的手脚都捆绑起来，都做同样的事。而是指向方向性的东西。有组织的学术研究，就是指某一个学科，可以让不同的学人做多样的研究，这里，确实可以做不同考察，但是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做一样东西，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有些学科是可以做联谊工作的，比如说，我注意到厦门大学最近在儿童哲学上面还是很不错的，开过很多高端的学术会议。儿童哲学是个重要的学科，现在方兴未艾，这个学科在其他学校，如华东师大也是正在兴起，如果把这些力量都整合起来，也将形成一定的作用，在这方面显然也可以做点工作。另外现在一再受到关注的人工智能问题。人工智能好像是现在新兴的学科，但是对它的作用似乎有点夸大了。有的人说糟得很，有的人说好得很，但事实上它无非就是一种新技术进步而已。就像当初，我们都知道蒸汽机发明的时候，多少工人下岗，人工智能也是一样的。另外，从认识的角度来说，它要比计算机等等要前进一步，就是把计算机和和自动化的这个方面结合起来，这就构成了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它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同时，我们在哲学方面可以对此加以引导。

总之，从哲学层面来说，学科发展既要注重队伍建设，也需要关注学术研究。关于如何展开学术研究，我已经多次提及，现在再重复一下。

第一，就是要注重学和思的统一，也就是实质性的材料和理论思维的统一。如果光有材料没有思维，这是走不远的：也就是行之不远。尽管所从事的只是某个具体的科学，但每一学科都有理论积累，对此一定要高度重视。如果对理论思维都不重视，则在面对相近问题时，只能重复已有的观念，难以在学术上有突破。从历史上看，中国哲学中在先秦以来几千年没有在资料上有实质的变化，但不同时代却有不同推进，两汉、魏晋、隋唐、宋明、清代，中国哲学取得了新的形态，这主要是理论视域的不同所致。特别是佛教东渐后，为中国哲学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隋唐、宋明的哲学发展，与之直接相关。

第二，要扩大视野，指向有更多的智慧资源，作为我们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前提。现在学界的往往仅仅偏于一端，像西方哲学或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着重于从古希腊到现在学术进路，其他东西都不不太理会，对主流的西方哲学来说，中国哲学并不入他们的法眼，这实际上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西方哲学从罗尔斯、罗蒂、蒯因等等这些人过世之后，没有真正哲学家出现，这里原因很多了，其中之一就是因为他们资源太少，仅仅关注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哲学，多少忽视了东方这些丰富的资源。从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说，当然不能走他们的老路，应当扩大资源。我一直很欣赏王国维中20世纪初的那句话，“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这是一种世界的眼光在现代，其中包含着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要高度重视。从人类发展角度来看，不管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人类文明成果，都具有普遍意义。西方人可以使用中国人的成果，中国人同样也可以使用西方的成果。这样，哲学的资源就丰富了、扩大了。总之，多元的智慧，必然出现丰富的成果。

第三，应立足现实，关注现实问题。从中国哲学历史上看，礼法之争曾经是我们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争论，像先秦一些政治上的争论都是与之相关。到了明清之际的时候，出现了社会剧变，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这些都出来了。民族矛盾是清军的入侵，阶级矛盾则是李自成起义所体现的。按照黄宗羲后来的说法，这是个天崩地解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从社会来看它是非常复杂的，但从思想来说，它也确实提供了很多资源。近代以来，以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为核心，古今中西之争成为时代问题，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新时代，其中包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刚才很多人都提到了。我一直说，现在从这个生活方式，从科技发展来说，我们已经走到前面了，比以前石器时代的人不知道高出多少了。但是在国际关系上，很多人依然还是走老路，还是没有超出丛林原则：谁的拳头硬，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显然是不对的，但是现在事实就是如此，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点之一。我们做研究就要注重这个事实，即对现实层面要加以关注。从有组织的研究来说，文科跟理工科有所不同，理工科就是有组织的研究，现在中国芯片比薄弱，理工科就集中力量攻芯片。但文科不是这样的，文科包含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引导，在理论上也有不同特点。

另外，刚才很多人提到，我们的拔尖成果不多，然而拔尖成果实际上是可遇不可求的。有人归之于项目不多，我个人认为不必多在意项目。只要真正有特色的东西、能够真正持之以恒地加以研究，那必然会为学界所承认的，从而，不需去关注什么拔尖的，而更应当注意学术成果是否具有积累意义。

（本文系作者2026年1月于厦门大学学科建设会议上的发言）

来源：杨国荣（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