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耿飚当上将军大使，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建议：可以保留军籍

大厅里，周恩来翻着一叠文件，见他进来便开门见山：“中央决定，你去联合国，随后赴瑞典。”耿飚愣住了。“我不会外语。”他实话实说。周恩来摆摆手：“边干边学，部队出身更能代表国家的骨气。”一句话就把耿飚推向世界舞台。短短几天后，毛泽东听取汇报时又建议：“军籍保留吧，让人知道中国大使依旧是战将。”周恩来颔首，决定拍板。就这样，“将军大使”四个字第一次被正式写进文件。

不少人对这位新任大使的底色好奇。时间回到1930年，21岁的耿飚率三十名工友投奔红一方面军，从此与战火结缘。那会儿，他还是个情报参谋，最大的本事是收集国民党报纸。敌军行踪、兵力部署，往往就在黑白铅字里露了马脚，他捧着小剪刀在油灯下剪剪贴贴，自嘲“新闻官是咱谍报员”。

两年后，身负重伤的他仍凭一条受创的右腿指挥四团突围。炮火、鲜血、碎石四溅，警卫员背他越岭时，血迹一路洇红黄土。等到创口刚缝好，他拄着木棍又回到前线，“先把仗打完”是那时唯一念头。临阵擅闯敌阵虽赢了胜利，也挨了师长陈光半真半假的斥责，被罚写《反对个人勇敢》。那篇检讨如今仍存档案，却更像一段热血注脚。

1940年的庆阳高原，黄土沟壑与荒草旷野相接，野兽成群。耿飚带队开荒，老虎频频下山，庄稼被蹂躏，百姓夜不能寐。耿飚按兵不动三日，随后扛枪登山，将猛虎擒下，捆成一团拉到延安。毛泽东拍着皮毛笑道：“古有武松，今有耿飚。”一句调侃，写尽这位江西汉子的血性。

抗战结束，谈判桌成为另一种战场。1946年初，他在北平负责交通与警卫，国民党特务整日跟踪。换个人或许早已恼火，耿飚却回头买两张电影票塞给对方，轻声说：“跟了半天也累，进去歇歇脚。”特务哭笑不得，日后索性把内情全数倒出，连埋在驻地的窃听器也交代得一清二楚。叶剑英听完，不由得感叹“这是能把敌人聊‘投诚’的奇人”。

建国后，新中国最稀缺的是既懂枪炮又懂谈判的人才。耿飚入选，既出于资历，也因为性格。搬到北京饭店培训期间，他对软绵床垫极不适应，夜里翻个身总怕陷进去。有人取笑，他笑回：“战壕都睡过，这点坎能拦我？”白天学礼仪、晚上背单词，五十岁的人，硬生生把自己逼成学生。

同年9月，中国与瑞典建交，耿飚携夫人赵兰香启程。到斯德哥尔摩，寒风扑面，他的第一场官方酒会就没有翻译。有人悄悄等着看东方将军笑话，没想到他用生硬却流畅的英语举杯：“从井冈山到波罗的海，距离远，但友谊近。”掌声一下子砸在水晶吊灯下，瑞典外交通讯社次日评论：这位大使的军帽留在了祖国，但他的胆气带到了北欧。

外媒常问一句：“当将军与当大使，差别在哪？”耿飚的回答让不少记者顿笔：“以前指挥连队，今天代表国家，肩上的担子一样重，只是枪声换成了钟声。”简短，却透出老兵的稳。

在瑞典工作九年，他促成了医药、矿业、造纸等技术合作，还为我国第一批到北欧留学的学者跑手续、争名额。1964年回国休假，一位曾经的瑞典海军军官来访，握着手臂感慨：“听说您当年带十几万兵，好大的数字。”耿飚淡淡一笑：“那是一支为了和平的军队。”

1970年代后，他又先后赴丹麦、法国，直到1988年离任。四十年里，护照换了厚厚一摞，军籍一直没摘。毛泽东当年那句“可以保留”看似随口，却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和平使者也能是久经沙场的悍将。

将军与大使，表面两种角色，实则是同一脊梁。耿飚的经历说明，战场与外交场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从延河边的枪声到联合国的钟声，有的人只换了制服，初心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