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金宏观宋雪涛｜贸易专题分析报告：“贸易转移”背后的欧盟焦虑

作者：宋雪涛

摘要

■核心观点

欧盟频繁抛出“贸易转移”及“过剩产能”叙事，其底层逻辑源于其在当前地缘变局下的发展焦虑。中欧贸易的本质并非零和竞争下的单边倾销，而是一种深度嵌套、双向赋能的结构化分工。这种分工表现为一种“双向拉动”：中国对欧出口增量是与欧洲能源转型、自动化改造高度同频的技术型中间品；而欧盟对华出口则凭借在半导体设备、航空动力等环节的“高端供给”优势，为中国提供关键的技术补位。

一旦中美博弈外溢、能源安全与产业链风险上升，欧盟往往成为最先承压的一方，却缺乏足够的战略缓冲与自主调节空间。对于欧盟而言，在当前周期，其最重要的落地抓手集中于再工业化与工业竞争力重塑。在再工业化进程中，欧盟不可避免地感受到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压力。在此背景下，欧盟愈发频繁地运用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与竞争政策工具，以缓冲外部竞争冲击、保护本土产业基础。传统的贸易救济工具更多只能起到短期缓冲作用，难以真正推动欧盟工业体系焕发生机。在这一经济安全框架下，中欧仍然有相对可行的合作空间。但合作能够成立的制度前提，在于欧盟在推进安全审查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同步保障中国企业在欧盟的合法权益，避免以安全名义对正常商业行为实施过度、选择性或不可预期的干预。

风险提示

欧盟受美国监管影响直接或者间接对中国贸易/投资设置更多限制；欧盟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企进行干预；欧盟本土产业恢复不及预期，加强对中企的贸易限制和设置更严苛的投资条款

正文

2025年，中国对欧盟出口同比增长8.4%，贸易顺差达2917.8亿美元，历史上首次超过对美顺差（2803.5亿美元），欧盟由此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外顺差来源地。

在此背景下，《金融时报》等欧洲主流媒体频繁强调所谓“贸易转移”逻辑，认为美国市场“关门”迫使中国产能大规模涌入欧洲，并将欧洲描绘为中国过剩产能的“泄洪区”。这一叙事在舆论层面具有传播力，但其隐含前提是中国对欧出口增长主要由低价终端商品驱动，本质是被动倾销。

然而，从2025年中欧实际商品贸易结构及增量来源来看，贸易转移这一叙事与事实存在偏差。

一、撕掉“贸易转移”标签后的中欧贸易实质

从商品构成看，2025年前11个月中国对欧盟出口集中于工业设备、技术系统与中间投入品。工业机械设备（HS84）与电气设备（HS85）构成中国对欧出口的两大核心板块，分别实现出口893.8亿美元和1359.9亿美元，同比增速为9.9%和5.7%，合计占中国对欧出口总额的45%以上。

在工业机械设备领域，出口增长主要由自动化与专用设备拉动，呈现出明显的投资品与工程化特征。其中，工业机器人（HS842870）对欧出口1.1亿美元，同比增速超过200%。该类产品高度对应制造业自动化升级、产线改造与劳动力替代需求，其需求释放与欧盟制造业在成本压力上升、自动化转型加速背景下的投资节奏高度一致，体现的是生产体系升级带来的设备需求。

电子及电气设备的出口受到欧盟能源转型与电气化进程的带动，以新能源设备、储能系统、电网核心装备及电力相关设备为主。其中，风力发电机组（HS850231）在2025年前11个月对欧出口2.7亿美元，同比增长73.5%。储能相关产品是电气设备出口的另一条重要增量：锂离子蓄电池（HS850760）对欧出口263.1亿美元，同比增长39.6%，构成了储能对欧出口的主要增量，相配套的电蓄电池零部件（HS850790）出口4.6亿美元，同比增长约34.4%。

对欧出口的电网设备亦有显著放量，其中液体绝缘变压器作为典型的工程型装备，大容量产品（HS850423）出口约5.48亿美元，同比增长59.2%，中等容量产品（HS850422）出口5.1亿美元，同比增长53.3%，其增长与欧盟在电网扩容、可再生能源并网及电力基础设施升级方面的持续投资高度相关。静态变流器（HS850440）对欧出口79.1亿美元、同比增长8.0%，尽管增速相对温和，但体量位居前列，且广泛应用于风电、光伏、电网及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其稳定增长反映的是欧盟能源系统与电力基础设施的持续性投入。

总的来看，中国对欧盟出口中约有近一半集中于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等工业与技术品类，这些商品主要服务于欧盟制造业运行、能源转型与基础设施建设，体现出与欧盟自身发展诉求的高度匹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ITC Trade Map统计中，2025年前11个月中国对欧盟出口中，特殊或未分类贸易项（HS99，包含跨境电商等）同比增速一度达到59.2%，在主要商品类别中居前。这似乎与欧盟长期强调的“小额包裹对本土市场造成冲击”的舆论叙事形成呼应。此前，路透社等媒体援引欧盟海关数据称2024年欧盟共处理约46亿件低货值包裹，其中约九成来自中国，且较2023年实现翻倍增长。在这一背景下，欧盟成员国已于2025年12月12日达成一致，正式通过针对小额包裹的临时征税方案：自2026年7月1日起，对单票价值低于150欧元的货物征收3欧元固定费用，并采取按包裹内不同商品品类计征的方式。

然而，若进一步结合中国海关统计口径，仅基于包裹件数及短期同比增速构建的政策叙事，难以反映跨境电商出口价值规模的真实演变路径。

从B2C端看，个人跨境电商商品（HS98.05）在对欧盟出口中的体量本就有限，且疫情后呈现出持续回落的趋势。相关出口金额在2020年达到8.1亿美元的阶段性高点后明显下滑，2021年降至4.2亿美元，2022年进一步压缩至1.0亿美元，同比降幅高达74.9%。此后出口规模在低位徘徊，2023—2025年连续三年负增长，2025年仅为0.7亿美元，同比再度下降11.1%。整体来看，面向欧盟市场的 B2C 直邮小额包裹出口价值长期处于收缩状态。

从B2B端看，跨境电商B2B简化申报商品（HS99.00）出口在2021—2022年快速扩张，2022年出口金额一度达到11.2亿美元，同比增长69.1%，随后在2023年大幅回落至2.8亿美元，2024年进一步降至1.8亿美元。2025年在低基数下出现一定修复，同比增长18.7%，出口金额回升至2.1亿美元，但其绝对规模仍仅相当于峰值时期的约五分之一。

小额包裹数量上升与出口金额收缩之间的背离，表明变化更可能反映订单碎片化、客单价下行以及统计口径调整等结构性因素，而非贸易价值层面的实质性扩张。因此，将欧盟面临的市场压力直接归因于中国通过小额包裹免税机制进行“低价倾销”，在时间路径和价值规模上均缺乏充分的数据支撑。欧盟当前的政策焦虑，与其说源于实际贸易结构遭受冲击，不如说体现出在监管收紧目标下形成的一种先行叙事，其背后折射出的是愈发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

作为中国除东盟之外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欧盟在2025年前11个月对华出口中展现出极强的“高端供给”属性，高度集中于工业设备、技术系统与高附加值中间品。工业机械设备（HS84）与电气设备（HS85）合计占比超36%。其中，高端集成电路成为电气产品中最显著的增量来源。处理器与控制器（HS854231）进口额超106亿美元，保持50.6%的高位增长，而其他集成电路（HS854239）增速更是高达195.6%。以上增速反映了在高端芯片、工业控制及汽车电子等关键领域，中国市场对欧盟高技术产品的依赖程度。

在机械设备领域，半导体制造设备（HS848620）以93.3亿美元的规模占据体量首位，增长趋于平稳。与此同时，高端动力与航空相关设备则大幅增长。大推力涡喷发动机（HS841112）进口额突破40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140.2%，相关零部件（HS841191）亦录得42.1%的显著增长。

医药制品则是另一条高附加值主线。2025年前11个月，医药制品（HS30）进口规模维持高位，为233.0亿美元，其中规模最大的成品药（治疗或预防用药品，HS300490）进口超92亿美元，同比增长8.7%。

中国自欧盟进口的结构性回升，本质上是欧盟高科技制造业结构性复苏与中国产业升级需求匹配的结果。2025年，欧盟多个高技术制造领域的工业生产指数（IPI）均创下近年来新高，其产能释放与对华出口放量展现出高度同频。例如，欧盟飞机与航天器制造IPI在11月触及近六年最高点，精准对应了中国大推力涡喷发动机进口额翻倍的时间。同时，电子元件与电路板制造指数亦在11月攀升至125.6的历史高位，直接支撑了中国对欧高端集成电路的采购需求。

中国市场对高端芯片、航空动力等核心装备的刚性需求，有效促进了欧盟相关工业的产能消化与研发资金回笼，而中国25年超过230亿美元的医药进口则是欧盟制药业的重要外需来源。由此可见，中欧贸易不仅支撑了中国的产业升级，更成为驱动欧盟本土工业实现结构性复苏，实现了实质上的贸易互惠。

综上所述，中欧贸易的本质并非零和竞争下的单边倾销，而是一种深度嵌套、双向赋能的结构化分工。这种分工表现为一种“双向拉动”：中国对欧出口增量是与欧洲能源转型、自动化改造高度同频的技术型中间品；而欧盟对华出口则凭借在半导体设备、航空动力等环节的“高端供给”优势，为中国提供关键的技术补位。

二、“贸易转移”叙事下的欧盟焦虑

欧盟频繁抛出“贸易转移”及“过剩产能”叙事，其底层逻辑源于其在当前地缘变局下的发展焦虑。

在本轮全球地缘政治变局中，欧盟处于“夹缝”：在安全层面，高度依赖跨大西洋同盟；在经济层面，又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与对外市场。这种结构性约束决定了，一旦中美博弈外溢、能源安全与产业链风险上升，欧盟往往成为最先承压的一方，却缺乏足够的战略缓冲与自主调节空间。

正因如此，欧盟开始对既有发展范式进行系统性调整，并在《欧盟战略议程2024–2029》和《欧盟委员会2024–2029政治纲领》，明确将政策重心转向“安全前置的竞争力重塑”。具体来看，欧盟将防务与关键技术能力、能源联盟（包括电网、储能与跨境互联互通）以及以人工智能、量子、半导体和净零技术为代表的主权性产业体系建设置于优先位置，并通过简化监管、设立产业基金和推动技能联盟，重建欧盟内部的工业动能与长期增长基础。

从政策逻辑看，欧盟战略自主的目标是提升安全与主权能力，而在当前周期，其最重要的落地抓手集中于再工业化与工业竞争力重塑。通过清洁工业、关键技术和关键产业能力建设，欧盟可以为能源安全、供应链韧性与防务能力提供实体支撑，从而在大国博弈加剧的外部环境中，降低自身的被动性与脆弱性。

然而，在再工业化进程中，欧盟不可避免地感受到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压力。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制造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数据显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生产中的份额已由1990年的2.8%提升至2024年的32.0%，不仅超过美国（15.0%）、日本（6.3%）、德国（4.6%）和韩国（3.3%）等主要制造业经济体的总和，且正持续向更高技术层级攀升。这一结构性变化，使欧盟在推动本土产业复兴的过程中，面临更为直接和现实的外部竞争约束。

在此背景下，欧盟愈发频繁地运用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与竞争政策工具，以缓冲外部竞争冲击、保护本土产业基础。以贸易救济措施为例，自2023年以来，欧盟已对中国发起45起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调查，主要集中在化学原料和制品工业（19起）与金属制品工业（5起），其中22项已进入执行阶段，21项仍在调查中。

但值得注意的是，欧盟政策实践中亦出现了更为务实的信号。以电动汽车为例，1月12日中欧达成关于“价格承诺”的通用性指导充分释放了中欧双方管控摩擦的积极信号。

这一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欧盟也逐步意识到，单纯依赖贸易限制措施，并不足以推动本土制造业实现真正复兴。在技术迭代加快、产业竞争逻辑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传统贸易救济工具更多只能延缓冲击，而难以重塑竞争力。

三、中欧贸易的潜在合作空间

传统的贸易救济工具更多只能起到短期缓冲作用，难以真正推动欧盟工业体系焕发生机。在此背景下，欧盟于2025年底更新经济安全战略，标志着其政策重心从原则性“去风险”，正式迈向更具操作性的风险评估与韧性治理阶段。

从《加强欧盟经济安全》战略的具体内容看，欧盟的核心诉求并非全面收缩对外合作，而是在维持开放框架下，对关键领域的风险进行系统化、制度化管理。新战略围绕供应链依赖、入境投资、防务产业、关键技术、数据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六大领域，构建了系统的政策工具箱，其目标在于削弱结构性依赖、提升战略自主能力，并避免在中美竞争背景下长期处于被动承压状态。

进一步拆解来看，欧盟重点关注六类结构性风险：一是防范在关键商品和服务上形成对单一第三国或运营商的高度依赖（60%以上），尤其是可能被“武器化”的商品；二是避免外资进入导致新的战略依赖或低附加值锁定，强调入境投资需转化为实质性技术转移和本地价值创造；三是保障防务与航天等高风险产业的本土工业基础，防止在创新周期极短的领域被外部甩开；四是巩固人工智能、量子、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的控制权，防止通过并购或研发合作发生技术外流；五是降低第三方通过硬件、软件或企业所有权获取欧盟敏感数据和系统入口的风险；六是确保交通、能源和通信等关键基础设施在物理、网络和混合攻击下的稳定运行，并防止在标准和系统层面形成外部“预先布局”。

在这一经济安全框架下，中欧相对可行的合作空间，主要集中在工程属性强、控制权不外移的环节。例如，能源转型所需的电网与并网设备、储能系统的硬件层、清洁工业改造以及制造业自动化等领域，更容易以设备供应、工程交付和成本效率为核心展开合作。在这些方向上，中国企业可通过多源供给、本地认证和安全审计，降低被认定为“单点依赖”的风险。

与此同时，欧盟亦对“增值型”入境投资保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中国资本能够通过在欧制造、供应链配套、技能培训及有限的技术协同，实质性提升欧盟本土产业能力，而非仅停留在所有权或市场份额扩张层面——即“技术换市场”。具体合作模式，则由企业在合规框架下自主探索。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将核心技术留在国内，通过持续创新保持技术代际领先，以此确保在国际分工中的制造业强势地位。

但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合作能够成立的制度前提，在于欧盟在推进安全审查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同步保障中国企业在欧盟的合法权益，避免以安全名义对正常商业行为实施过度、选择性或不可预期的干预。否则，安全工具一旦被泛化使用，便可能演变为事实上的投资与经营不确定性，其风险已在荷兰对安世半导体的干预以及意大利可能会动用“黄金权力”来限制中化集团的股东权利中有所体现。

总体来看，欧盟不断强化“贸易转移”“过剩产能”等叙事，更多反映的是其在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下的现实压力，而非单纯的贸易问题。在安全上高度依赖跨大西洋同盟、在经济上又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的“夹缝处境”，使欧盟在中美博弈外溢、能源与产业链风险上升时往往率先承压，却缺乏足够的自主缓冲空间。在这一背景下，再工业化和工业竞争力重塑成为欧盟当下最核心的政策目标。

围绕这一目标，中欧之间并非没有合作空间，反而是在以工程能力、产业配套和效率优势为主的领域，具有更广泛合作的现实基础。但前提是制度环境必须可预期：规则要透明、政策边界要清晰，企业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稳定保护。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中欧基于优势互补的产业合作，才具备长期可持续性。

风险提示

欧盟受美国监管影响直接或者间接对中国贸易/投资设置更多限制：欧盟在制度设计和监管取向上日益向美国靠拢，无论是出口管制、外资安全审查，还是对数据、半导体和新能源产业的监管框架，都不同程度受到美方政策外溢影响。即便欧盟在表述上坚持“去风险而非脱钩”，在实际执行层面，针对中国的贸易调查、合规要求和投资审查门槛持续抬高。

欧盟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企进行干预：欧盟成员国在国家安全名义下动用非常规政策工具的频率上升，从外资并购审查、治理权限制到信息与数据隔离等。

欧盟本土产业恢复不及预期，加强对中企的贸易限制和设置更严苛的投资条款：欧盟本土产业恢复节奏不及预期，或进一步强化保护性政策取向。在再工业化推进缓慢、产业竞争力修复承压的背景下，欧盟可能通过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以及更为严格的投资附加条件，为本土企业争取缓冲空间，从而对中国企业形成持续的政策和合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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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专题分析报告：“贸易转移”背后的欧盟焦虑》

报告信息

证券研究报告：《贸易专题分析报告：“贸易转移”背后的欧盟焦虑》

报告日期：2026年1月30日

作者：

宋雪涛 SAC执业编号：S113052503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