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一兵一卒，80年代中国怎样让百万苏军后撤，拿回安全主动权

中苏关系从交恶到和解的过程，确实能反映出当时国际形势的复杂与中国外交的决策逻辑。

1969年，中苏在黑龙江虎林市的珍宝岛发生冲突，两国关系降到冰点。1979年4月，中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次年到期后不再续签，这算得上是法律意义上的正式“分手”。

珍宝岛冲突

那时中国面临的地缘压力确实很大。

北边，漫长的中苏边境上苏联部署了54个师，兵力超过百万，还配备了T-72坦克和SS-20中程核导弹。西边，1979年圣诞节前夕，苏军空降阿富汗，像一把刀子插向中国西部。在南方，苏联支持越南吞并柬埔寨，基本控制了中南半岛。这样，苏联通过蒙古、阿富汗和越南，对中国形成了半月形的战略包围。

当时国际格局呈现中美苏三角态势，中美有联合抗苏的趋向。但1981年里根上台后，情况起了变化。里根虽然反苏，却积极推进对台军售，中美因此僵持不下。中国意识到，如果与苏联完全对立，美国就可能借机施压；如果与美国彻底闹翻，苏联则可能趁机进逼。必须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转机出现在1982年。3月24日，75岁的勃列日涅夫在乌兹别克首府塔什干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他在批评中国的同时，也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在互利基础上改善对华关系。这就是外交界关注的“塔什干讲话”。

勃列日涅夫

苏联主动示好，并非一时善意，而是自身也陷入了困境。阿富汗战争已持续近三年，苏联深陷泥潭；波兰因经济问题爆发大规模反苏示威，东欧局势动荡。苏联急需稳住东方，集中应对美国。

当时中国外交部门内也有疑虑，担心这是苏联的统战策略，意在离间中美。但小平同志敏锐地捕捉到了信号，指派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赴莫斯科，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政治磋商。

谈判桌上，中方明确提出了改善关系必须解决的“三大障碍”：第一，苏联必须从中苏边境和蒙古撤军；第二，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第三，苏联停止支持越南占领柬埔寨，并促使越南撤军。苏联代表伊利切夫听后反应强烈，坚决反对，首轮谈判无果而终。

随后三年，出现了一段特殊的外交互动，“葬礼外交”。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1985年3月契尔年科又去世。中国每次都派出高层代表赴苏吊唁。在冷战环境下，葬礼成了双方高层非正式接触的难得机会。这三年间，苏联领导人更替频繁，但中苏关系始终卡在“三大障碍”上，苏联不愿在撤军问题上让步。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他运气似乎不太好，第二年就遇上第三次石油危机，油价暴跌，严重依赖油气出口的苏联财政吃紧。同年又发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内外压力之下，戈尔巴乔夫明白苏联必须战略收缩。

戈尔巴乔夫

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远东的海参崴发表讲话，被认为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他针对“三大障碍”作出了回应：承诺当年从阿富汗撤出六个团（虽属象征，但表明了意向）；表示正研究从蒙古撤军；在边界问题上，同意按国际法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划界。要知道，珍宝岛冲突的起因，就是苏联曾坚持边界应划在中国岸边。这一表态，相当于变相承认珍宝岛属于中国。

客观说，苏联此时显示了诚意，但仍回避了一个关键——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对中国而言，北方的苏军虽庞大但不易妄动，阿富汗毕竟远离核心，而越南直接关系中国南大门与沿海安全。1986年9月，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苏联在“三大障碍”上、特别是推动越南撤军问题上展现诚意，他愿与戈尔巴乔夫会面。

对苏联来说，让越南撤军最难。越南是其在东南亚的唯一盟友，金兰湾更是苏联在南海的重要支点。但戈尔巴乔夫也清楚，每年对越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已成沉重负担。权衡之后，1988年12月，苏联承诺停止对越军援，并施压越南在1989年9月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军。

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至此，“三大障碍”基本消除。通过七年外交努力，中国未动一兵一卒，借助国际形势的变化，解除了苏联经营多年的对华包围态势。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

谁也没想到，这次和解仅两年后，苏联便宣告解体。回头看，如果当时中国没有坚持解决“三大障碍”，等到苏联解体，这些问题很可能变成更难处理的遗留难题，我们今天面临的地缘环境也许会复杂得多。

中苏和解，表面看是双方各让一步，实质上是中国在苏联衰退过程中，通过外交博弈，牢牢掌握了维护国家安全的主动权。只有边境安定、国家安全，才能全心发展经济——这或许是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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