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三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经历过起起落落，曾“流放”300天

1950年春末，朝鲜半岛的硝烟还未散尽，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却已在为下一步军队建设运筹帷幄。那时，很少有人想到，负责会议记录的干部中，有一位身材修长、语速不紧不慢的广东客家人，日后会三度挑起解放军的重担，又在风云涌动的政治漩涡里被“流放”近一年——他就是叶剑英。

韩战结束后，1952年彭德怀回国，中央决定由彭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当时的叶剑英任副总参谋长，主要抓全军训练与院校建设。与炮火和行军相比，这份“案头活”显得沉静，但他坚持常驻部队，训练场的沙土与书本上的术语一起，构成了他日后破题的基础。

1955年授衔，叶剑英戴上元帅杖，却依旧低调。他的第一次机遇出现在1965年。罗瑞卿因病离岗，总参谋长一职由他递补。外界只看到那顶嵌着金色橄榄枝的帽徽，却很难体会战备指挥室彻夜灯火的紧张气氛。林彪身体欠佳，军委日常事务一步步落到叶剑英肩头。资料显示，从1965年中到1967年初，他几乎每天凌晨两点后才离开办公室，批阅电报的墨迹常留在手背。

然而“大风起兮”，1967年春节之前的“二月会议”让高层意见骤然分化。部分激进者把“保守”的叶剑英视作障碍，青海乱局更被当作他“指挥失当”的口实。一次深夜，他正与杨成武研究作战预案，办公室闯进几名造反派，声称要“请叶帅谈话”。“谈话？可以，但军务不能耽误。”叶剑英抬手看表，平静地说。制怒之下的沉稳，让对方一时语塞，却也难挡风暴来临。

1968年3月，黄永胜接掌总参，军委办事组浮出水面，叶帅被边缘化。同年10月，他接到命令：赴湖南“参加劳动”。外界不明所以，谣言四起。实际上，这一走，足足待了300天。今天仍能在湘江支流边的农舍里找到他留下的笔迹：一页毛笔字，寥寥几句军纪条文，旁边夹着稻谷配种记录——他把军务条令同农活心得写在一张纸上，显然不想让时间闲置。

1970年7月，专机把他接回北京。翌年9月13日深夜，值班台突然传来空军“一个字头起飞”的信息。林彪事件爆出后，“办事组”即刻瓦解。9月23日，政治局决定：由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等组成军委办公会议，军委日常工作再次落到叶帅身上。此时的解放军，指挥系统凌乱、训练停滞，他提出：先纠作风，再练兵。那阵子，“恢复作战条令”成了热词，各大军区重新召开野外拉练，炮兵、装甲兵的风尘漫卷了西北戈壁。

有人说他“老成持重”，也有人讥讽他“过于温和”。可在1973年夏季大演习里，空降兵首度携带真弹跳伞，空中加油、夜间合成协同多点开花，一扫此前“只喊口号”的阴影，年轻指战员的士气被重新点燃。叶剑英在总结会上拍了拍桌子：“打仗是为保和平，没把枪端稳，世界不会同情咱。”

1975年秋，批“右倾翻案风”的声音骤起，全面整顿被按下暂停键。11月初，中央决定由陈锡联接替军委日常工作，叶、邓两位老同志退至幕后。这已是他第二次离开军委岗位。外界不乏唏嘘，但知情者记得，他回到香山寓所后做的第一件事仍是研读外军资料，心中那盘“强军棋”从未停过。

命运的指针在1976年10月再度转动。粉碎“四人帮”的枪声刚落，叶帅被请进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重新挑起军委担子。此时的他已经七十九岁，却依然精神矍铄。可以想见，他面对的已不止军队内部整顿，更有国防现代化的长远布局。他强调技术兵种建设，拍板引进新式雷达，批准海军潜艇远航，“要让我们的海疆有声有色”。有意思的是，许多当时的小参谋回忆，老帅最关心的，除了战略，也关心军人子女入学难题，常笑称“后院不稳，前线怎能放心”。

1978年春，他推进“军校复课”，要求教员“能上一线打仗，更能回课堂教书”。在他力主下，多所院校恢复外语、电讯、导弹等专业，打破“红专对立”旧框框。1980年国防科委报告称，“两年内连拆了十四堵墙”，说的就是军工研究所和部队之间的壁垒被彻底打通。不得不说，这种大手笔，为后来国防科技跨越奠定基石。

1981年9月，中央军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叶帅提出“战略转移期”概念，要求将主要精力放在边防稳定和高技术武器研发。会后，他对身边秘书淡淡一句：“历史给的时间不多了，该交棒就得交。”这番话至今仍被后辈反复提起——既是自警，也是嘱托。

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新的中央军委班子亮相，叶剑英完成了最后一次交接。三度执掌，一生沉浮，他既见证了战争硝烟，也经历了政治风暴，却始终把“让部队能打仗”当作最高准则。纵观20世纪中国军事史，能在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下三次统领日常军务者，唯有叶帅一人。

让人感慨的是，那300天的湖南田间岁月，表面上是“流放”，实则造就了他第三次出山的从容与厚度。正因为懂得跌宕，他更珍惜重担落肩的分量；也正因为尝过冷板凳，才更明白制度建设的可贵。“个人恩怨皆小事，强军才是大事。”这是他晚年留给后人的告诫，在今天读来，依旧铿锵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