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说：脸面

高家庄东头的涝洼地，每逢雨季便成了一片泥塘。泥塘边歪歪斜斜长着几棵槐树，树皮皱得如同老人脸上的褶子。就在这泥塘边上，立着一座土坯房，房顶上长满了枯黄的蒿草，像极了病人头上的乱发。

屋里住着高老太，她今年八十有三，却比五十岁的人还精神。每天清晨，鸡叫三遍时，她准时起床，拄着那根磨得发亮的枣木拐杖，颤颤巍巍走到门槛边，对着东边刚露头的太阳，用她那破锣般的嗓子喊道：

“要脸干啥？能当饭吃？”

这话她喊了三十年，从她丈夫高老栓在村口槐树上吊死那天起，就再没停过。

高老栓死的那年，村里闹饥荒，他家断粮三天。高老栓是个要脸面的人，宁可饿得前胸贴后背，也不愿向邻居开口借半升米。那天清晨，他照例要去地里看看那几棵半死不活的红薯秧子，却被邻村的李二麻子拦在了半路。

“老栓哥，听说你家断顿了？”李二麻子咧嘴一笑，露出满口黄牙，“我家还有半袋麸子，要不要先拿去应应急？”

高老栓的脸“唰”地红了，红得发紫，像秋天熟透了的茄子。“谁说的？我家粮食够吃到秋收！”他梗着脖子，声音却有些发抖。

李二麻子嘿嘿一笑，没再说话，摇摇晃晃地走了。

高老栓站在土路上，盯着李二麻子的背影，直到那身影消失在晨雾里。然后，他掉头回了家，从柴房找了根麻绳，径直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等人们发现时，他的身子已经僵硬，舌头伸得老长，脸色青紫。

高老太赶到时，村里人已经围了一圈。有人窃窃私语：“就为这点事？至于吗？”“要脸不要命啊！”“穷讲究！”

高老太没哭，也没闹。她走到槐树下，抬头看了看丈夫悬在半空的身子，又低头看了看地上那摊湿漉漉的痕迹——那是高老栓最后失禁留下的。她转身，对着围观的众人，一字一顿地说：

“看见了没？这就是要脸的下场！”

从那以后，高老太变了个人。她再也不在乎什么脸面，什么尊严。村里分救济粮，她总是第一个冲到队部，不管别人怎么看她；谁家办红白喜事，她不请自到，吃得比谁都多；借了邻居的东西，她从来不还，若是人家来要，她就坐在地上撒泼打滚。

“脸面？脸面值几个钱？”她常挂在嘴边，“我男人就是被这玩意儿害死的！”

高老太有三个儿子，大儿子高建国最有出息，在县城里当了个小科长。每回高建国开车回村，高老太总要站在村口，见人就夸：“瞧见没？我儿子！县里的大干部！”唾沫星子能喷出三尺远。

村里人当面奉承，背后却撇嘴：“不就是个管厕所的科长吗？神气什么！”

高建国确实在县环卫局工作，管着城里的公共厕所。但在高老太眼里，这就是天大的官。每次儿子回来，她总要缠着他给村里“办点实事”。

“建国啊，你看咱村这路，坑坑洼洼的，你能不能给拨点款修修？”

“妈，我管厕所的，不管修路。”

“那你就不能找找关系？你都是科长了！”

高建国哭笑不得，却又拗不过母亲，只好硬着头皮去求人。为这事，他没少请客送礼，自己那点工资，大半填进了这些无底洞。

这天，高建国又回来了，还带来了一个消息：县里要评选“最美家庭”，获奖者能上电视，还有五千元奖金。

高老太一听，眼睛亮了：“咱们家能评上不？”

“妈，这评选有标准，要看家风、看贡献...”

“啥标准不标准的！”高老太打断儿子，“你就说，要怎样才能评上？”

高建国叹了口气：“得有人推荐，还得有突出事迹。”

“事迹？我有啊！”高老太一拍大腿，“我守寡五十年，含辛茹苦把你们兄弟仨拉扯大，这不算事迹？”

“算，算。”高建国连连点头，“可光这不够，得有点...特别的。”

高老太眯起眼睛，若有所思。

几天后，村里传开了一个消息：高老太要办“感恩宴”，邀请全村人来吃饭。

消息是高大太自己放出去的。她拄着拐杖，从村东头走到西头，见人就说：“周六中午，都来我家吃饭！庆祝我家建国高升！”

其实高建国没升官，但高老太不管这些。她拿出全部积蓄，又让三个儿子凑了钱，买了三头猪、十只鸡、五十斤鱼，还有成筐的蔬菜。周六那天，她家院子里摆了二十张桌子，全村老少来了大半。

高老太穿着儿子从县城买来的新衣服——一件大红缎子袄，站在院子中央，敲了敲手里的搪瓷盆，清了清嗓子：

“乡亲们！今天请大家来，一是庆祝我家建国高升，二是感谢大家这些年对我们家的照顾！”

有人在下边窃笑：“高升？不是还管厕所吗？”

高老太装作没听见，继续说：“我高老太活了八十多年，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活一世，靠的是乡亲们帮衬！什么脸面不脸面的，都是虚的！今天大家吃好喝好，就是给我最大的脸面！”

宴席开始，高老太挨桌敬酒。她酒量惊人，三杯白酒下肚，面不改色。走到李二麻子儿子那桌时，她特意多停留了一会儿。

“二麻子走得早，可惜了。”高老太叹了口气，“当年要不是他，我也不会活成今天这样。”

李大头——李二麻子的儿子，不解地看着她。

“你爹当年那句话，救了我一命啊！”高老太仰头又干了一杯，“要不是他，我可能也跟我家老栓一样，为了脸面寻了短见！”

李大头尴尬地笑笑，不知该如何接话。

宴席吃到一半，高老太突然站到凳子上，大声宣布：“从今天起，我要写一本《红粉名录》！”

众人都愣住了。

“啥是《红粉名录》？”有人问。

“就是记下所有帮过我、对我有恩的人！”高老太红光满面，“我要把你们的名字都用红笔写下来，传给子孙后代，让他们永远记住你们的恩情！”

有人鼓掌，有人摇头，更多人低头猛吃——反正不用自己掏钱。

宴席结束后，高老太果真买来一本厚厚的硬壳笔记本，用红笔在扉页上写下“红粉名录”四个大字。第一个名字就是“李二麻子”，后面注明：“饥荒年间欲借粮与我，虽未借成，心意至诚。”

儿子们看了，哭笑不得。高建国说：“妈，你这写的有啥用？人家李二麻子早死了。”

“你懂什么？”高老太瞪了他一眼，“这是心意！是传承！”

接下来几个月，高老太四处“收集恩情”。王三家盖房，她去帮了三天忙，其实也就是坐在那儿指手画脚，但事后硬要王三承认受了她的恩惠，把名字写进名录；村小学屋顶漏雨，她让高建国从县里弄来两桶沥青，然后让校长把全校师生的名字都写进名录；甚至邻居家孩子摔了一跤，她帮忙扶起来，也要把孩子名字记下。

《红粉名录》越来越厚，高老太的名声却越来越怪。有人说她热心肠，有人说她沽名钓誉，更多人觉得她老糊涂了。

转眼到了年底，“最美家庭”评选开始了。高建国把母亲的事迹报了上去，重点提了《红粉名录》。没想到，县里领导很感兴趣，派了记者来采访。

记者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姓周，戴着眼镜，文文静静的。她来到高家庄，在高老太家坐了一下午，听高老太讲《红粉名录》的故事。

“周记者，你看看，”高老太翻开名录，一页页指给她看，“这是王三，我帮他盖房；这是李老师，我给她学校修屋顶；这是赵四家的娃，我救过他的命...”

周记者一边记录，一边点头。最后，她合上笔记本，推了推眼镜：“高大娘，您做这些，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报恩啊！”高老太理所当然地说，“人不能忘本，是不是？”

“那您记得这么多人的恩情，有没有人记得您的恩情呢？”

高老太愣住了。她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采访结束后，周记者在村里转了转，随机问了几个人对高老太的看法。

“高老太啊，人不错，就是好面子。”王三说。

“她那本红皮书？呵呵，写着玩呗。”李老师说。

“她救过我家娃？哦，你说那次啊，娃就是摔了一跤，她自己非要记下来...”赵四媳妇撇撇嘴。

周记者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这些都记在了本子上。

一个月后，评选结果出来了。高老太家没评上“最美家庭”。高建国打电话去问，对方支支吾吾，只说“条件不太符合”。

高老太得知消息后，三天没出门。第四天清晨，她照例站在门槛边，却没有喊那句每日必喊的话。她只是呆呆地看着东边的太阳，看了很久。

晌午时分，村里来了个陌生人，开着一辆黑色轿车，直接停在了高老太家门口。来人是个中年男子，西装革履，手里拎着个皮包。

“高大娘在家吗？”他敲了敲门。

高老太打开门，疑惑地看着他。

“您是高大娘吧？我叫刘文才，是省城出版社的编辑。”男子递上一张名片，“我们听说您有一本《红粉名录》，想看看能不能出版。”

高老太以为自己听错了：“出版？出什么版？”

“就是把您的书印出来，让更多人看到。”刘编辑笑着说，“现在正提倡和谐社会，您这种记录恩情、传播正能量的书，很有出版价值。”

高老太的手开始发抖。她颤巍巍地拿出那本厚厚的硬壳笔记本，刘编辑接过来，仔细翻看。

“好，很好！”刘编辑边看边点头，“真实、质朴、感人！高大娘，您愿不愿意让我们出版这本书？当然，有稿费的。”

“稿费...多少？”高老太小心翼翼地问。

“初步定价，五万元。”

高老太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五万！她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合同很快就签了。刘编辑带走了《红粉名录》的原稿，留下五千元定金。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高家庄。这下，所有人都对高老太刮目相看了。

“没想到啊，高大娘还有这本事！”

“《红粉名录》？我名字也在里面呢！”

“出版成书？那咱们不都成名人了？”

高老太又恢复了往日的精神，每天拄着拐杖在村里转悠，见人就说：“你那名字啊，我写得工工整整的，保证印得清楚！”

三个月后，书出版了。刘编辑亲自送来了十本样书和四万五千元尾款。书的封面是大红色的，上面印着金色的大字《红粉名录——一位农村老人的感恩日记》。高老太捧着书，老泪纵横。

村里人争相传阅，寻找自己的名字。找到了的，喜笑颜开；没找到的，闷闷不乐。有人开始私下议论：

“为啥有他的名字没我的？我也帮过高老太啊！”

“你看，李二麻子排第一个，他干啥了？不就是问了句要不要借粮吗？”

“王三凭啥排那么前？不就是盖房时高老太去坐了会儿吗？”

渐渐地，风向变了。那些名字在书中的人，开始怀疑自己的“恩情”是否配得上这样的记载；那些没被记载的人，则觉得高老太偏心、不公。甚至有人公开质疑：

“高老太，我记得当年你借我家斧头，一直没还，这算不算恩情？为啥不写我？”

“还有我家，你孙子生病，是我用拖拉机连夜送到县医院的，这事你咋不记？”

高老太慌了。她没想到，一本用来记录恩情的书，反而引起了这么多不满。她试图解释，但越解释越乱。最后，她只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更让她没想到的是，一周后，周记者又来了。这次，她带来了一个消息：《红粉名录》的出版是个骗局。

“骗局？”高老太不敢相信。

“那个刘编辑根本不是出版社的，”周记者说，“他是一家文化公司的，专门出版这种猎奇的书。《红粉名录》只印了一千本，根本没人买，全堆在仓库里。”

“那...那我的稿费...”

“那是他们公司的营销费用。”周记者叹了口气，“他们是在利用您，制造话题。现在网上都在讨论这本书，说它是‘道德绑架的典范’、‘人情债的账本’...”

高老太听不明白这些话，但她明白了一件事：自己被骗了，而且成了笑柄。

那天晚上，高老太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回到了年轻时候，丈夫高老栓还活着。他们一起在田里劳作，汗水滴在黑土地上。休息时，高老栓对她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她反驳：“脸面有啥用？能当饭吃？”高老栓摇摇头，不再说话。

突然，场景变了。她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树上挂着丈夫的尸体。树下围满了人，都在指指点点。她想喊，却发不出声音。这时，李二麻子走过来，对她说：“老栓嫂子，人要脸，树要皮啊。”她愤怒地反驳：“要不是你多嘴，老栓也不会死！”李二麻子笑了，笑着笑着，脸变成了刘编辑的脸...

高老太惊醒了，浑身冷汗。

第二天清晨，她破天荒地没有站在门槛边喊那句话。她默默收拾了一个包袱，拄着拐杖，走出了家门。

村里人看见她，都躲着走。高老太不理会，径直走到村口的槐树下。三十年了，槐树更老了，树皮皲裂得更深，但依然枝繁叶茂。她抬头看着那根曾经悬挂过丈夫的树枝，看了很久。

然后，她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她从包袱里拿出那十本《红粉名录》，一本一本地，撕得粉碎。红色的封面，白色的内页，像雪一样飘落，落在黑土地上，格外刺眼。

撕完最后一本，高老太坐在槐树下，从怀里掏出那本已经空白的硬壳笔记本，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写下了三个字：高老栓。

写完，她合上笔记本，抬头看着渐渐升高的太阳，喃喃自语：

“老栓啊，你说得对，人活一张脸...”

她没说完，因为眼泪已经模糊了视线。

远处，几个孩子跑来，看到满地纸屑，好奇地问：“高大娘，你这是干啥呀？”

高老太抹了抹眼泪，挤出一个笑容：“没啥，撕着玩。”

孩子们似懂非懂，捡起几片碎纸，跑开了。纸片上，隐约可见几个名字：李二麻子、王三、赵四...

高老太看着孩子们远去的背影，突然笑了，笑声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嚎啕大哭。哭声惊起了槐树上的乌鸦，“呱呱”叫着飞向远方。

那天之后，高老太再也不提《红粉名录》的事。她依旧每天清晨站在门槛边，对着太阳喊那句话，只是声音里多了些什么，又少了些什么。

村里人偶尔还会提起那本书，提起那个骗子编辑，提起高老太撕书的那个早晨。但渐渐地，这些也成了过去，被新的闲话取代。

只有村口的老槐树，记得一切。它记得一个要脸面的男人曾在这里结束生命，记得一个不要脸面的女人曾在这里撕碎虚荣，记得那些红纸白字如何在风中飘散，像极了这个村庄里，一代代人执着了又放弃、放弃了又执着的，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玩意儿。

雨季又来了，涝洼地再次变成泥塘。泥塘边的土坯房里，高老太翻开那本只剩一个名字的笔记本，看了很久，然后划燃一根火柴，把它点着了。

火光映着她的脸，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窗外，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洗刷着黑土地，洗刷着老槐树，洗刷着这个村庄里所有的荣耀与耻辱、记忆与遗忘。

而那本曾经叫做《红粉名录》的书，那些碎片，早已化作泥土，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