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下旬,鞍钢技术员老郑从北京开完汇报会回到沈阳,带来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厂里的年轻人听得热血沸腾,可一些老领导却低声提醒他“别说太满”。这种微妙气氛,恰是东北当时政治空气的缩影,也暗示了即将在北京发生的一场激烈交锋。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原先的议程是研究经济调整,然而在邓小平的提议下,会议转向“工作重点转移”与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议程一调,很多代表暗自舒了口气,压在胸口多年的问题终于有了说出口的机会。会议的东北组尤其热闹,因为那里坐着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任仲夷对陈锡联的不满,并非会议上才冒出来。此前四个月,辽宁为清理“四人帮”留下的冤案多次开常委扩大会议,案卷摞成小山。有些案件批示单上,陈锡联的签名赫然在列。任仲夷说服省委统一口径:既要纠错,也要追责,否则百姓不服。
12日下午的东北组,任仲夷开门见山。他抬高音量,只一句话就把会议气氛推到顶点:“毛远新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孩子,成了东北的太上皇,这事儿,陈锡联脱不了干系!”发言桌前的茶杯微微颤动,记录员的铅笔“唰唰”直响。会场先是死寂,随后窃窃私语四起。
接着,他列出三笔账:冤假错案谁批的,帮派网络谁放纵的,揭批“四人帮”运动是谁按下了暂停键。言辞犀利,但句句有卷宗、有档案。“运动中,多少老同志被打成‘反革命’,陈副总理一句‘再等等’就能决定命运,这是辽宁人民咽不下去的苦!”有人小声感叹:“说得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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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炮火,陈锡联沉着脸,在座位上挺直身子。24日下午轮到他检讨,他说:“责任在我,我认错了人。”任仲夷不客气地插话:“仅仅一句‘认错了人’恐怕还不够。”这一插,场内掌声稀稀落落,却显得格外刺耳。压力之下,陈锡联做了补充检查,但依旧回避核心问题,令代表们大多不买账。
值得一提的是,任仲夷并未将个人情绪带入。25日晚上,小组讨论间隙,有人劝他“收一收火力”。他回答只有七个字:“为了辽宁,必须硬。”这句话后来在会场外悄悄流传,成为不少中层干部的口头禅。
与此同时,“真理标准”讨论的走向也让不少代表焦虑。11月24日的东北组,任仲夷再次举手。他提醒中央:报纸连篇累牍肯定讨论,可有些部委却散发相反文件,“两股风”并行,必然搅乱人心。他建议中央发声定调。第二天,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常委作出明确肯定,会议氛围瞬间轻松许多。
进入12月,代表普遍要求让犯错的政治局委员主动退出。邓小平权衡全局,提出“只进不出、只增不减”。有人私下疑惑:是不是又要妥协?12月2日的大会上,任仲夷表态清晰——支持决定,但语带锋芒:“拥护,是拥护邓副主席,不是拥护这几个人!”一句话,既守住团结,又保留立场。
邓小平留意到这份分寸感。会后,他找人聊起东北组发言,“那位任书记,讲道理敢担当,难得。”1979年春,广东改革方案酝酿时,邓小平点名调任仲夷南下。1980年10月,任仲夷正式就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开启了另一段波澜壮阔的历程。
回看1978年那场会议,表面是一场批评与检讨的冲撞,实质上却为此后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奠定了心理预备。鞍钢车间老郑后来回忆:“那会儿任书记帮咱们把话说出来,心里通透多了。”一句朴实话,道破了历史转折往往需要的那股子直面问题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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