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国建新群，中国有望成总部，联合国秘书长促美还债

最近联合国的运转压力变得很明显。官方函件里提到，因为主要资助国长期拖欠法定会费，常规预算可能在今年7月前就被消耗殆尽。

1月28日，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他表示联合国正面临“迫在眉睫的财务崩溃”，同时也点名批评美国在多边事务上选择回避。

按份额算，美国曾是最大的单一资助国，承担联合国总预算的22%，可逾期款项累计拖欠大约14亿美元，连2026年应缴的7.67亿美元会费也迟迟没付。

这样一来，很多机制就会被迫缩紧开支，正常推进也难免受到影响，多边平台的稳定性自然就成了大家都绕不开的问题。

就在这种背景下，一件与全球治理直接相关的大事迎来了关键节点。历经19年谈判的《公海条约》在近期正式生效，145个国家签署，让覆盖地球表面约70%的公海区域终于有了统一的治理规则。

条约落地以后，不只是写在纸面上的目标更清晰了，更重要的是，接下来需要一个能把规则推进到执行层面的“枢纽”，去协调会议、对接工作、汇总信息、推动合作。很多时候，条约能不能真正产生效果，就取决于这类常设机制能否稳定运作。

也正是在条约生效前夕，古特雷斯收到了中方提交的一份申请，中国正式提议把相关机构的秘书处设在福建厦门。

放在眼下联合国资金紧张、一些国家又频频从多边框架里抽身的现实里，这个动作很容易被看成一种明确的态度——当国际合作遇到卡点时，有国家愿意把组织运转的“底盘”撑起来，而不是把责任往后推。

美国长期欠费的情况摆在那儿，两相对照，外界自然会把“谁在承担、谁在回避”看得更清楚。

但把秘书处放在哪儿，从来不只是地理位置的问题，背后牵着的是国际治理的运行方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很多国际组织的核心运作平台大多集中在欧美，发展中国家往往很难在关键议题上形成稳定的话语权。

公海治理就是典型例子，在《公海条约》生效前，公海长期处在一种相对无序的状态，技术更强、行动能力更强的国家更容易占据主导位置，而不少发展中国家就算有诉求，也很难真正进入决策核心。

中国这次提出把秘书处放在厦门，之所以能在不少发展中国家那里引发心理共鸣，原因并不复杂，它传递的理念是国际组织不该成为少数国家说了算的场域，更像是一个各方都能坐下来、规则更平等的“圆桌”。

说到这里，条约本身的意义就更能看清。公海覆盖范围极大，牵涉生态保护、资源利用、科研活动等一整套复杂议题。19年谈判能走到今天，本身就说明各国对“要不要有规则”已经达成了方向性的共识。

接下来真正考验的，是如何把“共识”变成“操作”。秘书处的存在，就是把分散的行动拉回到同一个坐标里，会议怎么组织，信息怎么共享，工作怎么衔接，争议怎么协调，都需要有人持续推进。

没有一个稳定的执行中枢，条约容易在现实里跑不动；而有了运作顺畅的秘书处，规则才更可能被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再往深里看，中国这次强调的也不只是把一个机构落到哪里，而是把自身在多边实践中的路径摆出来。中国在《公海条约》谈判的19年里一直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公海资源保护与利用中应该拥有平等话语权。

这个立场延续到秘书处选址上，就变成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秘书处如果能在更广阔的地区分布，而不是总集中在传统的欧美中心，很多国家参与机制的门槛会降低，讨论也更容易更均衡。

对于那些过去难以深度参与的国家来说，这种变化不一定立刻改变所有结果，但至少让参与变得更现实，让规则制定和执行更接近“共同治理”的初衷。

当然，理念要落地，最终还是要回到“能不能做、怎么做”。厦门之所以被提出来，离不开硬件条件的支撑。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厦门在跨境物流体系和国际交流配套上比较成熟，承办国际会议的设施也较完善。

更关键的是它的海洋科研实力，这里拥有“奋斗者”号深潜器等先进科研平台，可以为秘书处涉及的技术议题提供支撑。再加上下潭尾红树林湿地公园的生态保护实践，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当地在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协调能力。

把秘书处设在这样一个既能承接国际协作、又与海洋科研和生态实践紧密相关的城市，至少在“可操作性”上更容易说得通。

把前面这些情况放在同一个背景下来看，就不难理解中国为何会在这个时间点提出申请。一边是联合国财务压力增大，秘书长不得不公开提醒风险；另一边是《公海条约》正式生效，需要有人把规则推向执行层面。

中国的提议既是对多边机制现实困境的一种回应，也是在强调一种做法，面对单边倾向带来的冲击，多边合作不能只停留在口头表态，更要拿得出能运行、能推进的安排。

但选址并不是提了就定，秘书处最终落在哪儿，还需要经缔约方大会投票表决通过。除了中国，比利时、智利也提出了申请，竞争压力客观存在。

即便如此，这个申请本身已经释放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在国际秩序出现调整、多边机制遭遇挑战的阶段，中国愿意把“承担责任”落到具体安排上，并且准备参与到更实际的治理环节里。

对许多关心公海治理走向的国家来说，这种姿态本身就会影响接下来的讨论氛围与合作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