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把脑瘫儿子留码头，7年后去旅游再次见到儿子他当场脸色煞白

我们镇上有个傻子，大家都叫他“码头的阿木”。

我第一次见到阿木，大概是在十年前。那时我还在读高中，周末经常去码头帮大伯看摊子。大伯在码头开了个小卖部，卖些香烟饮料、方便面什么的。

那是个夏天的傍晚，天还没完全黑，码头上的人已经不多了。我看见一个中年男人领着一个男孩走过来。男孩大概十二三岁的样子，走路歪歪扭扭，嘴角挂着口水，眼神呆滞。

男人在我们摊子前停下来，买了瓶水和一包饼干。他蹲下来，把饼干拆开，递给男孩，又拧开水瓶盖。

“阿木，爸去上个厕所，你在这里等爸。”男人摸了摸男孩的头。

男孩只是“啊啊”地应了两声，继续吃饼干。

男人起身，朝码头边的公厕方向走去。我记得自己还多看了两眼，想着这当爹的真不容易，带孩子出来玩还得这么小心伺候。

可是，那个男人再也没有回来。

天渐渐黑了，码头上只剩下零星的灯光。男孩吃完了饼干，开始不安地四处张望，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大伯走过去，试着问他家在哪里，父母叫什么，男孩只是摇头，或者发出“啊啊”的声音。

等到晚上九点多，码头上已经没什么人了，大伯叹了口气：“看来是被扔这儿了。”

我们报了警。警察来了，问了一圈，也查了监控。监控显示那个男人从公厕另一个门出去后，径直走向一辆车，开车离开了。车牌是外地的，查了是套牌车。

“又是遗弃残疾儿童的。”年轻的警察摇摇头，“这种人我们见多了。”

男孩被送到了福利院。但因为他是脑瘫患者，需要专门照顾，福利院条件有限，只能暂时安置。那几天，男孩被临时安置在派出所里，经常哭闹。不知怎么的，大伯知道了，就去派出所看他。

后来，大伯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惊讶的事——他把男孩接回了家。

“反正我老伴走得早，儿子在外地工作，家里就我一个人。”大伯这么说，“多双筷子的事儿。”

镇上的人都劝他：“老李，你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这孩子傻的，养不熟。”

大伯只是笑笑：“都是命。他爸把他扔在我摊子前，就是我和他的缘分。”

从此，码头上就多了一个“傻阿木”。

阿木确实傻。他不会说话，只会发出简单的声音；走路不稳，经常摔跤；大小便也不能完全自理。但大伯耐心极了，教他走路，教他吃饭，教他认人。

渐渐地，阿木学会了一些简单的事情。他能自己拿着扫帚扫地了，能帮着递东西了。虽然还是傻，但眼神里似乎有了点光。

大伯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李沐”，取“沐浴阳光”之意。但镇上的人还是习惯叫他“阿木”。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高中毕业，去外地读大学，只有寒暑假才回来。每次回来，我都会去码头看看大伯和阿木。

阿木似乎能认出我了。每次见到我，他会咧开嘴笑，含糊地叫“哥”。大伯说，阿木只对几个人有这样亲近的反应——大伯自己、我，还有隔壁经常给他糖吃的王奶奶。

大三那年暑假，我发现阿木会做更多事情了。他能帮大伯整理货架了，虽然摆得歪歪扭扭；能记住几种商品的价格了，虽然要掰着手指算半天。最重要的是，他学会了笑——那种毫无保留的、纯粹的笑。

“阿木现在是我的小帮手了。”大伯骄傲地说，“虽然慢点，但特别认真。比那些手脚健全却偷懒的强多了。”

码头上的人都习惯了这个傻子的存在。一开始有人欺负他，但大伯护犊子似的护着，渐渐地也没人敢了。反而有些人会照顾阿木，买烟的时候多聊两句，或者给他点零食。

阿木成了码头的一道风景。他总喜欢坐在码头边的石墩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船只，一看就是大半天。有人问他看什么，他只是笑。

大伯说：“他可能在想他爸什么时候来接他吧。”

我心里一紧。七年了，那个抛弃他的男人，从来没有出现过。

去年，我大学毕业，在省城找到了工作。离家前，我特地去码头跟大伯告别。

大伯老了，头发白了一大半。阿木也长成了二十岁的小伙子，虽然智商还停留在儿童阶段。

“好好工作，别惦记我们。”大伯拍拍我的肩膀，“阿木有我呢。”

阿木似乎感觉到我要走了，拉着我的衣角不放，嘴里“啊啊”地说着什么。最后，他跑回屋里，拿出一个贝壳——那是我去年在海边捡了送给他的。

“给...哥...”他努力地说出这两个字。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工作后，我很少有时间回家。今年五一，公司组织旅游，正好路过家乡，我请了两天假，打算回家看看。

到了镇上，我拖着行李箱直奔码头。远远地，我就看见了那个熟悉的小卖部。

大伯不在摊子上，只有阿木一个人坐在那里，低着头，似乎在数着什么。我正要喊他，却看见一个穿着时髦的中年男人站在摊子前，背对着我。

男人拿起一瓶水，递给阿木十块钱。阿木接过钱，笨拙地打开钱箱，开始找零。他的手有点抖，硬币掉在了地上。

男人蹲下身，帮他捡起硬币。就在那一瞬间，男人看见了阿木手腕上的一块胎记——暗红色的，像一片枫叶。

男人的动作突然僵住了。

阿木把找零递给男人，抬起头，对男人笑了笑——那种他特有的、毫无保留的、纯粹的笑。

男人的脸在那一刻变得煞白，手里的硬币“哗啦”一声全掉在了地上。

我也看清了男人的脸——虽然老了许多，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就是七年前那个把阿木留在码头的男人。

阿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看着地上的硬币，又看看男人，歪着头，露出困惑的表情。

男人颤抖着伸出手，似乎想摸阿木的脸，但在空中停住了。他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

这时，大伯从屋里出来了，手里端着刚洗好的水果。看到男人，他愣了一下：“您需要什么吗？”

男人像被惊醒一样，猛地收回手，连地上的硬币都没捡，转身快步离开了，几乎是在跑。

阿木看着男人远去的背影，又低头看看地上的硬币，慢慢蹲下身，一个一个地捡起来。

“刚才那人怎么了？”大伯问我，这时他才看见我，“哎呀，小宇回来了！”

我没有回答大伯的问题，只是看着那个男人消失在码头的人群中。

大伯顺着我的目光看去，似乎明白了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走过去，拍拍阿木的肩膀：“阿木，进屋帮爸把冰箱里的饮料拿出来，要补货了。”

阿木听话地点点头，抱着几个空箱子进了屋。

“是他，对吧？”大伯轻声问我。

我点点头。

大伯叹了口气，望向男人离开的方向，久久没有说话。

晚上，我和大伯坐在码头边，看着夜色中的江面。阿木已经睡了。

“其实我早就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大伯点了支烟，“我只是没想到，他会是这副样子。”

“他会回来认阿木吗？”我问。

大伯摇摇头：“不知道。但就算他回来，阿木也不会认他了。阿木现在只知道我是他爸。”

月光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我想起七年前的那个傍晚，那个男人蹲下来给阿木拆饼干的画面。那时的他，可曾有过一丝不舍？

“阿木今天一整天都特别安静。”大伯突然说，“晚饭也没吃多少。”

我心里一紧。阿木虽然傻，但对人的情绪异常敏感。他是不是感觉到了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就要回省城了。临走前，我去跟阿木告别。

阿木坐在他最喜欢的石墩上，看着江面。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阿木，哥要走了。”

阿木转过头，看着我，突然说：“爸...不哭...”

我愣住了。阿木几乎从不说完整的句子。

这时，大伯走了过来，眼睛红红的。原来他刚才在屋里偷偷抹眼泪，被阿木看见了。

阿木站起身，摇摇晃晃地走到大伯身边，用袖子给大伯擦眼泪，嘴里含糊地说：“阿木乖...爸不哭...”

大伯一把抱住阿木，抱得紧紧的。

我转过身，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回省城的车上，我收到了大伯的短信：“那人今天早上又来了，在码头站了一会儿，远远看着阿木，最后还是走了。他留了一个信封，里面是五万块钱和一张纸条，写着‘对不起’。”

我回复：“钱收了？”

“收了。为什么不收？这是阿木应得的。但这钱我会存起来，以后给阿木用。”过了一会儿，大伯又发来一条，“阿木今天很高兴，帮我理了一上午的货。他好像把昨天的事全忘了。”

我望着车窗外飞逝的景色，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父亲。

血脉可以抛弃责任，但爱不会。那个男人给了阿木生命，却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转身离去。而大伯，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却用七年的时间，给了阿木一个家。

有些债，是还不清的。有些错，是一辈子的。

而有些爱，比血缘更浓，比时间更长。

就像码头边的阿木，虽然傻，虽然什么都不懂，但他知道谁是他的“爸”。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