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副总裁如何花140亿人民币，把一家AI公司连人带技术打包带走

扎克伯格仅用十昼夜，豪掷140亿元人民币，将一家扎根中国本土的AI企业——从核心团队到底层模型、训练框架、工程能力全盘收归麾下。

其创始人一夜之间跃升为Meta公司人工智能战略板块副总裁。

若把时间拨回2021年，公众大概率会称其为“中国技术力量登陆全球舞台”的典范。而今再看此事，语境已然彻底翻转：商务部已正式启动专项核查程序，这笔并购案落地概率不足两成。

签约前夜紧急踩下刹车

事实上，截至今年1月，交易已推进至最后闭环阶段：肖弘率领的核心成员全员驻扎新加坡，主体法律架构亦完成重构，新注册实体名为“ButterflyEffect Pte”，坊间盛传Meta拟以20亿美元完成交割。

不少人笃信，只要注册地移出境内、签字地设在境外、合同适用法选定为新加坡法律，整桩买卖便已板上钉钉。

但他们严重低估了一个根本性事实：技术主权不取决于护照国籍，而锚定于研发发生地、数据生成地与控制权归属链条。

依据我国现行《数据安全法》《科学技术进步法》及最新修订的《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凡关键技术成果形成于境内、关键训练数据沉淀于国内、核心算法迭代依赖本土用户行为反馈者，其控制权向境外转移，必须接受多维度合规审查与前置审批。

换言之，决定能否出售的，从来不是“签约人在哪”，而是“所售资产源于何处、依托何类数据、牵涉何种能力边界”。

因此，当商务部介入核查的消息浮出水面，整个交易节奏瞬间冻结：

对买方而言，跨境并购最忌讳的正是政策不确定性——一旦卡在审批环节，不仅资金周期拉长、估值逻辑崩塌，更可能触发反垄断延伸调查、本地业务准入受限、品牌声誉受损等多重连锁反应。

Meta向来以决策果决著称：可行则加速闭环，不可行则即刻抽身止损。于是所谓“支票尚未兑付”，谈判桌已被提前清空。

外界常形容监管是“无形长臂”，但落到实操层面只有一条铁律：靠改注册地、迁服务器、换域名，绝无可能绕开实质性的技术主权监管。

对肖弘团队而言，这场突变最痛之处在于，此前为促成交易所作的一切结构性剥离，大多已无法复原：人员大幅精简、组织架构解构、国内业务全面暂停、对外叙事彻底转向，如今交易落空，回归旧轨几无可能。

先自我拆解，再打包出售

真正令人震惊的，是他们执行“身份重置”的速度与强度。

自2025年盛夏起，这家发轫于武汉、成长于北京的技术团队，在短短数月内密集完成三重身份迁移：法律注册地移至新加坡，股权结构按离岸架构重组，对外统一包装为“亚太区原生AI研发力量”。

但最具冲击力的操作落在人身上：原有120人规模的全栈团队，仅保留约40名被定义为“不可替代”的技术骨干，其余人员分批终止劳动关系。

对外口径可冠以“组织提效”“签证适配”“架构聚焦”等中性表述，但实际效果极为清晰：将家庭牵绊深、出境手续复杂、岗位非算法/模型/基础设施核心链路的成员，全部剔除出交易标的范围。

紧随其后的是数字痕迹清理：中文官网内容大幅删减甚至整体下线，主流社交平台账号静默或注销，API服务接口逐步关闭，日志系统与训练数据仓加速迁移至境外云环境，竭力压缩国内终端用户仍能直接访问产品功能的路径。

所有动作指向同一目标：向收购方证明该资产“权属干净”“边界清晰”“历史包袱轻”；同时向市场传递一种印象——它与国内市场已无实质性绑定，最好能被视作“生于新加坡、长于亚太”的全新物种。

然而此类操作天然存在悖论：你越是急于抹去过往印记，越暴露出那段历史恰恰是交易中最敏感、最需规避的风险源。

更何况，AI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一行代码或一个域名，而是持续数年的用户交互轨迹、千万级真实场景反馈、数百轮模型迭代试错、以及背后整套工程化落地经验——这些要素哪怕物理迁移至境外，也无法自动洗脱其本土生长基因。

因此，“先切割、后出售”的策略，本质上是一场高风险押注：赌监管不会溯查、投资人不会追索、舆论不会质疑；赢了，是高位套现全身而退；输了，则是先自断筋骨，再迎二次重创。

吃着中国土壤结出的果实，却想整棵移植给海外买家

回溯2022年，这家公司之所以能在初创期存活并突围，并非凭空而来：几位工程师蜗居武汉老城区一套百平米公寓，初始资金不过千万元级别，真正撑过行业寒冬的，是资本输血、产业生态托举与真实市场需求。

真格基金、红杉中国、腾讯等机构的连续加注，保障了现金流稳定与规模化扩张节奏；地方政府设立的科技创新引导基金，则代表公共财政对前沿技术项目的长期信任与兜底支持。

但比资本更关键的是用户沃土：早期AI办公插件在国内迅速渗透，覆盖简历优化、表格生成、文案润色、代码补全、商业分析等高频场景，每日数百万次用户输入、纠错指令与使用时长，构成了模型持续进化的原始燃料库。

许多创业者强调“产品是我们亲手打磨出来的”，但对于工具型AI产品而言，其成熟度高度依赖大规模、长周期、高密度的真实用户交互与行为反馈。

矛盾正源于此：当它依靠中国资本、中国用户、中国应用场景完成了技术能力筑基，转身却要将最终控制权交付Meta这类美国头部科技集团。

这一画面在当下尤为刺目——尤其在美国持续收紧高端AI芯片出口、限制算力基础设施对华供应的背景下，“你封锁我、我出售成果”的组合，极易被解读为战略性失衡的典型案例。

更严峻的现实后果正在浮现：一旦交易失败，国内投资方立场或将迅速由“协同伙伴”转向“责任追溯方”：

若认定管理层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重大事项隐瞒、资产不当转移、违反优先认购权或损害公司整体利益等情形，相关法律追责路径明确且高效，矛头直指决策层与核心资产处置过程。

对于那40位随队出海的核心成员而言，处境同样微妙：留下者已被裁撤，出征者手持尚未兑现的期权与职级承诺，一旦并购终止、估值预期坍缩，所有人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夹心状态。

说到底，这并非一句“纯商业行为”就能轻描淡写带过的事：你可以追逐更高报价，但你调用的是谁的资金、依托的是谁的市场、沉淀的是谁的用户行为数据、锻造的是谁的技术能力，就注定要直面相应的规则约束与责任回溯。

交易告吹只是表象，真正的代价是：切割已完成，信任已瓦解，此后每一步行动，都需为前期操作支付隐性成本。

技术本身没有疆界，但掌握技术的人有国籍，承载技术的数据有归属，驱动技术发展的资本与国家意志更有坐标。

过去四十年，我们熟悉的是“硅谷定义范式、中国市场落地”的叙事，或是“中国负责制造、美国掌控品牌”的分工逻辑。

而Manus事件，标志着一个历史性拐点的到来：当中国开始批量输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原创智力资产时，我们也同步建立起守护核心技术主权的制度肌肉与执行底气。

参考资料：新华社2026年1月8日报道《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对Meta收购Manus开展评估调查》澎湃新闻2026年1月8日报道《Meta收购Manus最新进展：商务部介入，启动评估调查》商务部官网2025年7月15日公告《关于调整发布〈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的公告》（商务部 科技部公告2025年第2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