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刑满释放，下海经商发财：我能得到这种结果，很不简单了

1992年4月的蛇口码头，人群熙攘。蒯大富拎着旧旅行包，站在海风里张望。他对自己嘀咕：“得赌一把。”那一年，市场经济的大门刚刚推开，许多人把南方当成实验场，他也没有理由停步。

时间拨回1978年4月19日。因为“文革”后续清理，蒯大富被正式逮捕。案卷写得冷冰冰，罪名包括反革命、杀人、诬告。他被送进秦城监狱，随后转往青海共和县塘格木农场劳动改造。荒漠、盐碱地、刺骨的风，把昔日的学生领袖磨得沉默寡言。打饭、种苜蓿、修引水渠，日复一日，从清晨五点到夜里十点，十七年刑期像一堵墙立在面前。

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书写道：自1970年隔离审查算起，刑期至1987年10月届满。那天傍晚，他领回了被翻得发白的毕业证和一张火车票，目的地：宁夏青铜峡铝厂。

青铜峡的夜很冷。铝厂职工宿舍的单人床，窄得只能侧身。42岁的蒯大富被安排做技术员，月薪不足百元。给高压电解槽改接线时，他常想起清华大学的实验室；可挺直腰板的本事还在，他用半天就算清楚了电流密度，工友们私下服气。

1988年春，他收到一封署名罗晓波的来信。姑娘比他小16岁，北大本科，语气干脆：“我不怕苦，也不怕被议论，我来宁夏。”两人见面不到一周，他递上一张手写纸条：忘记我坐牢的历史；可能还有风波；准备长年清贫；工作调来宁夏。罗晓波笑了：“都成。”恋爱不足百日，婚礼却在铝厂食堂办得热闹，铁勺敲搪瓷碗当锣鼓，工友说这姑娘胆子大。

五年技术员经历让蒯大富把企业流程看了个透。1992年春节刚过，他提出停薪留职，下海闯荡。青铜峡到济南，再到无锡，他尝试过以铝制品换设备、代销化工原料，也跑过辽宁找镁砂。几次磕磕绊绊，总算攒下第一桶金。

同年冬天，他把目标锁定深圳。那时的深圳写字楼不多，外资企业却一天一个样。他进入一家港商与国企合资的视听公司，职务是副总经理，实则包揽技术、销售、市政协调。周末跑香港买激光头，周一回福田谈报批手续，这种连轴转，反而让他找回学生时代的冲劲。

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公司利润翻番，他拿到第一笔分红，直接买下蛇口一套两居室，单价每平方米不足三千。第二套房在罗湖莲塘，第三套则是朋友急售的学区房。有人劝他再等等，说价格还能跌。他摇头：“砖头看得见，省心。”后来证明，这一步很合算。

闲暇时，妻子爱揣着相机四处旅行，最远去了黑山和摩洛哥。家里常年空炕，他便在广东一家养老机构租下房间。食堂有粤菜，他吃得清淡；花园有槟榔树，他能散步。偶尔接到朋友电话，谈起房地产走势，他只说一句：“不折腾了。”

女儿1997年出生，16岁考进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毕业后，她到澳门电视台做英文主播。蒯大富难得赴澳，看女儿主持晚间新闻，合影时背挺得笔直。返程船上，他对同舱旅客笑道：“运气好，才有今天。”

从高歌口号的青年领袖，到刨土育苗的劳改犯，再到南下赶潮的企业人，他的轨迹像过山车。有人感叹命运弄人，他却常说：“组织给了我技术底子，市场给了我饭吃，够了。”

2008年，老同学聚会在清华近春园。几杯清茶下肚，气氛渐暖。有人轻声问：“后悔么？”他摆手：“如果十七年铁窗后还能攒到三套房，娶到好妻子，看女儿有出息，要求再高就不识时务了。”

对于那段波澜岁月，他极少再提。采访者把话筒递过去，他只留下一句话：“像我这样的人，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很不简单了，很庆幸。”随后抬手示意停止录音。室外的风吹过梅香，不远处钟声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