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瓜子”创始人，76年挣到100万，邓小平曾3次保他，这是为何

1956年初冬的芜湖码头，寒风卷着稻草灰扑向江面。一个肩挎帆布口袋的青年蹲在货栈门口，他掰开一把瓜子细细品尝，又随手递给搬运工：“味道咋样？嫌淡就别给钱。”搬运工笑着回他一句：“你这人真傻。”青年嘿嘿直乐，正是此后被街坊戏称“傻子”的年广久。没人想到，眼前这个用试吃换吆喝的小贩，会在二十年后捧出一百万元的惊人数字，也没人想到，他的起落竟三次惊动邓小平。

1937年1月，年广久出生于安徽怀远。十岁丧父，他顶着“文盲”帽子挑起水果挑子，白天跑街，夜里守在油灯边记账。母亲悄悄问他累不累，他咧嘴一句：“只要摊子在，饭总归有得吃。”这种近乎固执的韧劲，一直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年代。身边同行纷纷进国营副食店领工资，他却守着木箱和秤砣不松手，认定“自个儿干活才踏实”。

1963年夏，他首次被扣上“投机倒把分子”帽子。看守所的铁门“哐”地一声关上，有人奚落：“还想卖水果？老实去当工人吧。”一年后获释，他擦掉门口的灰尘，摆上热乎的糖炒栗子；没熬到第二个年头，再次入狱。常人或许此时早已转行，可年广久咬定：手里沾过买卖的油，再洗也洗不掉。

转机在1970年出现。芜湖夜市飘出的葵花籽香味让他灵机一动：如果能把南北各家炒法融成一炉，何不试？于是他走南闯北，陕西五香、宁夏清盐、天津九转，统统学了一遍。回到家乡后，他关门三个月，只听得院子里嘶嘶作响，瓜子香透墙头。1974年，印着“傻子”二字的纸袋被摆上车站与码头，当天就全部脱销。

1976年，他粗略一算，手里票子竟破了百万。那是一个普通工人月薪不足五十元的年代，一百万几乎难以想象。票子无处可存，他干脆每天翻晒，邻里调侃他富得“跟地主似的”。然而风光背后暗流汹涌。国家对个体户的雇工有“八人红线”，而他的作坊已挤进百余名工人；舆论很快将这位“傻子”推向风口浪尖。

1981年春，有关“私人资本剥削”的检举材料送到北京。邓小平看过后放下文件，说道：“先别急着下帽子，让时间说话。他威胁不了社会主义。”这句话成了年广久的第一道护身符。得来的喘息机会，他用来扩大产能，但仓促布局也埋下隐患。

1983年，他为了抢上海滩市场，竟把其他厂商的瓜子装进自家袋子。消费者一尝不对劲，口碑瞬间崩塌。正当上海新闻界痛斥“傻子造假”时，税务部门又盯上了他的账本。面对重压，年广久给省委写信：“我挣的是百姓的钱，若有错，愿把全部家当交给国家。”这封信被转呈中央。1984年10月，顾问委员会议上，邓小平第三次提起他：“不要把活力吓跑，再看两年。” “傻子瓜子”因此未被“一棍子打死”。

遗憾的是，年广久并未彻底汲取教训。1986年，他搞起“奖轿车刮刮卡”，刚进行到第十八天，工商局认定违规促销，随后他被扣上“经济问题”和“流氓罪”双项罪名。看守所里，他苦笑着对探视的朋友说：“我又进来了，这回怕是完了。”案卷再次递到邓小平案头。老人家轻敲桌面：“改革初期，需要有人试路。树一砍光，还怎么走？”法院最终撤销经济重罪，改判三年缓刑。第三次庇护，让年广久保住了品牌，也保住了自由。

90年代初，他把重担交给两个儿子，却没想到父子三人先后掀起“价格混战”。一袋瓜子能砍到几分钱利润，终致两败俱伤。1997年，年广久重出江湖，和儿子们坐到一张桌前：“再打下去，全家都得散。”最后他将商标作价转让，自己退居幕后。

商业得失之外，他的婚姻更像波动曲线。四段姻缘，伴随着牢狱、拆分与和解；耿秀云的隐忍、彭晓红的强势、李爱华的仗义、陈慧芳的宽容，各自映照出时代女性的心态转折。外界津津乐道他的财富，他却在晚年低声感叹：“人跟瓜子，不都得经过暴火翻炒，才有香味。”

年广久的一生，以个体户的命运切中了国家政策的脉搏：政策松，他冲在前；风声紧，他首当其冲。三次危机，三次来自最高层的“再看一看”，让这位“傻子”得以继续存在。他的故事不是神话，更像一张时代测试卷——答案几经修改，才写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落款。

2000年以后，年广久带着小儿子在乡下开了间小作坊，晨起仍亲手点火翻炒。他说习惯了听瓜子在铁锅里“噼啪”作响，那声音像极了半个世纪的奔波。岁月终会把传奇磨成寻常，但当人们撕开一袋盐干瓜子，闻到熟悉香味时，或许还会想起芜湖江边那个被叫“傻子”的倔强商贩，以及他几经沉浮背后那句“再看看”的宽容与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