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大决战时，李秀成二十五万的大军为何解救不了天京？

公元1863-1864年，当天京城被湘军挖壕筑垒、铁桶般围困之时，忠王李秀成从苏南、浙江等地调集，号称二三十万的大军，却始终无法打破封锁，最终眼睁睁看着天京粮尽城破。

这件事能用一句“寡不敌众”说明白？肯定不能，但凡熟悉太平天国这段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其中的复杂性。

为了清晰地揭示这场“必然的失败”，我们还是先做个表格。

维度

核心问题

具体表现与后果

军队质量

“流民军” vs “子弟兵”

士兵多为裹挟的饥民、溃兵，缺乏训练与信仰，战斗意志薄弱，组织松散，核心能战之兵不足。

政治与指挥

中枢溃散与指挥失灵

洪秀全昏聩猜忌，滥封诸王，导致“王”令不行，李秀成无法统一指挥，各王拥兵自重，内耗严重。

战略格局

全局被动与孤城绝地

西线崩溃（陈玉成败亡），湘军掌握长江上游，天京成四面受敌的孤岛，李秀成陷入东西两线奔命的绝境。

经济与后勤

“苏福省”的虚幻与粮道断绝

李秀成的基本盘苏南（苏福省）财政竭泽而渔，民心流失；长江及陆路粮道被湘军彻底切断，天京坐困饿毙。

精神与民心

理想幻灭与人心尽失

天国内部腐败，教义破产，失去民众与知识精英支持；湘军以“保教卫道”为旗号，获得传统社会力量支撑。

李秀成的二十五万大军，听起来声势浩大，但我们必须解剖它的构成。首先是兵员来源。太平天国初期，“拜上帝教”的信仰与“有田同耕”的理想，确实凝聚了一批“圣兵”，战斗力强悍。但到了后期，尤其是李秀成经营苏浙后，军队急速膨胀，兵源主要靠两种方式：裹挟与收编。

攻克一地，便将大量无业游民、饥民甚至战败的清军溃兵强行纳入军中；为快速扩充势力，对地方武装、土匪也大肆招安。这些士兵入伍只为吃粮，甚至是被刀枪逼着前行，对“天国理想”毫无概念。他们打顺风仗时一拥而上，形势不利则瞬间溃散。

相比之下，围困天京的曾国荃“吉字营”湘军，不过两万余人。但这支军队是曾国藩以儒家理学精神武装起来的“子弟兵”，以湘乡同乡、师生亲友为纽带，为保卫乡土伦理和博取功名富贵而成军，组织严密，凝聚力极强。湘军哨官（连长）以上军官几乎都是读书人，士兵也多为农民，纪律性远非太平军可比。

再说天国前期实行“圣库”制度，财物归公，统一分配。后期此制完全败坏，诸王及高级将领各敛私财，军队也彻底“私兵化”。李秀成的部队本质上是“李家军”，听命于李而非天京。其他如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等，莫不如此。这就导致一个致命问题：当李秀成号召解救天京时，他无法如臂使指地指挥所有部队。各王都有自己的地盘和小算盘，增援行动往往敷衍拖延，保存实力。

史载，为解天京之围，李秀成多次召开军事会议，“众王俱不从”，最终只能率自己的直属部队和少数关系较好的部队出击。这种山头林立、指挥不灵的状态，使得二十五万大军从未真正形成合力。

如果说军队是四肢，那天京的中枢就是大脑。而此刻，这个大脑已经“脑死亡”。

后期的洪秀全，深居天王府，沉溺于“天父天兄”的宗教幻想，已完全脱离现实。他的治国方略只剩下两件事：一是大封诸王（据说封王多达两千七百余人），试图用爵位笼络人心，结果导致行政体系彻底混乱，王爵贱如狗；二是对前线将领，尤其是手握重兵的李秀成，充满猜忌。

他一方面依赖李秀成支撑危局，另一方面又用洪氏亲族（如洪仁发、洪仁达）加以牵制，甚至扣留李秀成家眷为人质。当天京被围，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放弃天京，转战中原）这一唯一有可能挽救危局的战略时，洪秀全竟勃然大怒，斥责道：

“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乎？……尔畏死，朕天生真主，不待用兵而天下一统，何过虑也！”

这种脱离现实的宗教狂热和对忠诚将领的猜忌，使天京的决策中枢彻底失灵。

天京事变（1856年）屠戮数万骨干，早已将天国的精神脊梁打断。后期，虽然洪秀全试图重建领导核心，但诸王之间的权力争斗从未停止。李秀成与洪仁玕（干王）在战略上屡有分歧，与洪氏宗亲更是势同水火。

天京城内，洪氏兄弟把持朝政，贪腐横行，甚至在天京城粮食极度紧张时，仍在倒卖粮票，大发国难财。这样一个腐败、内斗、失去民心的政权核心，如何能凝聚城外那本就松散的二十五万大军？

李秀成救不了天京，更因为从全局来看，太平天国早已落入一个无解的战略死局。

太平天国的战略优势，一度在于控制长江中下游，东西联动。安庆是天京上游门户，有“长江锁钥”之称。可是1861年，曾国藩的湘军经过长期围困，攻克安庆，太平军最优秀的统帅之一、英王陈玉成兵败身死。此役是致命的战略转折点。安庆一失，湘军便顺流而下，直逼天京。长江控制权易手，天京的粮道和对外联络主干道被切断，沦为孤城。李秀成虽在东线（苏浙）取得一些胜利，但西线的崩溃决定了全局的被动。

李秀成的主要基地是苏南，他建立“苏福省”，试图作为天国的粮仓和财源。但这里承受着双重压力：一方面，需要供养李秀成庞大的军队和支援天京；另一方面，它正遭受李鸿章新建的淮军和外国“常胜军”（华尔、戈登部）的猛烈进攻。

李鸿章采用“用沪平吴”之策，以上海为基地，依托西方武器和税收，步步紧逼。与此同时，左宗棠的楚军也在浙江战场牵制了侍王李世贤等部。因此，李秀成的二十五万大军，实际上被牢牢钉在苏浙战场，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绝境。他每一次率主力西援天京，苏南老家就告急，不得不又回师东救，疲于奔命，兵力在来回奔波中消耗殆尽。

战争打到最后就是打钱粮。天京之围的实质，是一场饥饿围困。

曾国荃围困天京，最厉害的一招并非强攻，而是“结硬寨，打呆仗”。他在天京城外挖掘了两道深壕：内壕围城，防突围；外壕拒援，阻援军。同时，湘军水师完全控制了长江江面。这意味着，天京与外界的所有陆路、水路联系被彻底掐断。城内几十万军民（包括大量非战斗人员）的粮食供应迅速枯竭。后期，天京城内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李秀成的援军即便能突破湘军的外围防线，也无法持久作战并打通一条稳定的补给线。

那么，李秀成的后方能提供持续补给吗？答案是否定的。“苏福省”的建立，并未赢得真正的民心。李秀成的基层治理能力有限，为了筹措军饷，往往仍需依赖旧式的乡官和甚至土匪，横征暴敛在所难免。史料记载，苏南百姓“不堪其苦，日夜盼官兵（清军）”。一个没有稳固民意和高效治理的经济区，其战争潜力是有限的。当淮军和常胜军进攻时，“苏福省”许多地区望风而降，正说明了其根基的脆弱。李秀成的后勤，同样是无源之水。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精神旗帜的倒下。

“拜上帝教”的教义，在洪秀全、杨秀清等人荒诞的宗教表演和内讧中，早已威信扫地。天国前期“官兵平等”、“财产公有”的承诺，也已被诸王的奢靡腐败彻底粉碎。对于普通士兵和民众而言，天国已没有值得为之牺牲的崇高理想。他们战斗，仅仅是为了生存，或是被胁迫。

相比之下，曾国藩高举“卫道”大旗，将湘军之战塑造为保卫中华儒家文化正统之战，吸引了大量传统知识分子（士绅）的全力支持。这些士绅在地方筹饷、募兵、组织团练，形成了对抗太平天国的坚固网络。

太平天国后期，其破坏性的一面（如对传统文化的摧残、战争带来的混乱）愈加凸显，而建设性的一面则荡然无存。它未能给中国社会提供任何可行的新蓝图。因此，不仅是地主士绅，许多普通农民也对其感到厌倦和恐惧，转而渴望恢复秩序（哪怕是旧的秩序）。李秀成在自述中痛心疾首地说：

“官兵多用读书人，贼（太平军）中无读书人。”

这句话道破了天机：太平天国失去了知识精英和民心，成为漂浮于社会之上的无根之萍。

因此，李秀成的二十五万大军救不了天京，是因为他们所要拯救的，本身就是一个从精神内核到组织肌体都已彻底腐朽的政权。

这二十五万大军，是无信仰之军、无统一指挥之军、无可靠后勤之军、无民众根基之军。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内部脑死亡、决策靠幻想的都城。他们所处的，是一个战略上被四面合围、所有生路均被斩断的绝境。而他们的对手，是一支目标明确、组织严密、后勤稳固、且获得传统社会力量全力支持的湘军。

这是一场系统对系统的较量，而太平天国的系统，早已千疮百孔。李秀成个人再努力，再忠诚，也不过是一个试图用麻绳去捆缚即将崩塌的朽木的工匠。麻绳或许看似粗壮（二十五万大军），但在朽木自身重量和内外压力的作用下，终将寸寸断裂。

1864年7月19日，湘军轰塌天京城墙，天京陷落。李秀成在城破后护送幼天王突围，最终被俘身死。他的失败，不是军事上一时的失利，是他所效忠的那个虚幻“天国”，在现实历史的无情法则面前，必然的、也是最终的幻灭。

任何脱离现实、丧失民心、内部腐化的力量，无论其瞬间的规模多么庞大，终将被历史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