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梓材倾囊资助伟人40光洋，不料，建国后一连收到毛主席十三笔钱

从1950年算起，一直到1962年，这十二个年头里，毛主席自个儿掏腰包，从稿费中挤出钱来，给同一个人寄了整整13封信。

每次拆开信封，里面必定裹着钱。

收这笔钱的人，名叫郭梓材。

这事儿乍一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旧戏文里常唱的桥段：一人得道，老家的穷亲戚跟着沾光。

毕竟那会儿郭梓材日子过得那是真苦，饭碗丢了，还得拉扯一家老小，没办法才求到了老同学毛泽东门下。

可你要是耐着性子把这段往来细细琢磨一遍，就会发现这里头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反差：

郭梓材起初压根就没想要钱，他心里惦记的是个“位子”。

他想进北京，指望着毛主席能给他安排个一官半职。

对于这个念头，毛主席的回绝那叫一个干脆利落：没门。

工作？

不给。

官帽子？

想都别想。

就连进京的介绍信，也没给开。

可另一边呢，钱却是一次次地汇过去，一出手就是300块。

得知道，在五十年代那会儿，300块钱可是个天文数字，顶得上普通工人辛辛苦苦干半年的收入。

这就有点让人琢磨不透了。

既然肯掏这么多钱，说明情分那是相当深；既然情分这么深，怎么连个最不起眼的闲差都不肯给安排？

说白了，毛主席心里这是把账分成了两本。

一本叫公账，一本叫私账。

不少人光盯着毛主席那铁面无私的原则看，却没瞧懂他在还这笔“私账”时，心思有多细，人有多厚道。

咱们把日历翻回到1950年。

那会儿新中国刚挂牌不久，郭梓材的日子却过得紧巴巴的。

他本来是个教书匠，后来丢了饭碗，只好窝在一家猪鬃厂当会计，薪水少得可怜，也就勉强混个肚圆。

眼看着日子快过不下去了，他脑子里闪过了当年的老同学——毛泽东。

没过多久，一封信就飞到了北京。

信里的意思大白话讲就是：老同学，我现在混得太惨了，能不能让我去北京，你给随便安插个工作？

这种请求，要是搁在旧社会，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什么“朝中有人好做官”，老同学成了国家一把手，给谋个前程那是顺水推舟。

这恰恰也是建国初期，毛主席碰到的一个烫手山芋。

当时，湖南老家找上门来要官作、要饭碗的人，多得像过江的鲫鱼。

面对这帮老乡的请求，毛主席夹在中间，那是左右为难：

路子一：点头答应。

好处是亲戚朋友都不得罪，还能落个“讲义气”的好名声；坏处是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以后队伍就不好带了，国家机关搞不好就成了私人送人情的地方。

路子二：板起脸拒绝，一毛不拔。

好处是规矩立住了；坏处是显得太不近人情，毕竟这些人里头，不少当年也是跟着闹过革命的，或者确实有那么点交情。

毛主席最后走了第三条道：公私分得清清楚楚。

公家的权力，一丁点都不能私用。

凡是张嘴要官的，统统挡回去。

他在给亲友的回信里反复念叨：这政府是人民的，不是我毛泽东开的私家店。

不过，对于郭梓材，毛主席心里头其实是存着一份愧疚和感激的。

这笔“私账”，无论如何得还。

为啥？

因为郭梓材对他，那是有过“救命之恩”的交情。

这事儿得追溯到1926年。

那一年，大革命搞得热火朝天，毛主席回湖南搞农民运动考察。

路过湘潭的时候，碰上个大难题：兜里没钱了。

虽说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这革命要是没饭吃、没盘缠、没活动经费，那也转不动啊。

一文钱逼死英雄汉，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是筹不到钱，考察就得半途而废，后面的计划全得泡汤。

就在这时候，毛主席想到了郭梓材。

郭梓材那会儿在湘潭电灯公司上班，算是端着个铁饭碗，收入还算稳定。

毛主席找上门，也没藏着掖着，实话实说。

接下来的事儿，就看出郭梓材这人仗义不仗义了。

这老兄连个磕巴都没打，把自己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的40块现大洋，一股脑儿全掏出来，塞到了毛主席手里。

这40块大洋是个什么分量？

搁在那会儿，这就是一笔巨款，是郭梓材攒了许久的全部家底。

他也不是什么大款，这钱一给出去，意味着他自个儿立马就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可人家愣是一点没犹豫。

这份情义，毛主席记了一辈子。

当时毛主席就觉得这人“靠谱”，当场拍板当介绍人，把郭梓材拉进了党组织。

郭梓材也是个痛快人，一口就应承下来。

所以，当1950年郭梓材那封求助信摆在案头时，毛主席心里的天平其实是偏着的。

死活不给安排工作，那是守住了“公账”的底线——国家的官位不能拿来送人情。

大手笔汇去300元，那是偿还“私账”的情分——当年你毁家纾难帮我搞革命，如今你落难了，我倾囊相助。

但这钱，必须得从毛主席自己的稿费里出，绝不动国库一分一厘。

这就是毛主席的逻辑：交情归交情，规矩归规矩。

我可以管你一辈子的吃喝拉撒，但绝不能给你一个不该给的位置。

话说回来，毛主席对郭梓材这么“另眼相看”，也不光是因为那40块大洋。

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俩骨子里是一路人。

这俩人，都是那个旧时代的“刺头”。

两人的交情得从1906年算起，那会儿都在私塾念书，郭梓材比毛主席小个三岁。

在郭梓材的脑海里，小时候的毛泽东就是个“不安分的主”。

私塾先生教书，讲究个死记硬背，毛泽东偏不吃这一套，他最爱跟老师“顶牛”，不光自己顶，还带着一帮同学一起起哄。

老师不让看杂书，毛泽东就偷摸着看。

《三国》、《水浒》、《西游》，这些当时被当作“闲书”的玩意儿，他一本都没落下。

更有意思的是，毛主席不光自己反抗，还带着郭梓材一起“逃学”。

毛主席的老爹管得严，有时候毛主席为了躲那一顿骂，放了学故意不着家，拽着郭梓材挤在一张床上过夜。

就在那些个黑灯瞎火的晚上，郭梓材成了毛泽东最早的听众。

毛泽东给他讲书里的英雄好汉，讲外面的花花世界。

那种对自由的渴望，早在那个时候就在心里扎了根。

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枪打响了。

毛泽东觉得光读书救不了国，得去扛枪。

他不光自己去，还把郭梓材也拉上了。

他对郭梓材说：“当兵才是救国最好的路子。”

就这么着，两个书生，扔下笔杆子，一块儿报名参加了湖南新军。

虽说这段当兵的日子也就维持了半年多——毛泽东觉得这队伍跟理想差太远，退伍回学校去了，而郭梓材因为家里有事去电灯公司当了工人——但这种“一起扛过枪”的情谊，那是普通同学比不了的。

真正让毛主席觉得郭梓材这人值得深交的，还有另外一档子事。

这事儿跟一个女人有关，也就是郭梓材后来的媳妇，刘天民。

刘天民命苦。

5岁就被指腹为婚，14岁送到婆家当童养媳，受尽了欺负。

这在旧社会那是常态，绝大多数女人只能认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

但刘天民是个烈性子。

1919年，她竟然从婆家逃了出来，跑去女校念书了。

这种离经叛道的举动，在当时那简直是要把天给捅个窟窿。

1921年，毛主席回韶山，听说了刘天民这事儿。

他的反应不是惊吓，而是竖大拇指。

他觉得这女子身上有一股难得的“反抗精神”。

为了帮刘天民彻底跳出火坑，毛主席干了一件在当时看来纯属“多管闲事”的举动：亲自登门，帮刘天民退婚。

他跑到刘天民的婆家，摆事实、讲道理，甚至拿自己举例子，硬是凭着那张嘴，把刘家那帮老顽固说动了，同意解除婚约。

后来，郭梓材把刘天民娶回了家。

这两口子，在后来毛主席回乡搞农运的时候，那是铁杆支持者。

他们不光出钱（就是那40块大洋），还亲自参与掩护毛主席的行动。

所以，在毛主席眼里，郭梓材夫妇不单单是老同学，更是那个黑暗年代里，敢于跟旧制度对着干的战友。

懂了这一层，你再看毛主席建国后对郭梓材的那一系列操作，就明白味儿了。

那是真把对方放在心尖上惦记着。

1954年，郭梓材的表兄进京看望毛主席。

毛主席见面的头一句话，就是打听郭梓材过得咋样。

听说郭梓材家里还是揭不开锅，毛主席二话没说，转手又汇去了300元。

1955年，郭梓材眼睛坏了，彻底干不了活了。

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立马又寄去300元当作医药费。

到了1961年，国家正赶上最困难的三年，毛主席自己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可他还是给郭梓材寄去了300元。

他在信里话说得特别实在：“如果你们以后还有过不去的坎，尽管写信告诉我。”

这句话的分量，比金条还重。

这等于是给了郭梓材一张长期饭票：你的生老病死，我全包圆了。

这种关照，一直持续到郭梓材离世。

13封信，几千块钱的资助，硬是撑起了郭梓材的晚年生活。

不过，这中间也有个遗憾。

1959年，毛主席回到了阔别32年的老家韶山。

那次返乡可是轰动一时，乡里乡亲都来了，毛主席摆了一桌热闹的酒席，请亲朋好友叙旧。

席间，毛主席端着酒杯，眼神在人堆里扫来扫去。

他在找郭梓材。

瞅了半天，没找着。

他忍不住问身边的人：郭梓材来了没？

工作人员告诉他：郭梓材两口子在湘潭，因为路不好走，加上身体又不争气，没能赶回来。

毛主席听完，轻轻叹了口气。

他没再说话，但熟悉他的人都能看出来，那一瞬间他眼神里的失落。

那个曾经跟他挤一个被窝、一起下塘洗澡、一起当兵、在他穷得叮当响时掏空家底帮他的老哥们，终究还是没能见上一面。

那一声叹息里，藏着太多的情绪。

有对岁月不饶人的感伤，有对老友病痛的挂念，或许，还有那么一丝对“没法给得更多”的无奈。

回过头来细想，毛主席处理郭梓材这事儿的方式，其实给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打了个样。

很多人觉得“六亲不认”才是讲原则，其实那是冷血。

毛主席的做法是：原则硬得像块石头，情义重得像座大山。

想在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

不行，这是铁律。

家里揭不开锅要看病？

我管，这是情分。

这一拒绝一资助之间，界限划得那是明明白白。

对于郭梓材来说，虽说没能去成北京，没能当上干部，但他得到了一样更金贵的东西——一份跨越半个世纪、直到生命尽头都被伟人挂在心头的交情。

这笔账，毛主席算得既清清白白，又热热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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