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清官一年俸禄，竟买不起过冬的柴，老百姓想吃热食，只能拼命

凌晨断电五分钟，你慌了吧？想想古人手握生米却无火可点的光景，更是一场彻骨的寒。

十五斤。这是古代普通五口之家一天烧柴的基本线，全年约五千四百斤。树砍光了怎么办？得拆自家屋檐，劈门梁，拿未来的安身之所换一锅热粥。

北京在嘉靖年间物价飙到离谱：一万斤劣柴十五两银，一样重量的好炭要四十五两。同一时间，清官一整年的俸禄才二十两。算笔账就懂——连海瑞这样的人，也撑不起厨房里长年不熄的一堆小火。

木柴体积大、容易碎，运输费比货值贵。“百里不贩樵”不只是俗语，而是能源经济学。于是，城里空空荡荡的灶膛被迫指向城墙——墙根的树、园里的果木、桥头的栅栏，能烧的全成柴。

能源优先级永远排在粮食前面。“柴米油盐”四字里，柴在最前，就是怕有米无火。米再硬也能先咽树皮，可柴一断，饥寒立刻扑面。

野菜为什么在《诗经》里成了诗意？因为它们熟得快。灰灰菜、苦菜、面条菜，水滚一过就能吞。相比连煨带蒸的肉羹，它们几乎不耗柴。并非高洁，而是没得选。

榆皮面是北方饥岁里的发明。把榆树皮晒干、碾粉，与粗面掺在一起。粉质细，沸水一冲即可成糊。省时省柴，还能填肚子——代价是树的外皮被薅得干干净净，连鸟儿都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说到省火，发豆芽是绝技。干豆煮烂得一两个时辰，换成嫩芽，滚水三十秒足矣。体积翻两三倍，营养损失不大，燃料账本却瞬间大幅缩水。

穷人靠火种续命，富人靠火烤夜色。长安城大户人家灶台里翻滚的是熊掌燕窝；同城的贫民窟中，烟囱常年无烟，柴灰不足以遮挡寒风。

历代都懂火的重要。唐律列明：盗伐官林者杖一百。为何重手？烧一棵树，等同废一亩桑麻，等同割断几户人生计。

元末，黄河泛滥，树木淹死，柴价翻番；米袋子倒是有，但家家户户只能嚼冷饭，瘟疫随即爆发。这种连锁反应，让朝廷才发现：救灾先送柴，再发粮。

南宋江南局地还出现“裂门以炊”。拆门烧火，屋子漏风，夜里冻死。可不拆门，就只能吃生米，闹肚子更快死。两害权衡，穷人往往选一个慢死的方案。

明末内卷到极致，江南人连棺材板都提前预定——不是为了埋人，而是准备断粮断柴时好劈两扇板子熬米粥。

时间切到民国十二年。陈炯明封锁广州，木柴进不了城，一块大洋买不到三十斤。手握银圆却烧不开水，街面骂声震天。孙中山不得不亲自调度，稳定柴价，唯恐后方炸锅。

能源紧缺可以直接撬动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一次又一次告诉统治者的冷酷真理。

于是，真正的拐点出现了——煤。山西、陕西的黑色岩层，被挖出来烧进炉灶，能量密度瞬间提升数倍。北宋时苏轼在徐州大兴采煤场，他并不只想写诗，是想让百姓少砍桩桑枣。

有了煤，城市能向内陆扩张，百万口集聚不再靠郊外的最后几棵树。要是煤还不够，就得修运河、修驿道，把北方黑石运到江南，这是明清两代“江海北运”的底层动力。

不过煤也脏，也要背锅。清末上海被称“雾埠”，码头黑雪纷飞，可没人敢停炉子。冷与饿面前，哪怕呛呛更健康，也得咬牙烧下去。

时间快进到今天。你摁下电磁炉按钮，1。2秒升温；厨房燃气一打火，蓝焰稳稳托住铁锅。背后是西气东输的万里长管，是特高压穿山跨海的银线。

能源已从阶级福利变成全民的起步线。平均电价受控，贫困地区还贴息装光伏板。取暖用电、用气，政府兜底。有人抱怨电价上涨几分钱，却忘了祖辈曾为一把柴负债卖牛。

国家统计局测算，城乡居民每百元支出里，能源费用占比已降至3%以下，而清代同样支出在10%以上。火的权利，终于从宫里、豪门里，摊到每一户人家。

这并非天降恩赐。西北的戈壁布满光伏板，海上风机在台风眼里转，川渝深埋千米的页岩气井昼夜轰鸣，才换来夜半的那一点灯光。

有人说新能源是资本的游戏。可在很多山村，夜里能热饭、冬天能洗热水澡，就是老乡对现代性的全部体感。

从“柴米”到“电气”，中国人只用了几代人。在人类史上，这速度接近奇迹。

回望古书里“薪贵于桂”的哀叹，再对照今天外卖小哥深夜送到的热汤，你会发现：改变穷人命运的，不止是粮仓，还有能源的普及。

未来呢？或许氢能、聚变、可控核裂变会接棒。但别忘了，每一次能源跃迁，都是为了让普通人掌控火种，而不是被火种拿捏。

锅里咕嘟作响，窗外冷风作曲。我们能随手开火做饭，是几千年文明付给自己的幸福分红。

火稳，民心定；灶热，天下安。 当你再听到柴米油盐的老话，不妨先摸摸暖烘烘的饭桌，给那看不见的能源网络，道一声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