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第11次打我，我没闹，平静给他做了碗面，隔日起床照镜他懵了

那把剃刀在我掌心转了个圈，月光从厨房百叶窗渗进来，刀刃上划开一道银亮的线。沈哲在卧室打鼾，声音像破了的风箱。我数着他的鼾声，数到第三十七下时，刀柄的温度已经和我的体温一样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三个月前他第一次推我时这样说过，酒气喷在我脸上，“因为你总用那种眼神看我。”

我确实在看。看他如何把订婚时送我的玉镯当掉换酒，看他如何在公司年会上当着同事的面叫我“不会下蛋的母鸡”，看他在婆婆面前唯唯诺诺，转头对我扬起的手。我都看着，像看一场与己无关的戏。

我叫林静秋，二十九岁，在青江市图书馆做古籍修复员。沈哲是我结婚三年的丈夫，在恒通建材公司当销售主管。我们是相亲认识的——母亲说“他工作稳定，家里有房”，没说他酒后眼白会泛红，没说他在同事面前需要装大爷，回家就需要找垫背的。

今晚七点二十分，我因为修复一批民国报纸加班，比平时晚回家四十分钟。推开门时，他已经坐在餐桌旁，面前摆着空碗。

“几点了？”他没抬头，手指敲着桌面。

“单位有点事。”我放下包，往厨房走，“我现在做饭。”

碗砸在墙上的声音很清脆，瓷片溅到我的小腿上，划出一道细痕。

“我每天累死累活养家，你连口热饭都做不及时？”

我蹲下来捡碎片，一片，两片，手指捏着瓷片的边缘。他说过很多次这种话，说我一个月三千八的工资不够买他一条烟，说我这份工作“不过是摆弄破纸”，说没有他我早就流落街头。我通常不说话，沉默像一层蜡封住嘴。

但今天瓷片太锋利了。

“你也可以自己做。”我说，声音平得自己都陌生。

他站起来的动作很慢，像猛兽蓄力。我数着他的步子，一步，两步，三步时他已经到我面前。我的视线刚好到他第二颗衬衫扣子，那上面沾着中午的酱汁。然后我的脸偏到一边，左耳嗡嗡作响，嘴里有铁锈味。

“你再说一遍？”他喘着气问。

我没说话。不是害怕，是在等耳鸣过去。等世界重新清晰时，我看见他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他打了我，而我没哭。这不符合他预想的剧情。我应该尖叫，求饶，或者至少流泪。可我只是用舌尖顶了顶口腔内壁，尝到血的味道，然后走向厨房。

“你干什么去？”他在背后问。

“做饭。”我说。

厨房的灯是冷白色，照得不锈钢水槽泛着寒光。我打开冰箱，取出西红柿、鸡蛋、挂面。动作很流畅，和过去一千多个夜晚一样。烧水，切番茄，打蛋，油锅爆香。我甚至多放了一勺他喜欢的猪油，撒了他常抱怨我放太少的小葱。

面端上桌时，他还在原地站着，像卡住的木偶。他看看面，看看我，最终坐下了。吸溜面条的声音很大，在安静的房间里突兀地响着。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吃。左脸开始发烫，肿起来了，但我没去碰。

“静秋。”他吃到一半忽然开口，声音软了点，“我今天……压力太大了。王总那个单子黄了，你知道，五十万的单子……”

“嗯。”我说。

“我不是故意要……”他瞥了一眼我的脸，“你还疼吗？”

“不疼。”我说的是真话。真的不疼，只是一种遥远的麻木感，像隔着玻璃看一场暴风雪。

他继续吃面，汤都喝光了，然后打了个饱嗝。“其实你也该理解我，男人在外面不容易。对了，明天我妈来，你记得早点下班买菜，她喜欢吃鲈鱼，要清蒸。”

“好。”

“还有，我那条灰色西裤你熨一下，明天见客户穿。”

“好。”

他起身拍拍我的肩，手指在我肿起的脸颊旁停顿了一下，终究没碰。“早点睡。”

浴室传来水声时，我走进厨房，拉开最底层的抽屉。在一堆不用的烘焙模具下面，有个铁盒子。打开，里面不是饼干，而是一把老式剃刀——爷爷留下的，他做了四十年理发师。刀柄是牛骨做的，已经泛黄，但刀刃我每周都磨，用修复古籍的细磨石，磨到可以轻易割开纸。

水声停了。我合上盒子，推回抽屉深处。

沈哲裹着浴巾出来，头发还在滴水。“对了，”他像是忽然想起，“下个月我表妹结婚，你准备五千红包。别用那个破红包装，去买个像样的。”

“家里没那么多现金。”我说的是事实，我的工资卡在他那里。

“找你妈要。”他说得理所当然，“就说你要报个什么培训班。”

我没应声。他当我默认了，哼着歌走进卧室。五分钟后，鼾声响起。

我站在客厅中央，月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左脸还在肿，但已经不麻了，开始一跳一跳地疼。我走到洗手间，开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左脸颊有明显的掌印，嘴角裂了，血凝成暗红色的痂。我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拍脸，一下，两下，三下。

然后我笑了。

镜子里的人也笑了，嘴角的伤口又裂开一点。这个笑容很陌生，不像我。但我觉得很好，比过去三年任何一次微笑都真实。

回到厨房，我再次拉开抽屉，取出铁盒。这次我没打开，只是捧着它站了一会儿。盒子的温度很凉，透过掌心往骨头里钻。我数着沈哲的鼾声，数到一百零三下时，把盒子放进了我明天要背的托特包最内层。

包里还放着两样东西：一本《古籍修复基础技法》，和一张三天后去往南方的火车票。票是上周买的，用的是我从午饭钱里省下的积蓄——每天少订一份外卖，两个月刚好够一张硬卧票。目的地是个小城，我在图书馆地方志里读到过，那里有个私人古籍博物馆在招修复师。

卧室的鼾声忽然停了。

我僵住，手还放在包里。几秒后，翻身的窸窣声，接着鼾声继续。我轻轻吐出一口气，把包挂回门后。

窗外的青江市一片寂静。远处商业区的霓虹灯在午夜熄灭了大半，只剩几盏孤零零地亮着，像困倦的眼睛。这个城市我生活了二十九年，熟悉每条街道的气味——早晨菜市场的鱼腥，午后咖啡馆的焦香，夜晚烧烤摊的油烟。但我从没像此刻这样觉得它陌生，像一个巨大的、华丽的笼子。

沈哲的鼾声规律地传来，我靠在厨房门框上听着。忽然想起结婚那天，母亲拉着我的手说：“静秋，婚姻就是熬，熬着熬着就一辈子了。”她熬了四十年，熬到父亲肝癌去世，终于不用再熬了。葬礼那天她没哭，只是喃喃说：“解脱了。”

我当时不懂，现在有点懂了。

墙上钟指向凌晨一点。我该睡了，明天还要上班，还要买菜，还要面对婆婆，还要活成林静秋该有的样子。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就像古籍上被虫蛀的洞，一旦出现，无论用多精细的补纸，痕迹永远在那里。

我关掉厨房灯，月光重新涌进来。走过客厅时，我瞥了一眼电视柜上的结婚照。照片里的我穿着白裙子笑，沈哲搂着我的肩，两人都年轻，都相信未来会很好。相框边缘落了一层灰，我很久没擦了。

躺到沙发上——自从半年前他开始嫌我“睡觉呼吸声太吵”，我就睡在这里了。毯子有股樟脑丸的味道，我裹紧它，闭上眼睛。

左脸还在疼。但很奇怪，这种疼痛让我清醒，像一根针不断刺破浑噩的日常。我在黑暗中回想那把剃刀的重量，回想刀刃划过磨石的声音，回想爷爷说过的话：“丫头，刀最怕的不是用，是锈。一锈，就废了。”

我没有锈。三年了，一千多个日夜，我每天磨一点耐心，磨一点沉默，磨到今晚终于磨出一把足够锋利的刀。不是用来伤人的——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伤。

窗外传来猫叫声，凄厉的，一声接一声。我数着猫叫，数到第九声时睡着了。梦里没有沈哲，没有耳光，只有一把剃刀在月光下自己旋转，刀刃划出银亮的圆，像个没有尽头的环。

第二天闹钟响时，天刚蒙蒙亮。我起身，左脸的肿消了些，但淤青更明显了，紫红色的一块，在苍白的脸上很扎眼。我用粉底盖了盖，盖不住，索性不盖了。

沈哲八点才起床，看见我的脸时愣了一下，很快移开视线。“你今天别去单位了，丢人。”

“有批古籍今天要入库，必须去。”我说。

“随便你。”他系着领带，“晚上我妈六点到，你五点必须到家。”

“好。”

他出门前在玄关停顿了一下，背影有些僵硬。我以为他会说什么，道歉，或者至少问一句还疼不疼。但他只是弯腰擦了下皮鞋，然后开门，关门，脚步声消失在楼梯间。

我站在客厅里，听着电梯下降的嗡鸣声。阳光从东窗照进来，在地板上切出明亮的光块。灰尘在光里飞舞，慢悠悠的，好像有整个世纪可以浪费。我看了很久，直到手机闹钟再次响起——该上班了。

托特包比平时沉一点。我背着它下楼，在小区门口买了豆浆包子，和往常一样。卖早餐的大妈瞥见我的脸，张了张嘴，终究没问。这个小区的人都认识我们，知道沈哲是“能干的女婿”，我是“文静的媳妇”。有些故事不用讲，淤青自己会说话。

公交车上人很多，我被挤到后门旁。一个中学生盯着我的脸看，我迎上他的视线，他慌忙转头。车窗外，青江市在晨光中苏醒，早点摊冒着热气，上班族步履匆匆，一切都和昨天一样，和过去一千天一样。

但我的包里有一把剃刀，一张车票，还有一个三天后就要开始的、完全陌生的人生。

图书馆还是老样子，泛着旧纸和油墨的味道。我的工位在古籍部最里面，靠窗，窗外是棵老槐树。同事苏姐见我进来，倒吸一口气：“静秋，你的脸……”

“昨晚摔了一跤。”我放下包，语气平静得自己都惊讶。

苏姐欲言又止，最终叹了口气，递给我一杯热茶。“今天要入库的是那批民国医书，状态不太好，你慢慢做，别急。”

我点点头，穿上工作服，戴上白手套。修复台已经摆好了今天要处理的古籍——三本《医宗金鉴》，虫蛀严重，书页脆得像秋天的落叶。我打开台灯，调亮，光线下尘埃飞舞。然后取出工具：镊子、毛笔、补纸、浆糊。

工作很慢，需要极大的耐心。一页页分开粘连的书页，一点点清除虫蛀，再根据纤维纹理选择匹配的补纸。时间在这里是不同的流速，窗外车马喧嚣，窗内只有毛笔扫过纸面的沙沙声。

中午吃饭时，苏姐坐到我旁边。“静秋，”她压低声音，“你如果……需要帮助，可以跟我说。”

我咽下嘴里的米饭。“我很好，苏姐。”

“那种伤不可能是摔的。”她声音更低了，“我前夫也……我懂。那时候我也以为能忍，忍到最后是两根肋骨。”

我看向她。苏姐五十出头，总是笑盈盈的，没人知道她袖子下面有条十厘米的疤。

“我在攒钱。”我忽然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快够了。”

苏姐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暖，有常年摸纸的薄茧。“够的时候告诉我，我送你。”

我们没再说话，安静地吃完饭。下午继续修书，阳光慢慢从东窗移到西窗，在修复台上拉出长长的光影。四点半，我修复完最后一页，合上书，摘下手套。

托特包还在椅子下，沉甸甸的。我换了衣服，和苏姐道别，走出图书馆。傍晚的风有点凉，我裹紧外套，往公交站走。

手机震了一下，是沈哲的短信：“妈到了，你到哪了？”

我盯着屏幕看了几秒，没回。公交车来了，我挤上去，找了个靠窗的位置。车开动时，我看见图书馆在后退，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街角。

包里的剃刀随着车的颠簸轻轻晃动，刀柄碰着铁盒，发出细微的响声。我闭上眼睛，数着心跳，一下，两下，三下。

今晚婆婆要来。明天沈哲要见客户。后天是周六，他说要和哥们喝酒。大后天，周日下午两点十五分，火车开往南方。

时间像一条河，我在河里沉了三年，现在终于要浮出水面，呼吸第一口真正属于自己的空气。而在这之前，还有几个角色要演完，几场戏要落幕。

公交车到站了。我下车，走进小区，每一步都很稳。走到楼下时，我抬头看了眼四楼我们家的窗户——灯亮着，隐约有人影晃动。

我深吸一口气，按开单元门。电梯上升时，我在金属门上看自己的倒影：淤青的脸，平静的眼睛，手里拎着的装着鲈鱼的塑料袋。

电梯“叮”一声，四楼到了。

门开时，我听见婆婆尖细的笑声，和沈哲故作爽朗的应和。我调整了一下表情，让嘴角微微上扬，然后掏出钥匙。

锁孔转动的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楼道里格外清晰。我推开门，光亮和饭菜的香味一起涌出来，还有婆婆那永远带着挑剔的问候：

“静秋回来了？哟，这脸是怎么了？走路也不看路！”

沈哲在客厅朝我使眼色。我笑了笑，把鱼拎起来：“妈，我这就去做清蒸鲈鱼，您最爱吃的。”

厨房的门在我身后关上，把客厅的谈笑声隔开一层。我放下鱼，洗手，系围裙。动作一气呵成，熟练得像演过一千遍的剧本。

窗外天色彻底暗了，玻璃上映出我忙碌的身影，还有客厅里那对母子的剪影。他们说着，笑着，计划着下个月的表妹婚礼，计划着年底换车，计划着明年要孩子——计划着一个我根本不在其中的未来。

我把鱼放进蒸锅，设好定时。蒸汽升起来，模糊了玻璃上的倒影。我静静地站着，听着计时器微弱的嘀嗒声，数着秒数，像在数自己在这个牢笼里剩下的时间。

三天。只剩三天了。

而今晚，只是这最后三天的开始。

蒸锅里的水沸了，白汽顶着锅盖发出噗噗的声。我盯着那团翻滚的白雾，听见客厅里婆婆的笑声拔高了一个调：“所以说啊，早生早好！我当年生小哲就是二十五，现在身体还好得很！”

沈哲附和着什么，声音模糊。我把火调小，揭开锅盖，鱼眼刚好泛白——这是蒸鱼最嫩的时刻。摆盘，淋蒸鱼豉油，撒葱花，浇热油。油淋在葱上的滋啦声里，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平稳得像秒针。

“静秋！鱼好了没？你妈饿了！”沈哲在门外喊。

“来了。”我端起盘子。

餐厅的灯太亮了，照得婆婆脸上的粉底像刷墙的腻子。她盯着我左脸的淤青看了三秒，嘴角扯了扯：“还真是摔得不轻。”

“楼梯间灯坏了。”我说，把鱼放在桌子中央。

“物业费白交了。”沈哲夹了块鱼腹肉放到他妈碗里，“妈你尝尝，静秋做鱼还行。”

婆婆尝了一口，眉头松开些。“也就这点手艺了。”她用筷子点点盘子，“不过盐放少了，孕妇要吃得咸一点，不然孩子没力气。”

我盛饭的手顿了顿。

“对了，”沈哲扒了口饭，像是随口一提，“妈这次来，就是商量要孩子的事。你都三十了，再不要就高龄了。”

饭粒卡在喉咙里，我慢慢咽下去。“我工作刚接手一批重要古籍，要修复半年。”

“工作重要还是传宗接代重要？”婆婆放下筷子，“小哲是独苗，沈家不能在他这儿断了。你看对门王阿姨的媳妇，结婚第二年就生了，现在都怀二胎了。”

沈哲给我夹了块鱼：“听妈的。我跟你们馆长熟，明天打个电话，让你休个长病假。”

“我没病。”我说。

餐厅安静了一瞬。婆婆和沈哲对视一眼，那种眼神我太熟悉了——像看一件出了故障的家电。

“静秋，”沈哲的声音沉下来，“你别不懂事。”

“修复那批民国医书是馆里今年的重点项目。”我尽量让声音平稳，“我走了，没人能接。”

“离了你地球还不转了？”婆婆冷笑，“小哲，我就说她心不在家里。一个女人，整天跟破纸打交道，能有什么出息？”

沈哲没说话，只是看着我。他眼神里有警告，还有一丝困惑——困惑我为什么今晚格外不听话。是啊，往常这时候我应该低头说“好”，说“听你们的”，说“我明天就去请假”。

可我的包里有一张三天后的车票。

“鱼要凉了。”我站起来，“我去盛汤。”

厨房成了避难所。我靠在冰箱上，深呼吸。冰柜的冷气透过门缝渗出来，让我发热的脸颊舒服了些。客厅里传来压低的声音，我知道他们在议论我。三年了，每次争执后都是这样——他们母子在客厅“商量”，我在厨房“反思”。

但这次我不想反思了。我看着冰箱门上贴的便利贴，全是沈哲的字迹：“交水电费”“妈生日买礼物”“周六兄弟聚餐别忘了买酒”……最底下有一张泛黄的，是我三年前刚搬来时写的：“静秋的新家”。字迹娟秀，带着那时还没磨灭的期待。

我把它撕下来，揉成团，扔进垃圾桶。

汤是中午熬的玉米排骨，热一热就行。端着汤锅回到餐厅时，他们已经换了话题，在说沈哲表哥新买的房子。我坐下，安静吃饭，安静听他们计划年底换车，计划明年去海南过年，计划三胎政策放开后要生几个。

“静秋觉得呢？”婆婆忽然问。

“什么？”

“生两个，一儿一女，多好。”她笑得眼睛眯成缝，“小哲赚钱，你在家带孩子，妈给你们帮忙。这才是正经过日子的样子。”

沈哲在桌下踢了踢我的脚，力道不轻。

“嗯。”我说。

这个“嗯”让他们满意了。婆婆又开始讲哪个亲戚的媳妇生了对双胞胎，沈哲则说起公司新来的女下属“连咖啡都泡不好”。我一口一口吃着饭，数着咀嚼的次数，数到第三十七口时，手机震了。

是苏姐发来的微信：“静秋，明天张教授要来馆里看那批医书，你准备的修复方案能给我先看看吗？”

我回复：“好，今晚发您。”

“谁啊？”沈哲探头。

“单位的事。”我放下手机。

“又是单位。”婆婆啧了一声，“吃饭就好好吃饭。小哲，你管管。”

沈哲直接伸手拿过我的手机，解锁——密码是我生日，他三年前设的，一直没改。他翻看着我和苏姐的聊天记录，眉头皱起来：“这个张教授是谁？”

“省里来的专家，看那批医书的。”

“男的女的？”

“男的。”

他脸色沉了。婆婆也放下筷子，客厅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每一声都敲在紧绷的空气上。

“多大年纪？”沈哲问。

“六十多了吧，退休返聘的。”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无所谓。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把手机扔回桌上。“明天请假。我陪你去单位，跟馆长说。”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他声音抬高，“一个老男人，特意来看你修的书？静秋，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婆婆打圆场：“小哲也是为你好。孤男寡女的，传出去不好听。”

我想解释张教授是国内古籍修复界的泰斗，想解释这次机会对我多重要，想说我等了三年才等到一个让专家看我作品的机会。但话到嘴边，变成了：“好，我请假。”

沈哲的脸色缓和了。“这才对。明天我陪你去，顺便跟你们馆长聊聊你休长假的事。”

那晚我躺在沙发上，睁着眼看天花板。客厅没拉窗帘，月光冷冷地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窗格的影子。卧室里沈哲的鼾声又响起来了，平稳，心安理得。他赢了——又一次。

但我摸到了藏在沙发垫下的车票。硬质的纸片，边缘有些磨损了。后天下午两点十五分。还有四十八小时。

第二天早晨，沈哲真的跟我去了图书馆。他穿着那套最贵的西装，头发抹了发胶，像个要去谈判的商人。在古籍部门口，他拉住我，压低声音：“等会儿别乱说话，听我的。”

苏姐看见我们，愣了一下。“静秋，这位是……”

“我丈夫沈哲。”我说，“他来……跟馆长打个招呼。”

沈哲堆起笑容：“苏姐是吧？常听静秋提起你。这段时间多谢你照顾了。”他递过去一个纸袋，里面是两盒包装精美的茶叶——昨晚婆婆带来的，说是别人送的，她不爱喝。

苏姐接过，表情复杂地看了我一眼。“张教授十点到，静秋你先去准备吧。”

“我陪她去。”沈哲自然地揽过我的肩，手指用力捏了捏。

修复室里，那三本《医宗金鉴》已经摆在工作台上。阳光透过老槐树的枝叶洒进来，在宣纸上投下晃动的光斑。我穿上工作服，戴手套，沈哲就站在我身后看着，像个监工。

九点五十分，走廊传来脚步声。门推开，苏姐陪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进来——张教授比照片上更清瘦，戴副老花镜，但眼神很亮。

“林修复师是吧？”他伸出手，“你的修复方案我看了，很有想法。特别是用桑皮纸补虫蛀的部分，保留了纸张的原始韧性。”

我握手：“张教授过奖了。”

沈哲挤上前：“张教授您好，我是静秋的爱人沈哲。”

张教授打量了他一眼，点点头，注意力又回到古籍上。“这批医书版本很珍贵，你们馆能收来不容易。林修复师，你打算怎么处理这页粘连？”

我正要回答，沈哲插话：“她这段时间可能要休长假，这项目是不是得换人？”

修复室安静了。苏姐瞪大眼睛，张教授推了推眼镜，看看沈哲，又看看我。

“休长假？”张教授问。

“是的，我们要备孕。”沈哲说得理所当然，“女人嘛，还是家庭重要。您说是不是？”

张教授沉默了几秒，忽然笑了：“我老伴也是修复师，生了两个孩子，工作到六十五岁退休。去年她修复的敦煌遗书，还在国家博物馆展出。”他转向我，“林修复师，你的专业能力很好，不要轻易放弃。”

沈哲脸色变了：“张教授，这是我们的家事。”

“当然。”张教授依旧温和，“我只是以一个前辈的身份说句话。这样吧，你们先商量，我去看看库房其他藏品。”他朝我点点头，和苏姐一起出去了。

门关上后，沈哲猛地转身：“你故意的？”

“什么？”

“找这么个老头来给你撑腰？”他压低声音，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静秋，我是不是太惯着你了？”

我低头整理镊子：“我没有。”

“那你现在去跟馆长说，项目不跟了，请假。”

“张教授特意从省里过来……”

“我管他从不从省里来！”他声音大了些，又赶紧压低，“我告诉你，今天这假你必须请。妈说了，下个月就带你去她认识的老中医那儿调理身体，年底前必须怀上。”

窗外有鸟飞过，落在槐树枝头，啾啾叫着。我看着那只鸟，它蹦跳了几下，展翅飞走了。

“沈哲，”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轻，“如果我暂时不想要孩子呢？”

他愣住了，像没听懂。“你说什么？”

“我说，我想先工作。这批古籍修复完，可能有机会去省里培训，馆长提过……”

“培训？”他笑了，那种冰冷的笑，“培训什么？怎么修破纸？静秋，你醒醒吧，你都三十了，不是二十岁的小姑娘还能做梦。”

他走近一步，影子把我整个人罩住。“我娶你，不是让你到处跑着追什么梦想的。安分在家，生孩子，照顾好这个家，这才是你的本分。”

“那我的本分里，包括被你打吗？”我抬起头，第一次直视他的眼睛。

他瞳孔缩了一下，下意识看向门口——门关着。然后他的脸涨红了，不是羞愧，是愤怒。“你还在为那天的事闹脾气？我不是道歉了吗？我压力大，你当老婆的不该体谅？”

“体谅。”我重复这个词，像在咀嚼一块蜡。

“对，体谅。”他抓住我的手腕，力道很大，“夫妻之间就是要互相体谅。我体谅你工资低，没嫌弃你；你体谅我工作累，别给我添乱。这很难理解吗？”

手腕很疼。但我没挣扎，只是看着他，看着这个和我同床共枕三年、却从没看清过的男人。他的愤怒是真的，困惑是真的，唯独愧疚是假的——他甚至不觉得自己需要愧疚。

“我明白了。”我说。

他松开手，表情缓和下来：“明白就好。去请假吧，我在外面等你。”

馆长办公室在二楼。我敲门进去时，老馆长正在看文件，抬头看见我，笑了：“静秋啊，正好要找你。张教授刚才跟我夸你了，说那批医书修复得很有灵气。省里下个月有个高级研修班，我打算推荐你去。”

我站在门口，阳光从走廊窗户斜射进来，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馆长，”我说，“我想请个假。”

“请假？多久？研修班下月五号开课，来得及吗？”

“可能……要一段时间。”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家里有点事。”

馆长摘下老花镜，仔细看了看我——他看到了我脸上的淤青，虽然用粉底盖过，但在阳光下依然明显。他沉默了。

“静秋，”他缓缓说，“我在这馆里干了四十年，见过很多有天赋的年轻人。有的飞得很高，有的飞着飞着，翅膀就折了。”他站起来，走到窗边，“你知道折翅的原因是什么吗？”

我摇头。

“不是风太大，而是笼子太舒服。”他转身看我，“舒服到忘了自己是能飞的鸟。”

办公室很静，能听见楼下阅览室翻书的声音。

“假我可以批。”馆长坐回椅子上，“但研修班的名额我只留到下周一。你如果改变主意，随时来找我。”

“谢谢馆长。”

我退出办公室，轻轻带上门。走廊尽头，沈哲靠在窗边抽烟，看见我，把烟掐了：“请好了？”

“嗯。”

“多久？”

“馆长说随我。”

他满意地点头，揽住我的肩：“这才对。走，回家，妈炖了鸡汤。”

那天晚上，婆婆果然炖了鸡汤，汤里加了当归、黄芪，说是“暖宫的”。我喝了两碗，听她讲哪个老中医厉害，哪个庙求子灵验。沈哲刷着手机，偶尔附和几句。

“对了，”婆婆忽然说，“你那个工作，辞了吧。”

我拿汤勺的手停在半空。

“请长假跟辞职有什么区别？还要占着人家名额。”婆婆给我夹了块鸡肉，“专心备孕，等孩子生了，要是还想工作，让小哲在他们公司给你找个文员，轻松又近便。”

沈哲点头：“妈说得对。我们公司前台小刘刚生孩子，岗位空出来了，我跟人事打个招呼就行。”

“我不想去你们公司。”我说。

“那你想去哪？”沈哲放下手机，“就你们图书馆那破工作，三千八一个月，够干什么？我们公司前台都四千五。”

“不是钱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他声音又硬起来，“静秋，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不懂事了。妈大老远来为咱们操心，我天天辛苦赚钱养家，你就不能顺从点？”

婆婆拍拍他的手：“别吵别吵。静秋啊，妈是过来人，跟你说句掏心窝的：女人这辈子，最重要的是家庭。工作再好，没了家，什么都不是。”

我低头喝汤，鸡汤很烫，烫得舌尖发麻。

睡前，沈哲洗完澡出来，看见我在收拾沙发——自从睡沙发以来，我的枕头毯子都放在这里。他站在卧室门口看了会儿，忽然说：“今晚进来睡吧。”

我动作顿住。

“妈睡了。”他语气软了些，“我们也好久没……你不是想要孩子吗？”

是啊，我想要孩子——在他们的叙事里。我放下枕头，跟着他走进卧室。这张双人床三年前我们一起挑的，他说要买大的，睡着舒服。可大多数时候，只有他一个人睡。

他关了灯，手伸过来。动作很熟练，像在完成一项任务。我睁着眼看黑暗中的天花板，想起馆长说的“笼子太舒服”。这个笼子有柔软的床，有温暖的鸡汤，有“为你好”的规划，唯独没有问过我想不想飞。

结束后，他很快睡着了。我轻轻下床，走到客厅，从托特包最里层摸出那个铁盒子。打开，剃刀在月光下泛着冷光。我用手指轻抚刀柄，牛骨的纹理细腻温润。

还有二十四小时。

第二天是周六。沈哲一早就出门了，说哥们约了打球。婆婆要去见老姐妹，临出门前叮嘱我：“把家里好好收拾收拾，特别是小哲的书房，别乱动他东西。”

我一个人在家，从客厅开始打扫。吸尘，拖地，擦玻璃。到书房时，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几秒——沈哲从不让我进他的书房，说里面都是“重要文件”。

但今天，我推开了门。

书房很整洁，甚至可以说空旷。书架上没几本书，大多是销售奖杯和公司纪念品。书桌很大，摆着台式电脑和一堆建材样品。我拉开第一个抽屉——里面是烟、打火机、几盒没拆的壮阳药。第二个抽屉是文件，购房合同、车辆登记证、保险单，全是他的名字。

第三个抽屉上了锁。

我在书桌上找钥匙，没找到。又去翻笔筒、文件夹、书架，最后在窗台的花盆底下摸到了一把小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转，抽屉开了。

里面没有文件，只有几个旧手机，一些零散的票据，和一个黑色笔记本。我拿起笔记本翻开，前面几页记着些工作日程，后面却变成了日记——如果那些句子能算日记的话。

“3月15日，静秋又提想去培训。烦，女人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4月2日，妈催生孩子。静秋好像不太愿意，得想个办法。”

“5月10日，王总说带老婆去欧洲旅游。静秋连省都没出过，带不出去。”

“6月18日，打了她。手重了。但她没哭，有点不对劲。”

“6月19日，买了条项链，哄哄她。还是没怎么说话。”

“6月20日，妈来了。正好，让她劝劝。”

翻到最新一页，是昨天的日期：“6月21日，请假成功。但总觉得她眼神不对。得看紧点。”

我合上笔记本，手在抖。不是生气，不是伤心，是一种冰冷的清醒——原来在他眼里，我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一个需要“看紧”的物品。

把东西按原样放好，锁回抽屉，钥匙放回花盆底。我继续打扫，擦桌子，擦奖杯，擦那个“年度销售冠军”的水晶奖杯时，手滑了一下，奖杯掉在地上，底座摔裂了。

我蹲下来，捡起碎片。水晶棱角在阳光下折射出刺眼的光。看了几秒，我把碎片扔进垃圾桶，没打算粘。

下午沈哲回来时，满头大汗，心情不错。“赢了他们十分！”他一边脱鞋一边说，看见我从书房出来，脸色突然变了，“你进我书房了？”

“打扫卫生。”我举起手里的抹布。

他快步走进书房，我听见开抽屉的声音，翻动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出来，表情放松了：“下次别乱动，里面都是重要东西。”

“知道了。”

晚饭时婆婆回来了，带回来一包中药。“老姐妹介绍的方子，明天开始喝，一天两次。”她把药塞给我，“熬药你会吧？三碗水熬成一碗，早饭前晚饭后。”

我看着那包用黄纸包着、系着红绳的中药，点点头。

“对了，小哲，”婆婆忽然说，“我跟你王阿姨说好了，下周三她侄女结婚，咱们都去。她侄女婿是开公司的，年轻有为，你们多聊聊，说不定有合作机会。”

沈哲眼睛亮了：“什么公司？”

“搞互联网的，叫什么……云创科技？反正是大公司。”婆婆笑眯眯地，“静秋你也去，打扮打扮，别穿得像今天这么素。”

下周三。我在心里算日子——那是我离开后的第五天。他们会在婚宴上发现我不见了吗？还是会以为我又在加班？

“静秋？”沈哲敲敲桌子，“妈跟你说话呢。”

“好，我去。”我说。

那晚我失眠了。躺在沙发上，听着卧室里沈哲的鼾声，数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凌晨三点，我悄悄起身，从托特包里拿出车票和剃刀。车票上的字在手机屏幕的光下很清晰：青江→南溪，14:15发车。剃刀在黑暗里泛着幽幽的光。

我把它们贴在胸口，感受纸张和金属的凉意。还有十八个小时。

第二天是周日，离别的日子。早晨醒来时，我像往常一样做早饭，煎蛋，热牛奶。沈哲打着哈欠出卧室：“今天妈要去庙里，咱们中午自己吃。”

“好。”我把煎蛋盛进盘子，“我下午要去趟单位。”

“周日去单位？”

“苏姐说有个急件要处理，两小时就回来。”

沈哲盯着我看了几秒：“我送你。”

“不用，你昨天打球不累吗？在家休息吧。”我把牛奶推给他，“我处理完就回来，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这句话取悦了他。他坐下吃早饭：“随便，你看着做。”

婆婆出门后，我开始收拾。几件换洗衣服，洗漱用品，证件，一本正在读的书，还有那个铁盒子。东西不多，一个双肩包就装下了。托特包还是照常放着修复工具和笔记本，用来掩人耳目。

沈哲在客厅看电视，球赛的声音很大。我背起双肩包时，心跳得厉害。走到玄关，换鞋，手放在门把上。

“静秋。”他忽然在背后叫了一声。

我僵住。

“早点回来。”他说，眼睛没离开电视屏幕，“晚上炖个排骨。”

“好。”我转动门把。

门在身后关上的瞬间，我深吸了一口气。楼道里安静极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灰尘在光柱里飞舞。我一步步下楼，脚步声在楼梯间回荡，像倒计时。

走到一楼时，手机响了。是沈哲。

“你包忘拿了。”他说。

我低头——托特包真的不在手上。大概是因为紧张，出门时只背了双肩包。

“我回来拿。”我说。

“不用，我给你送下来。”电话挂了。

我站在单元门口，阳光刺眼。两分钟后，沈哲拎着托特包下来了，穿着家居裤和拖鞋。“丢三落四的。”他把包递给我，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下，“你脸色不太好。”

“可能没睡好。”我接过包。

他盯着我看，眼神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几秒钟后，他忽然伸手撩起我额前的头发：“这儿怎么红了？”

我下意识后退一步：“可能过敏。”

他的手停在半空，然后放下。“早点回来。”他又说了一遍，转身回去了。

我看着他上楼的背影，直到消失在楼梯拐角，才转身离开。脚步很稳，没有跑，没有回头，像每一个普通的周日一样，走向公交站。

公交车来了，我上车，投币，找了个靠窗的位置。车开动时，我最后看了一眼小区——那栋楼，那个窗户，那个我住了三年的地方，在视线里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街角。

包里的剃刀随着车的颠簸轻轻晃动。我闭上眼睛，感受阳光透过车窗照在脸上的温度。

还有八个小时。

而此刻的我并不知道，沈哲站在阳台上，看着公交车远去，然后回到书房，打开了那个上锁的抽屉。他从最底层翻出一张折起来的纸——是我几天前扔掉的火车票购票确认单的碎片，他从垃圾桶里捡了出来，用胶带粘好了。

纸上清晰地印着：青江→南溪，6月23日，14:15。

他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然后拿起手机，拨了个号码：“喂，李哥，帮我查个车次……对，今天下午的……嗯，谢了。”

挂掉电话，他走到窗边，点了根烟。烟雾在阳光下缓缓上升，他的脸在烟雾后模糊不清。

公交车上的我，对此一无所知。

南溪的雨是细的，像古籍修复用的喷雾，均匀地洒在皮肤上。我撑着一把便利店买的透明伞，站在小城客运站的出口，看雨水顺着伞沿往下淌，在地上汇成一道道细流。

三天了。离开青江已经整整三天。

这三天像被拉长的皮筋，每一秒都清晰可辨。火车上硬卧的摇晃，邻座小孩的哭闹，凌晨到站时稀落的灯光，还有小旅馆房间墙壁上渗水留下的黄渍。一切都真实得有些失真。

古籍博物馆在一座老院子里，青瓦白墙，门口有两棵枇杷树。馆长姓陈，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声音很轻。“林修复师，你的作品集我看过，特别是那几页虫蛀修复，补纸选得很有想法。”

她带我穿过回廊，木质地板在脚下发出轻微的吱呀声。修复室在院子最深处，推开门，一股熟悉的旧纸和浆糊味道扑面而来。工作台临窗，窗外是小小的天井，种着几丛竹子，雨打竹叶的声音沙沙的。

“这批是地方志，光绪年间的，虫蛀霉变都很严重。”陈馆长指指桌上厚厚一沓古籍，“不急，你慢慢来。这里节奏慢，讲究的是细致。”

我换上工作服，戴上手套，坐下翻开第一本。纸张脆得几乎一碰就碎，我屏住呼吸，用竹镊子轻轻分开粘连的书页。时间在这里慢下来，慢到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平稳的，规律的，不再像在青江时那样总悬在嗓子眼。

傍晚五点半，陈馆长敲敲门：“小秋，下班了。雨还下着，这把伞你拿着。”

“我有伞。”

“你那把塑料的太薄，这雨要下到半夜呢。”她把一把深蓝色长柄伞递给我，“明天见。”

我道了谢，收拾东西离开。走出院子时，回头看了一眼。枇杷树的叶子在雨里绿得发亮，雨水顺着瓦当滴下来，在青石板上砸出小小的水洼。这个场景很安静，安静得像一幅画，而我终于走进了画里。

回出租屋的路上，我买了菜。房子是老城区的一室一厅，月租八百，家具简单但干净。我煮了碗面，坐在小桌前吃，对面墙上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挺好，我想，空白意味着可以自己填。

手机一直关机，放在抽屉最里面。三天没开了，不知道有多少未接来电，多少条短信。我不想知道。那个世界已经离我很远，远得像上辈子的事。

但睡前我还是打开了铁盒子。剃刀还在，刀刃在台灯下泛着冷光。我用指腹轻轻摩挲刀柄，牛骨的纹理温润细腻。爷爷说过，这把刀跟了他四十年，剃过无数个头，从满月婴孩到耄耋老人。“刀啊，用久了会有灵性。”他说这话时正在磨刀，磨石和刀刃摩擦的声音沙沙的，像现在的雨声。

我合上盒子，把它放进床头柜抽屉，和车票放在一起。车票已经皱巴巴的了，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但还能看清：青江→南溪，6月23日，14:15发车。

那天下午两点十五分，火车准时开动。我看着站台向后移动，速度越来越快，最后变成模糊的色块。车厢里有人哭有人笑，有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在跟男朋友视频，声音甜腻；有个老人默默望着窗外，手里攥着个旧布袋；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把脸贴在玻璃上，感受车轮撞击铁轨的震动。

震动传遍全身，像某种仪式性的洗涤。每震动一次，就把在青江积攒了三年的淤垢震落一点。等车到南溪时，我觉得自己轻了很多。

第四天早晨，雨停了。阳光从竹叶缝隙漏进来，在工作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我正在修复一页严重霉变的地方志，陈馆长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两杯茶。

“歇会儿。”她把一杯茶放在我手边，“龙井，朋友送的。”

茶很香，热气袅袅上升。我们并排站着，看窗外竹叶上的水珠滴落。

“刚来时都会有点不习惯。”陈馆长忽然说，“小地方，节奏慢，晚上八点街上就没人了。”

“我喜欢安静。”

她点点头，啜了口茶。“我也是。之前在省馆，每天开会、填表、应付检查，修复倒成了副业。后来索性辞职，到这里来了。”她转过头看我，“你呢？为什么来南溪？”

我捧着茶杯，暖意透过瓷壁传到掌心。“想换个环境。”

“嗯。”她没再追问，只是看着窗外，“有时候换的不只是环境，是整个人生。”

那天下午，修复到第三本地方志时，我翻到了一页奇怪的记录。那是一段关于本地风俗的记载，字迹潦草，夹杂在正常的县志内容中间。大致意思是，光绪年间此地有过一种“剃发明志”的习俗——妇人若遭丈夫虐待，可于深夜剃去丈夫一缕头发，置于祠堂，以示决裂。若丈夫悔改，便续发重修旧好；若执迷不悟，妇人可携此发离去，视为婚约已解。

我盯着这段文字看了很久。墨迹很旧，纸张也确实是光绪年的，但这内容……太像某种隐秘的安慰，或者是被压迫者的无声反抗。不知是哪位前辈修复师，还是当年的编纂者，偷偷记下了这一笔。

下班时，我把这页拍了照。回出租屋的路上，经过一家老式理发店，玻璃窗上贴着红字：“传统剃头，刮脸，掏耳。”我站在窗外看了一会儿，老师傅正在给一个老人剃头，剃刀在皮革上荡了荡，刀刃在夕阳下闪过一道光。

第五天是周六，不用上班。我睡到自然醒，去菜市场买了菜，学着当地人的样子跟摊主讨价还价。中午做了两个菜，一个人慢慢吃。手机还是关机状态，但下午出门时，我把它装进了口袋。

南溪有条老街，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两侧是老房子，有的改成了茶馆，有的还是住家。我漫无目的地走着，看见一家旧书店，门面很小，招牌上的字都快掉光了。

推门进去，铃铛叮当作响。店里很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空气里弥漫着旧书和灰尘的味道。老板是个秃顶的老头，坐在柜台后面看报纸，头也不抬：“随便看。”

书架挤挤挨挨，大多是一些过期的杂志、旧课本、通俗小说。我在最里面的角落发现了一堆旧账本、日记本之类的东西，应该是收废品时一并收来的。正要转身离开，一本深蓝色封面的笔记本吸引了我的注意——封面上用钢笔写着“1987-1988”，字迹娟秀。

鬼使神差地，我拿起来翻了翻。是本日记，主人是个叫“秀云”的女人，记录的多是家长里短。翻到中间时，一段话跳进眼里：

“3月15日，他又打我了。这次打在背上，青了一大片。我不敢哭，哭了打得更狠。李婶偷偷跟我说，实在过不下去，就按老法子办——半夜剃他一缕头发，放在祠堂供桌上，天一亮就走。我说这算什么法子，李婶说，这是老祖宗留给咱们女人的最后一条路。”

我屏住呼吸，继续往下翻：

“3月20日，我买了把剃刀。藏在枕头底下，每晚摸着它才能睡着。”

“3月25日，今晚。等他一睡着，我就动手。”

日记到这里断了，后面全是空白。

我拿着笔记本去找老板：“这个多少钱？”

老板瞟了一眼：“五块。”

付了钱，我带着笔记本匆匆回到出租屋。关上门，坐在床边仔细重读。秀云的笔迹从工整到潦草，能看出情绪的变化。最后几页的字迹尤其颤抖，但“今晚”两个字写得格外用力，几乎划破纸背。

她动手了吗？后来呢？离开了吗？还是……

没有答案。日记终结在那个夜晚，像一声被掐断的叹息。

我把笔记本和那张拍下地方志的照片放在一起，看了很久。两个不同时代的女人，隔着百年时光，却想到了同样的方法——剃刀，头发，深夜的决断。

第六天，我开始在修复的空档查资料。博物馆有个小资料室，收藏了一些本地文献。我找到几本晚清民国时期的县志、笔记，果然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了零星记载。

“妇人受虐，可于夜剃夫发，置祠中，以示决绝。”（《南溪县志·民俗卷》，民国十二年编）

“剃发之俗，近世已绝。然乡间老妪犹有传者，谓之‘断发绝恩’。”（《南溪旧闻录》，1953年手抄本）

“发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亦为夫妻结发之盟。剃发即断盟，自此两不相欠。”（《本地风物考》，作者不详，约清末）

一段段文字拼凑出一个模糊的轮廓：这确实曾是一种习俗，一种底层妇女在绝境中的自救方式。没有法律保护，没有娘家撑腰，她们用这种方式完成一场仪式性的离婚——剃去一缕头发，意味着剪断夫妻情分，然后离开，去外地，隐姓埋名，开始新生。

但习俗也记载了风险：如果被发现，如果被抓住……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必须是深夜，必须是趁对方熟睡，必须一击即中然后立刻远走。

合上最后一本书时，已经是傍晚。资料室里没有窗，只有一盏白炽灯悬在头顶，投下惨白的光。我坐在椅子上，久久没有动。

原来我不是第一个想到这个办法的人。原来在一百年前，五十年前，甚至更近的时代，已经有无数个秀云，在无数个深夜里，握着剃刀，对着熟睡的丈夫，完成一场沉默的反抗。

那些秀云后来怎么样了？有人成功了吗？有人被抓回来了吗？有人开始了新生活吗？

没有答案。历史只记录习俗，不记录结局。

第七天，周一。我像往常一样去博物馆上班。陈馆长见我眼圈发黑，问是不是没睡好。我说查资料查晚了，她点点头，没多问。

修复工作继续。那批地方志已经处理了一半，霉变最严重的几页需要特殊处理。我调着浆糊，心思却飘得很远。

如果秀云成功了，她去了哪里？如果失败了……剃刀会不会反过来对准她自己？

午休时，我去老街那家旧书店，想问问老板日记本的来历。老板正在吃面，听了我的问题，含糊地说：“收废品收来的，谁记得是哪家。”

“大概是哪个区域的废品？城东？城西？”

老板想了想：“好像是城西那片，老机械厂宿舍。去年拆迁，好多人家卖旧东西。”

机械厂宿舍。我记下了。

下午下班早，我坐公交车去了城西。机械厂已经拆了，变成一片工地，围挡上贴着房地产广告。宿舍区还剩下几栋没拆，孤零零地立着，窗户都被卸了，像空洞的眼睛。

我在附近转了转，找到一个小卖部，老板娘正在看电视。我买了瓶水，装作随意地问：“阿姨，跟您打听个人。秀云，大概五六十岁，以前可能住这一带，您认识吗？”

老板娘关小电视音量：“秀云？哪个秀云？姓什么？”

“不知道姓什么，就知道叫秀云。”

“这一片叫秀云的可多了。张秀云、王秀云、李秀云……你要找哪个？”

我愣住了。是啊，秀云只是个普通的名字，像静秋一样普通。中国有多少个秀云？又有多少个静秋？她们散落在各个城市的角落，有的熬出来了，有的还在熬，有的……也许根本没机会熬。

“那您听说过剃头发的事吗？”我换了个问法，“老辈人说的，女人受气了，半夜剃丈夫头发然后跑掉的风俗？”

老板娘眼神变了，上下打量我：“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在博物馆工作，查资料。”

她神色稍缓，压低声音：“是有这么个说法。我姥姥那辈人说的，说是解放前的事了。不过……”她顿了顿，“听说前些年还有人这么干过。”

“谁？”

“那我可不知道。都是听说，真真假假的。”老板娘摆摆手，“姑娘，你打听这些干什么？都是老黄历了，现在哪有这种事。”

我没再追问，道了谢离开。走回公交站的路上，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城西这片都是老房子，电线杆上贴满了小广告，墙皮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的红砖。某个窗户里，也许就住过一个秀云，在深夜里握着剃刀，手在发抖，心在狂跳，但眼睛是亮的——那是终于看到出路的人才有的眼神。

第八天，我决定不再查了。秀云是谁，后来怎么样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习俗存在过，证明在那些没有出路的年代，女人们还在想办法给自己找一条路。哪怕这条路险峻、荒诞，甚至带着血腥气，但至少是条路。

而我现在，已经走上了一条更安全的路。有新工作，有新住处，有重新开始的可能。那把剃刀应该永远躺在铁盒里，作为一段记忆的见证，而不是真的被使用。

晚上，我把铁盒子从床头柜拿出来，打开，看着里面的剃刀和车票。车票皱巴巴的，剃刀依旧闪着冷光。我看了很久，然后合上盒子，决定明天找个地方把它埋了——埋在那片有竹子的天井里，让这段往事真正成为过去。

第九天，周三。我起了个大早，准备上班前把盒子埋了。刚拿起铁盒，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我昨天不小心按到了开机键，手机自动开机了。

屏幕亮起，显示有37个未接来电，52条未读短信。大部分是沈哲的，还有几个是婆婆，一个是我妈。我手指悬在屏幕上，犹豫着要不要点开。

最后还是点了。最早的一条是三天前，沈哲发的：“你去哪了？妈等你做饭。”然后是：“接电话！”“林静秋，你闹够没有？”“快回我电话！”

接着语气开始变化：“静秋，我错了，你回来吧。”“妈已经回老家了，就我们两个人，好好过日子。”“你要是不想生孩子，咱们先不要，行吗？”

最新的一条是昨晚十一点：“我知道你在南溪。车票的事我看到了。我们谈谈，好吗？”

我浑身的血都凉了。

他知道我在南溪。他知道我买了车票。他看到了那张我从垃圾桶捡出来又扔掉的购票确认单。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来电。屏幕上跳动着两个字：沈哲。

我盯着那两个字，像盯着一条毒蛇。铃声响了很久，在安静的清晨里格外刺耳。终于，铃声停了，一条新短信进来：“接电话，我们好好谈谈。别逼我过去找你。”

几乎是同时，又一条短信：“我已经请假了，买了去南溪的车票。下午到。”

下午到。

三个字像三根针，扎进我的眼睛。

我慢慢坐下来，坐在床边，手里还攥着那个铁盒子。盒子很凉，凉意透过掌心往骨头里钻。窗外的天刚蒙蒙亮，远处的山峦还笼罩在晨雾里，一切都安静祥和，和我此刻的心跳形成鲜明对比。

砰，砰，砰。每一下都砸在胸腔上。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我妈。

我盯着屏幕，直到铃声停止。然后我妈的短信来了：“秋秋，沈哲说你离家出走了？怎么回事？快给妈回电话！”

我没回。我不知道怎么回。告诉她我为什么走？告诉她沈哲打我？告诉她这三年来我过的日子？她会说什么？大概率是“夫妻哪有不动手的”“忍忍就过去了”“男人都这样”……

不。我不想听。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老街开始苏醒了，早点摊冒出热气，卖菜的三轮车叮铃铃骑过，几个老人在街角打太极拳。这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早晨，和我过去二十九年经历的无数个早晨一样。

但今天下午，沈哲就要来了。

他会找到这里吗？他知道具体地址吗？应该不知道。我只告诉过苏姐大概的城市，没说具体住址。但以沈哲的性格，他既然能查到车票，就一定能找到我。他会去博物馆吗？会去派出所报案说妻子失踪吗？会在我单位闹吗？

一个个问题像气泡一样冒出来，在脑子里炸开。我抓着窗框，手指关节发白。

手机又震了。还是沈哲。这次我接了。

“静秋。”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有点喘，像是在走路，“你终于接电话了。”

我没说话。

“我在火车站。”他说，“下午两点到南溪。你把地址发我，我们好好谈谈。”

“谈什么？”我的声音很干，像砂纸摩擦。

“谈我们的事。”他语气放软了，“静秋，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打你，不该逼你。你回来，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没吭声。

“我妈已经回去了，我保证以后不让她掺和我们的事。你要工作就工作，想什么时候生孩子就什么时候生，我都听你的。”他顿了顿，“我真的很想你。”

这句话他说过很多次。吵架后，打了我之后，每次都是“我错了”“我下次不会了”“我真的很爱你”。然后过不了多久，一切照旧。

“沈哲，”我说，“我们离婚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他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刚才的温柔，而是沉了下来：“静秋，别闹。夫妻吵架很正常，哪有动不动就提离婚的。”

“我不是闹。”

“那是什么？就因为那一巴掌？我道歉了，我也说了我会改，你还要我怎样？”他的声音开始拔高，“你知不知道我这几天怎么过的？我天天找你，单位、你妈家、你朋友那儿，我都找遍了！你知道别人怎么看我吗？说我连自己老婆都看不住！”

看不住。这个词很精准。在他眼里，我从来不是平等的伴侣，而是需要“看住”的所有物。

“沈哲，”我尽量让声音平稳，“我们已经分开了。我在南溪找到了工作，有了新生活。我们好聚好散，行吗？”

“好聚好散？”他笑了，那种冰冷的笑我太熟悉了，“林静秋，你是不是忘了，我们还是合法夫妻。你单方面跑掉，这叫分居，不叫离婚。我可以告你遗弃家庭，你知道吗？”

我握紧手机：“那就离。”

“我不离。”他斩钉截铁，“我告诉你，下午两点我就到南溪。你要是不告诉我地址，我就去你单位找，去派出所报案，说你精神有问题离家出走。我有结婚证，我是你合法丈夫，我有权带你回家。”

“你没有权——”

“你看看我有没有权！”他打断我，声音几乎是吼的，“林静秋，我给你脸了是不是？好好跟你说不听，非要我动真格的？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不把地址发来，我到了南溪就去你们那个破博物馆闹，闹到所有人知道你是个抛夫弃家的疯女人！我看你还怎么在那儿工作！”

电话挂断了。

嘟嘟的忙音在耳边响着，像某种倒计时。我慢慢放下手机，手在抖。

窗外的阳光已经完全升起来了，照在老街的青石板上，明晃晃的。早点摊的老板娘在吆喝，几个孩子背着书包跑过去，一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那么正常。

而我站在这个陌生的房间里，握着发烫的手机，听着自己急促的呼吸声。

铁盒子还放在床上，盖子开着，剃刀在晨光下反射着冷冽的光。我走过去，拿起剃刀，刀柄上的牛骨纹理硌着掌心。

爷爷的声音在记忆里响起：“丫头，刀最怕的不是用，是锈。一锈，就废了。”

我没让它锈。我每周都磨，磨了三年，磨到它锋利得可以轻易割断一切——包括那些我以为已经割断的牵连。

下午两点。还有六个小时。

我走到镜子前，看着里面的自己。脸已经消肿了，淤青也淡了，只剩一点黄印子。眼睛下面是黑眼圈，嘴唇干裂。但眼神是平静的，平静得像暴雨前的湖面。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短信：“最后一遍，地址发来。别逼我。”

我放下剃刀，开始换衣服。穿上最常穿的那条牛仔裤，那件灰色衬衫，那双白色帆布鞋。然后我洗了把脸，梳了头，涂了点口红——很淡的颜色，几乎看不出来。

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只是眼神更坚定了一些。

我拿起铁盒子，把剃刀放回去，合上盖子。然后把它装进托特包，和修复工具放在一起。手机、钥匙、钱包，一一装好。

出门前，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住了九天的小屋。床铺叠得整整齐齐，桌子擦得干干净净，窗台上的那盆绿萝是我第三天买的，已经长出了新叶。一切都很好，就像一个真正的家的样子。

锁上门，下楼。老街已经完全醒了，人来人往，热闹得很。我穿过人群，走过早点摊，走过理发店，走过那家旧书店。老板娘正在门口扫地，看见我，点点头：“上班去啊？”

“嗯。”我笑笑。

走到博物馆门口时，是早上八点半。陈馆长已经在院子里浇花了，看见我，招招手：“小秋，今天来得早啊。”

“陈馆长，”我说，“今天下午我有点事，想请半天假。”

“行啊，家里有事？”

“嗯，有点私事。”

她没多问，只是说：“那上午抓紧把第五册修完，明天省里有人来检查。”

“好。”

修复室还是老样子，阳光透过竹叶洒进来，细碎的光斑在宣纸上跳跃。我穿上工作服，戴上手套，开始工作。一页，两页，三页……动作很稳，手没抖，呼吸很平。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窗外的光影慢慢移动。

中午十二点，第五册修完了。我摘下手套，洗干净手，把工具一样样收好。陈馆长进来送饭，是两个包子：“食堂今天做的笋干肉包，你尝尝。”

我接过：“谢谢馆长。”

“客气什么。”她看看我，“你脸色不太好，没事吧？”

“没事，可能没睡好。”

她拍拍我的肩：“下午好好休息。”

十二点半，我离开博物馆。没有回家，而是去了老街尽头的一家小面馆。点了碗阳春面，慢慢吃。面很清淡，汤很鲜，我一口一口吃着，像在进行某种仪式。

一点十分，吃完面。我付了钱，走出面馆，沿着老街慢慢走。太阳很晒，我走在屋檐的阴影里，看自己的影子在地上拉长又缩短。

一点半，我走到客运站。不是要坐车，只是站在对面的便利店门口，看着进进出出的人群。两点整，从青江来的大巴准时进站。车门打开，乘客陆续下来——拖着行李箱的旅客，背着大包的小贩，抱着孩子的妇女……

然后我看见了他。

沈哲穿着那件我熟悉的polo衫，卡其色裤子，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他站在车门口，眯着眼看了一圈，然后掏出手机。

我的手机震了。我没接。

他皱眉，又拨了一次。我还是没接。

他开始四处张望，眼神里带着焦躁。这个场景很奇怪——我在暗处，他在明处；我看着他，他找不到我。就像过去三年，我在暗处看着他表演一个好丈夫、好女婿、好员工，看着他如何在不同角色间切换，却从来看不见躲在暗处的我。

但现在，位置调换了。

他拨了第三次电话。这次我接了。

“静秋，我到了。你在哪？”他的声音里有压抑的怒气。

“客运站对面，便利店门口。”

他转头看过来。隔着一条街，隔着车流和人流，我们的视线对上了。他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就这么坦然地站在那里。然后他挂了电话，快步穿过马路。

车流挡住了他几次，喇叭声此起彼伏。他小跑着过来，站在我面前时还有点喘。

“你……”他上下打量我，眼神复杂，“你没事吧？”

“我很好。”

“你这几天住哪儿？为什么不接电话？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他一连串的问题抛出来，声音越来越大。

“我们找个地方说吧。”我说。

“去哪儿？”

“我家。”

他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你在这儿有家了？”

我没回答，转身往老街方向走。他跟上来，脚步很重，像在发泄怒气。

一路无话。只有脚步声，他的，我的，交错在青石板上。经过那家理发店时，我瞥了一眼玻璃窗——老师傅正在给客人刮脸，剃刀在阳光下闪了一下。

到了出租屋楼下，我掏出钥匙开门。楼道很窄，光线昏暗。沈哲跟在我身后，我能听见他的呼吸声，很近。

打开门，我侧身让他进来。他站在门口打量这个小小的房间，眉头越皱越紧：“你就住这种地方？”

“比家里干净。”我说。

他脸色一沉，但没发作，走进来，把背包扔在椅子上。“静秋，我们谈谈。”

“坐。”我指指唯一的椅子，自己坐在床边。

他坐下，看着我，眼神里有审视，有不解，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你这几天到底在想什么？就因为那一巴掌？我都说了我错了，我会改，你还想怎样？”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这个我嫁了三年的男人，此刻坐在我对面，穿着我熨过的衬衫，头发是我提醒他去理的，背包是我买的——一切都很熟悉，但又陌生得可怕。

“跟我回去。”他语气软下来，“妈那边我已经说好了，她以后不会再来干涉我们。工作你想做就继续做，孩子的事以后再说。我们好好过日子，行吗？”

“沈哲，”我缓缓开口，“你知道我这三天在想什么吗？”

“什么？”

“我在想，那天晚上你打我之后，我给你做的那碗面。”我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很清晰，“西红柿鸡蛋面，多放了一勺猪油，撒了你喜欢的小葱。你吃得很香，连汤都喝光了，然后打着饱嗝说，明天妈要来，记得买鲈鱼。”

他脸色变了：“你提这个干什么？”

“我在想，为什么我当时没哭，没闹，没报警，而是去给你做了碗面。”我继续说，“后来我明白了，因为在那之前，我已经给你做了三年的饭。洗衣，拖地，照顾你妈，忍受你的脾气，接受你的安排……我已经习惯了，习惯到挨打之后的第一反应，还是去给你做饭。”

“静秋，我……”

“我在想，”我打断他，“如果那天晚上，我做的不是一碗面，而是别的，会怎么样。”

房间里安静下来。窗外的嘈杂声仿佛隔了一层膜，模糊而遥远。沈哲看着我，眼神从困惑变成警惕。

“你什么意思？”他问。

我从床边站起来，走到桌子旁，打开托特包。铁盒子还在最底层，我把它拿出来，放在桌上。铁盒碰撞桌面，发出沉闷的响声。

“这是什么？”沈哲盯着盒子。

我没回答，只是打开盒盖。剃刀躺在里面，刀刃在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下，反射出冷冽的光。

沈哲的脸色瞬间白了。他看看剃刀，又看看我，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爷爷留下的。”我说，“他做了四十年理发师，说这把刀剃过无数个头，从满月婴孩到耄耋老人。他说，刀最怕的不是用，是锈。”

我拿起剃刀，刀柄温润，刀刃冰凉。“所以我每周都磨，磨了三年，磨到它锋利得可以割断一切。”

“你……你想干什么？”沈哲的声音在抖，他站起来，往后退了一步，腿撞到椅子，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我不想干什么。”我平静地看着他，“我只是在想，如果那天晚上，我用的是这把刀，而不是西红柿和鸡蛋，会怎么样。”

“你疯了……”他摇头，眼神里充满恐惧，“林静秋，你疯了！”

“也许吧。”我向前走了一步，“疯到忍了三年，疯到挨打后还给你做饭，疯到以为逃离就能解决问题。”

他又退后，背抵到墙，无路可退。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正好照在他脸上，我能看清他额头上渗出的冷汗，还有瞳孔里倒映的——握着剃刀的我。

“但现在我明白了，”我轻声说，“有些事，逃不掉。有些人，躲不开。”

剃刀在我手里转了个圈，刀刃划开空气，发出细微的嗡鸣。沈哲的呼吸变得粗重，眼睛死死盯着刀，像盯着一条毒蛇。

“静秋，你冷静点……”他声音发颤，“把刀放下，我们好好谈……”

“我们谈过了。”我说，“三年，谈了一千多个日夜。你谈你的压力，你的辛苦，你的不容易。我谈我的工作，我的梦想，我想要的生活。但你从来不听。”

我向前又走了一步，现在我们已经很近，近到能闻到他身上的汗味，能看清他颤抖的嘴唇。

“所以今天，我们不谈了。”我举起剃刀，刀刃在阳光下闪着寒光，“今天，我们做个了断。”

沈哲猛地闭上眼睛，身体绷紧，像是在等待即将落下的刀刃。

但刀没有落下。

我看着他紧绷的脸，看着他因为恐惧而颤抖的睫毛，忽然笑了。笑声很轻，但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他睁开眼，眼神里充满困惑和余悸。

“你知道吗，”我说，声音轻得像叹息，“在南溪，我查到一个老习俗。说是以前的女人，如果被丈夫虐待，又无处可去，就会在深夜，趁丈夫熟睡时……”

我故意停顿，看着他的脸色由白转青。

“剃掉他一缕头发。”我缓缓说完，“然后放在祠堂里，表示夫妻情断，各自陌路。”

沈哲的喉结上下滚动，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我在想，”我继续说，刀刃在指尖轻轻转动，“这个习俗，也许今天可以重现。”

“不……静秋，你别乱来……”他终于发出声音，嘶哑而破碎，“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动手，我发誓……你先把刀放下……”

“放下？”我重复这个词，像在品味它的含义，“沈哲，你让我放下什么？是这把刀，还是这三年的每一天？”

他答不上来，只是摇头，一遍遍地摇头。

阳光慢慢移动，从我们之间移开，落在墙上，分割出一明一暗两个世界。我站在暗处，他站在明处，但此刻恐惧的是他，平静的是我。

“但我不会剃你的头发。”我说，放下手，剃刀垂在身侧，“不是因为我不敢，而是因为——”

话没说完，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

很轻，但很清晰的三下叩门声。

我和沈哲同时愣住，看向房门。

“小秋？你在家吗？”是陈馆长的声音，“你上午把修复工具落单位了，我给你送来。”

沈哲的眼睛瞬间亮了，他张嘴要喊——

我上前一步，剃刀抵在他喉结下方，刀刃贴着皮肤。冰凉。

“别出声。”我用气音说，眼神直视着他，“一个字都别说。”

他的喊声卡在喉咙里，眼睛瞪大，瞳孔里映出我面无表情的脸。

门外的陈馆长又敲了敲门：“小秋？我听见你在里面了。工具我给你放门口了？”

我深吸一口气，提高声音，尽量让语气听起来正常：“陈馆长，我在！稍等一下，我……我在换衣服。”

“哦哦，不好意思！”陈馆长的声音带着歉意，“那我放门口了，你待会儿拿。下午好好休息啊！”

“好，谢谢馆长！”

脚步声远去，下楼，渐渐消失。

我保持着那个姿势，刀刃依然抵在沈哲的喉咙上。他的呼吸急促而灼热，喷在我脸上。我们就这样僵持着，像两尊对峙的雕像。

直到确认陈馆长已经走远，我才慢慢放下刀。

沈哲腿一软，顺着墙滑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额头上全是冷汗。

我走到桌边，把剃刀放回铁盒，合上盖子。然后走到门口，打开门。地上放着一个纸袋，里面是我上午用的修复工具。我拿起来，关上门。

转身时，沈哲还坐在地上，脸色惨白，眼神涣散。

我走过去，蹲在他面前，平视他的眼睛。

“沈哲，”我说，声音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他机械地抬起头，看着我。

“第一，你站起来，走出这个门，回青江，明天我们去办离婚手续。房子、存款，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签个字。”

“第二，”我顿了顿，“你可以继续闹，去我单位，去报警，去告诉我妈，去告诉全世界我疯了，想杀你。”

他嘴唇颤抖，想说什么。

“但如果你选第二条路，”我继续说，声音依然平静，“我会告诉所有人，结婚三年，你打我十一次。第一次是推，第二次是扇耳光，第三次是用脚踢……我有照片，有日记，有去看医生的记录。我还会告诉他们，你妈怎么逼我生孩子，你怎么逼我辞职，你怎么在我同事面前羞辱我。”

“我没有……”他虚弱地反驳。

“你有。”我打断他，“而且我还会告诉他们，今天你找到南溪，闯进我的住处，想强行带我回去。我出于自卫，才拿了把刀。你觉得，警察会信谁？法官会信谁？你那些同事、朋友，知道了这些，又会怎么看你？”

他彻底说不出话了，只是瞪着我，像第一次认识我。

我站起来，俯视他：“选吧。”

房间里安静了很久。窗外的老街上传来小贩的吆喝声，孩子的嬉笑声，自行车铃声……生活还在继续，热闹而平凡。

沈哲慢慢从地上爬起来，动作僵硬得像提线木偶。他看看我，看看桌上的铁盒，又看看门，眼神空洞。

“我……”他开口，声音嘶哑，“我选一。”

“好。”我走到桌边，拿出纸笔，“写个保证书。写明你自愿离婚，财产分割方案，以及保证不再骚扰我和我的家人。”

“现在就要写？”

“现在。”

他颤抖着手接过笔和纸，趴在桌上开始写。写几个字就停一下，擦擦额头的汗。阳光照在他的手上，我能看见他手背上凸起的青筋。

十分钟后，他写完了，签上名字，按了手印——用我递过去的印泥。

我拿起来看了看，内容大致符合要求。“明天下午两点，青江民政局见。带上结婚证、户口本、身份证。”

他点头，机械地点头。

“现在你可以走了。”我指指门。

他如蒙大赦，抓起背包就要往外冲。

“等等。”我叫住他。

他僵在门口，不敢回头。

“你的车票是几点的？”

“四……四点半。”

“现在两点四十，”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去车站等着，别在街上晃。也别去我单位，别去任何地方，直接去车站，上车，回青江。明白吗？”

“明……明白。”

“还有，”我走到他身后，声音压低，“如果明天你没出现，或者耍任何花样，我会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包括你坐在地上站不起来的怂样——告诉每一个认识你的人。我说到做到。”

他猛地一颤，没说话，拉开门冲了出去。脚步声在楼道里急促地响起，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楼梯尽头。

我关上门，反锁。

然后走到窗边，撩开窗帘一角。楼下，沈哲跌跌撞撞地跑出楼道，在路口拦了辆出租车，几乎是摔进后座。车开走了，汇入老街的车流，很快看不见了。

我放下窗帘，背靠着墙，慢慢滑坐在地上。

手在抖，全身都在抖。刚才的冷静、强硬、掌控一切，都是演出来的。现在戏落幕了，真正的恐惧和后怕才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我抱住膝盖，把脸埋进去，深呼吸，再深呼吸。空气里有灰尘的味道，有刚才沈哲留下的汗味，还有铁盒里散发出的、若有若无的金属气味。

不知过了多久，颤抖终于停止。我站起来，走到桌边，看着那份保证书。沈哲的字迹很潦草，但名字和手印是真的。我把纸折好，放进铁盒，和剃刀放在一起。

然后我走到洗手间，打开水龙头，用冷水冲脸。一下，两下，三下。抬起头时，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但眼睛很亮，亮得像淬过火的刀。

明天下午两点，青江民政局。

这场持续了三年的噩梦，终于要结束了。

我回到房间，开始收拾东西。几件衣服，几本书，修复工具，铁盒子。东西不多，一个行李箱就装下了。最后检查了一遍，确定没落下什么，我坐在床边，等心跳彻底平复。

窗外的阳光开始西斜，把房间染成暖黄色。远处传来寺庙的钟声，一下，两下，三下……悠长而平稳。

我躺下来，闭上眼睛。明天还要赶早班车回青江，还要去面对最后一场对决。但此刻，我只想睡一觉。

就在意识即将沉入黑暗时，手机忽然响了。

不是来电，是短信提示音。

我睁开眼，摸过手机。屏幕亮着，一条新短信，来自陌生号码：

“林小姐，你丈夫刚才在车站派出所报案，说你持刀威胁他。警察正在找你，建议你尽快离开住处。我是陈馆长的朋友，信不信由你。”

我猛地坐起来，睡意全无。

短信发送时间是三分钟前。我冲到窗边，撩开窗帘一角——老街依旧平静，但街口似乎多了几个穿着制服的身影。

手机又震了一下，第二条短信进来：

“他们知道你住这里。快走，后门。”

手机屏幕的光在昏暗的房间里显得刺眼。那条短信像冰水浇头，我捏着手机的指节发白，耳朵里嗡嗡作响。

窗外的老街依旧平静，但街口那几个穿着制服的身影正在朝这边移动。我数了数，三个，他们边走边打量两边的门牌号，步伐不紧不慢，像在例行公事。

陈馆长的朋友。短信里说。

我该信吗？如果是陷阱呢？如果是沈哲故意让人发来，骗我离开住处，他好带人堵我？

但如果是真的——

我抓起背包和行李箱，动作快得像条件反射。铁盒子塞进背包最里层，保证书折好贴身放。门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不是一个人的，至少有四五个人。

来不及走前门了。短信说后门。

这栋老房子有后门吗？我住进来九天，从来没注意过。我冲进厨房，推开那扇平时堆杂物的门——后面不是墙，是一条狭窄的通道，黑漆漆的，有霉味。通道尽头隐约有光亮。

我没有犹豫，拖着行李箱冲进去。通道很窄，箱子擦着墙壁发出刺耳的声音。身后传来敲门声，很重：“开门！警察！”

我跑得更快了。

通道尽头是一扇木门，没锁。推开，刺眼的阳光涌进来。我眯着眼，发现自己站在一条小巷里，两边都是老房子的后墙，堆着废品和垃圾桶。

巷口有人影晃动。

我立刻转身往相反方向跑。行李箱的轮子在坑洼的地面上颠簸，几乎要散架。身后的巷口传来喊声：“站住！”

不能停。我咬着牙往前冲，拐过一个弯，又一条巷子。南溪的老城区巷子像迷宫，我第一次庆幸自己这些天没事就在附近转悠，大概记得方向。

跑出巷子，是一条小街。我拦了辆正好经过的三轮车：“师傅，去客运站！”

三轮车夫是个黝黑的中年人，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眼我拖着的行李箱，没多问：“十块。”

“快走。”

车开动了。我回头，看见那几个穿制服的人从巷子里追出来，四处张望。他们没有看见我，或者看见了但没追——三轮车已经拐进了另一条街。

我瘫在座椅上，心脏像要跳出喉咙。手还在抖，我用力握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

客运站到了。我付了钱，拖着箱子往售票厅走。脑子里乱成一团：去哪？回青江？沈哲肯定在民政局设了局。留在南溪？警察在找我。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陈馆长。

我犹豫了两秒，接起来。

“小秋？”陈馆长的声音很急，“你在哪？”

“客运站。”

“别上车！沈哲报警了，说你持刀伤人，现在警察到处找你。”她压低声音，“我刚知道，派出所所长是他表哥的同学，他们串通好的。”

我的血又凉了半截。

“你怎么知道？”我问。

“我朋友在派出所工作，刚偷偷告诉我。”陈馆长说，“你现在绝对不能回青江，也不能在南溪待。他们肯定会查车站监控。”

“那我……”

“听我说，”她语气急促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