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死了23年后，湖北军区找到这位母亲：你儿子一直在找你

1951年4月初，汉口江面还裹着薄雾，一辆吉普车却风风火火朝麻城县木子店方向驶去。车上三名解放军干部手里攥着一张发黄的名单，最上面写着“周氏，高龄，曾救护红军”几个字。他们此行只有一个任务——接一位老人到武汉军区机关与一位将军团聚。

车子抵达时，木子店早市刚散。乡亲们看见军车，簇拥过来打听：“是不是征粮？”领队却径直进了周大娘家的土坯屋。听见敲门声，76岁的周大娘拄着木杖出来，神情戒备。年轻参谋先开口：“大娘，王司令派我们来接您，他说您是他的亲娘！”一句话炸开了锅，院坝里的人都愣住了。

有人嘀咕：“周大娘儿子早在1928年就不在了，还能冒出个司令当儿子？”参谋没有解释，递上请调公函，红头印章清晰可见。周大娘手指微颤，她慢慢读完“湖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六个字，眼眶竟一下子湿了。往昔场景翻涌而来。

时间回到1928年9月，鄂豫皖边区正是腥风血雨。麻城被白军三次“清剿”，村头晒谷坪上常常吊着新尸体。那天午后，周大娘正在灶前添柴，几声枪响后，院墙外有人跌进草垛。她扒开稻草，看见一个青年满身血污，左臂还插着弹片。青年喘着粗气：“大娘，求口水喝。”一句方言泄露了本乡身份，让她起了恻隐之心。

白军沿巷搜捕的吆喝声越逼越近，“私藏赤匪者杀无赦，两百大洋重赏！”周大娘心里掂量，灯草一般的两百洋块，换不来人命的良心。她叫来18岁的独子阿满，两人把青年抬进后屋灶洞，用柴禾掩好。匆匆包扎后，阿满自愿换上那身打满补丁的红军服，坐在堂屋等敌。白军闯进来，大骂“穷酸共党”，绑了阿满扬长而去，院里鸡犬不闻。

伤员就是当年的红四军二十九团排长王树声，年方23岁。目睹这一幕，他“扑通”跪倒：“大娘，孩子给我的命顶了，树声记下了！”周大娘抹泪回道：“少废话，北山坳还有条羊肠小道，你快滚，活下来才是报恩！”青年打三个响头，深夜摸黑离村。之后三天，阿满被白军拷打套问出身，幸亏乡邻作证不是党员，只挨了棍棒，断了两根肋骨，却保住了命。周大娘披星戴月把儿子背回家，养伤三月，阿满伤重感染离世。村里人议论，说那小红军早跑得没影，岂会回来报什么恩情。周大娘听着沉默，从此守寡守寂，一晃二十三年。

1930年形成的鄂豫皖根据地几经曲折后，部队西移，王树声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晋冀豫军区司令；解放战争中指挥鄂豫陕部队，1949年入驻武汉。血与火中，每逢夜深，他总提笔查找“麻城县木子店周氏母子”，档案却如泥牛入海。武汉解放后，他升任湖北军区司令员，职权和通讯条件终于让寻人工作有了着落。1951年春，地方公安部门在县府旧卷宗里发现“1928年秋被错捕青年周满”一案，附有家庭住址，线索至此出现。

车子回到武汉当晚，王树声正在司令部作战室画沙盘。他听说“人接到了”，扔下粉笔就往门口奔。灰头土脸的周大娘刚下车，见迎面一个军官疾步赶来，肩膀上两杠三星闪着灯光。将军在她面前停下，猛地跪地：“娘，树声把您找到了！”周大娘双手颤抖抚着那颗寸头，喃喃：“孩子，这些年你怎过的？”将军声音哽咽：“娘，革命成了，孩儿没忘当年的约定！”

军区为她安排了两间带小院的宿舍，配给口粮、炭火和医护。将军工作再忙，每周都来陪她吃一顿家常菜，端屎端尿皆亲力。1954年，周大娘去世，终年79岁。灵柩移往麻城祖茔时，王树声守在灵车旁，全程步行二十里。有人劝他坐车，他摇头：“一个儿子送娘，该走的路一步都不能省。”

人们常说，战争年代无数英雄血溅沙场，却往往忽略背后那些默默担着牺牲的平民。周大娘舍子救人，不过是农村妇人最朴素的善念；王树声掘地三尺寻母，则是军人对信义的坚守。两条看似平行的生命线，因为一场草垛中的相遇，在二十多年后的春天重合，这便是信仰的重量，也是人情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