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末乱世的群雄图谱中,宇文化及是个特殊的存在。他没有李密的雄才大略,没有窦建德的民心所向,却因一场惊天弑逆名留青史——缢杀隋炀帝杨广,成为压垮大隋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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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长安恶少”到天子近臣:靠裙带关系上位的纨绔子弟
宇文化及的发迹,离不开两大靠山:显赫的家世与隋炀帝的宠信。他出身代郡武川的军事贵族,祖上本姓“破野头”,因依附鲜卑宇文部才改姓宇文,父亲宇文述是隋朝开国功臣、左翊卫大将军,手握重兵。凭借这层关系,宇文化及年少时便出入东宫,成为太子杨广的亲信侍从,担任“千牛备身”,掌管太子的贴身警卫,拥有自由出入寝宫的特权。
但这位权贵子弟,却毫无世家公子的儒雅风范,反倒成了长安城中臭名昭著的“轻薄公子”。《隋书》记载,他常骑高头大马,挟弓持弹,在长安街道上疾驰扰民,性情凶残阴险,胡作非为无所顾忌。更令人不齿的是,他贪婪成性,见人有美女、名犬、珍宝便强取豪夺,还不顾身份与屠夫商贩厮混牟利;朝堂之上,他言语刻薄,屡屡欺凌大臣,即便多次因贪污被免职,也能凭借杨广的宠爱迅速官复原职。
杨广即位后,宇文化及更是平步青云,被任命为太仆少卿,掌管宫廷车马。可他并未收敛本性,竟胆大包天到违反禁令,与突厥人走私交易,事发后被隋炀帝囚禁数月,险些丧命。最终还是靠着弟弟宇文士及的妻子——南阳公主求情,才得以贬为奴隶保命。直到大业十二年(616年)父亲宇文述病逝,隋炀帝念及旧情,才重新起用他为右屯卫将军,让他手握禁军兵权,为日后的叛乱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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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都兵变:一场“被动”的弑君大戏
大业十四年(618年),隋朝已分崩离析,李密率领瓦岗军占据洛口,切断了隋炀帝西归长安的道路。困守江都(今江苏扬州)的隋炀帝,终日沉迷酒色,甚至打算在江东另建都城,这让跟随他的骁果禁军们人心惶惶——这些士兵大多是关中人,思乡心切,早已无心恋战。
统领骁果军的武贲郎将司马德戡,见军心浮动,便与元武达、元敏等人密谋:劫掠宫中财物后,率领士兵西归关中。可这个原本只是“卷款跑路”的计划,在遇到宇文智及后彻底改变。宇文智及听闻此事后,当即劝阻:“如今天下大乱,正是成就帝王之业的时机,岂能只做盗贼?”他力主拥立宇文化及为主,发动政变,夺取天下。
令人意外的是,当众人将计划告知宇文化及时,这位平日里骄横跋扈的将军,竟吓得脸色惨白、冷汗直流,许久才稳住心神答应下来。义宁二年(618年)三月初一,司马德戡派人在军中散布谣言:“隋炀帝要杀尽关中人,另选江南人留守!”瞬间点燃了士兵的反叛情绪。当晚,司马德戡率军控制皇宫,将隋炀帝软禁起来。
次日清晨,宇文化及在众人簇拥下进入朝堂,面对前来迎接的司马德戡,他竟战战兢兢说不出话,只反复念叨“罪过”。可当权力到手后,他的残暴本性立刻暴露:派人将隋炀帝缢杀于江都宫中,随后又下令诛杀蜀王杨秀、齐王杨暕等隋朝宗室、外戚及不听话的大臣,一时间血流成河。唯独留下秦孝王之子杨浩,将其立为傀儡皇帝,自己则以大丞相之名总揽朝政,掌控军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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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权臣到皇帝:三个月的荒诞帝王梦
弑君之后,宇文化及率领十万大军,抢夺百姓船只逆水西归,沿途烧杀抢掠,所到之处民不聊生。可这位“起义领袖”,却毫无治国理政的才能,甚至连基本的军事指挥都一塌糊涂。他在帐中面南而坐,模仿皇帝的样子接受朝拜,可每当大臣奏事,他却一言不发,退朝后才敢与亲信唐奉义、牛方裕等人私下商议。
西归途中,军队内部矛盾不断。到达徐州时,因水路不通,宇文化及下令抢夺百姓的两千多辆牛车,用来装载宫女和珍宝,而兵器甲胄却让士兵们背负前行。长途跋涉之下,士兵疲惫不堪,怨声载道。司马德戡见状,对宇文化及的无能愈发不满,密谋发动二次政变,却因消息泄露被宇文化及诛杀。
与此同时,东都洛阳的越王杨侗即位,为了讨伐宇文化及,他册封李密为太尉,命其率军阻击。双方在黎阳(今河南浚县)展开激战,李密深知宇文化及军队缺粮,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断绝其粮草供应。宇文化及果然中计,多次攻打黎阳仓未果,军中粮草耗尽,士兵纷纷逃亡。李密又假意求和,骗宇文化及放开粮食限制,待其粮尽后突然发动攻击,宇文化及大败,部将陈智略、张童儿等率万余人投降。
一路溃败之下,宇文化及率领残部逃到魏县(今河北邯郸大名县),此时部下已逃散大半,局势岌岌可危。他与弟弟宇文智及终日饮酒作乐,醉酒后便相互指责谩骂,清醒后又继续酣饮,全然不顾军情紧急。眼见败局已定,宇文化及突然感叹:“人生固有一死,岂能不当一天皇帝?”于是毒杀傀儡皇帝杨浩,在魏县自立为帝,国号“许”,改元“天寿”,上演了一场荒诞的帝王闹剧。
可这个短命的“许国”,仅存在了三个月。武德二年(619年),宇文化及在魏州被元宝藏击败,率残部逃往聊城。此时,已建立夏国的窦建德,以“讨逆”为名率军攻打聊城;假意归附的齐州义军首领王薄,暗中为窦建德引路,打开城门。宇文化及兵败被俘,连同两个儿子一起被押送到襄国(今河北邢台)处斩,首级被送往突厥义成公主处,悬挂在王廷之上示众,终结了他荒诞而残暴的一生。
纵观宇文化及的一生,几乎找不到任何值得称道的功绩。他凭借家世与宠信上位,却毫无治国理政的才能,贪婪残暴、胸无大志,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满足私欲。他发动江都兵变,并非为了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而是被野心裹挟的权力游戏;他称帝建国,也不是为了开创盛世,而是穷途末路的荒诞之举。
魏征在《隋书》中评价他:“化及庸暗,志不及远”,认为他只是个平庸愚昧、毫无远见的庸才;李密更是直言:“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图为帝王,斯乃赵高、刘圣公之流”,将他与赵高相提并论;唐太宗李世民则痛斥他:“包藏凶慝,罔思忠义,遂行弑逆,罪百阎乐、赵高”,认为他的罪行远超弑杀秦二世的阎乐和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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