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降为正军职使用7年，叶帅给他布置重用任务，显得有些为难？

一九七一年初春的北京，积雪未融，西长安街的寒风却挡不住紧张的气氛。海军副参谋长刘华清被紧急召至总参办公厅。刚踏进门，叶剑英一句“朝鲜那边需要你”直切主题，让他怔在原地。对方补充道：“总理点了你的名，政治上靠得住，又熟悉装备建设，这事非你莫属。”一句话，既是倚重，也是考验。

刘华清难得露出迟疑。那时的他，审查还没结束，组织上的定性只写了四个字——“降为使用”。自一九六九年起，这顶帽子压在头上整整七年，履历从副部级坠落到正军职，部分同事甚至以为他已无缘舞台。平日里，他埋头于“船办”，钻研舰艇图纸，心里却清楚：要想重新被信任，唯有拿出真本事。

镜头倒回一九五二年。调离陆军系统的那天，他拎着破旧行李袋，登上去大连的海岸列车。海风腥咸，他心里却甜。那一年，大批年轻军官被送往海军学校充实新兵力量，他被任命为副校长兼副政委，肩负着“从零到一”的使命。八年间，他在大连、旅顺之间辗转，从课堂到码头，从黑板到舰桥，硬是把自己磨成了“懂装备、懂技术”的行家。

一九六四年，按军衔、资历，他本应顺势进入海军领导层。聂荣臻向中央递交报告，推荐刘华清任海军副司令员。风向却突变，文革旋风席卷而来，刚被推上浪尖的他，因“技术派”“洋奴哲学”等罪名受到冲击，被转入国防科委任副主任，随后再度被下放。用他的话说：“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我这条小船只能随波起伏。”

真正的低谷出现在一九六九年。那年，海军内部排斥“聂帅人马”，李世安、张爱萍等人对他多有微词，他的副司令员任命被硬生生搁浅。组织上权宜之计：把人事关系挂在海军，却让他去主持船舶工业小组——规格从副部级跌到师级。别人暗地替他抱不平，他却盯着船模图纸自言自语：“船先造好，机会才会再来。”

机会果然在一九七一年悄然降临。周总理决定支援朝鲜修建新一代军港，技术骨干需精通舰船、懂外交分寸，还得政治可靠。叶帅在电话里对总理说：“我看刘华清合适。”当叶帅把任务亲手交给刘华清时，后者诚惶诚恐：“我只是副参谋长，能否胜任？”叶帅摆手：“名义是带队，实则全权，你可以的。”

这一次，刘华清没再犹豫。他率技术团飞赴平壤，顶着零下二十度的寒风勘测海湾、勘校图纸，用两周时间拿出可行性方案，还顺手为我军引进几种急需的海空装备。朝方代表握着他的手连声说：“同志，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短短三个月，任务完满收官，他带回来一摞厚厚的报告，其中关于万吨级战备码头的新构想，被周总理批示“可行，速办”。

这份信任成了扳动命运的杠杆。一九七五年，他奉命赴中国科学院协助整顿科研口子；一九七七年，中科院调整，组织让他表态去留，他只回了七个字：“请批准回到部队。”很快，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任命文件送到手上。随后，他又被调往总参，先任参谋长助理，后为副总参谋长，负责战略武器发展规划。每一次分工，他都牢牢抓住“装备”这一主线，凡遇到重大型号论证，总能拿出让人服气的技术理由。

一九八二年十月，他第三次回到阔别已久的海军，接过司令员指挥刀。那年他六十六岁，却几乎每月都要跑一遍东海、南海、黄海三大舰队。南沙礁盘测绘，南海远航训练，均在他的督导下迈出第一步。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摆摆手：“海上风浪大，不下舰，心里没底。”

因为精通高新装备、视野开阔，军队改革进入攻坚期时，中央需要一位懂战争又懂科技的帅才。一九八九年九月，六十五岁的刘华清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军委副主席，主管全军装备和海上战略。直到一九九七年，他才以八十一岁高龄卸下一线职责，成为最后离任的开国少将。

回到那场一九七一年的对话，叶帅迈出的那一步，无疑为刘华清打开了下一段征程的大门；而刘华清本人，也用后半生证明了当年的选择并非“为难”而是“破局”。一名军事科技型将领，就此重返主流，为新中国的海上力量注入连绵不绝的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