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节度使，就不懂安史之乱：一文理清大唐军事帝国的权力逻辑

在中国古代，不论哪个朝代，皇帝想要坐稳江山，手里必须紧紧抓住军队。一旦丢了兵权，那就真的危险了。所以每个朝代设计制度时，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确保皇帝能直接控制军队。唐朝自然也是这样。

唐朝刚建立时，照搬了北周和隋朝留下的府兵制度。在全国设了六百多个统军府，后来改叫折冲府。

这些折冲府按规模分上、中、下三级：上府约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为了把权力集中在中央，折冲府的分布很有讲究，差不多三分之一都安排在关中一带，驻兵大约二十六万。其次是河东和河南地区。至于河北、江南等地，设立的折冲府就少得多。

从这里能看出，虽然都说“兵农合一”，但汉朝和唐朝其实不太一样。汉朝几乎是“所有农民都可能被拉去当兵”，临时征发，不怎么看条件。唐朝则可以说是“所有兵都去种地”，先筛选一批身体合格的，再让他们平时务农、闲时练兵。

那时候可不是谁都能当府兵的。朝廷会按家境把户口分成九等，只从中上等的六等户里，挑年满二十一岁的男丁单独列入军籍。下三等的家庭连当兵的资格都没有。

府兵平常在家种田，农闲参加训练，有战事就出征。打仗期间，他们本人的租庸调可以免除，但衣服、武器、粮食都得自己准备。

任务主要分两种：一是轮流到长安执勤守卫，归中央的十六卫管。十六卫包括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和左右千牛卫。里面，左右监门卫负责看守宫殿大门，左右千牛卫相当于皇帝的贴身侍卫和仪仗队。其他十二卫除了保卫京城，也要带兵外出作战。

每逢打仗，朝廷会派行军总管或大总管，拿着兵部发的鱼符，经过当地刺史和折冲府将领核对后，带领府兵出征。打完仗，士兵返回各自军府，将领交回兵权回朝。这么一来，朝廷不用长期养兵，节省了大量开支，也不影响农业生产，还能防止将领长期拥兵自重。看上去确实好处不少。

既然府兵制这么有用，为什么后来维持不下去了呢？问题主要出在两方面。

首先是军事形势变了，府兵的负担变得越来越重。唐朝初期打仗往往时间短、路程近，兵役压力还不算大。但按照轮值制度，家离京城近的要轮班频繁，远的则时间更长。全国大约六十万府兵，每批能调动的顶峰也就十二万人左右，其中一部分还得去长安守卫，真正能派到边疆的非常有限。

为了解决人手不足，朝廷只好延长服役时间。有些府兵原本以为两年就能回家，结果一去十几年，甚至老死在边境。就像杜甫《兵车行》里写的：“有的人十五岁就去北方守河防，四十岁还在西部屯田。离家时里正帮忙裹头巾，回来头发白了还得去戍边。”

府兵长期在外，家里的地没人种，但他们的家人并不享受免徭役的待遇。一旦遇到灾荒或变故，往往只能卖地活命。不少府兵在外十几年后回到家乡，发现父母已故、田地变卖、妻子改嫁，连房子都没了。生存条件越来越差，家里穷困的府兵只好选择逃亡。

其次是府兵的待遇越来越差，以前高于普通百姓的政治特权逐渐消失。府兵制能运行，基础是均田制。按规定，十八岁以上的男子能分到八十亩口分田和二十亩永业田。永业田可以继承和买卖，口分田死后要归还国家。除了皇亲国戚，普通人想多拿地，要么靠家族背景谋个官职，要么读书考功名，再不然就去战场上立功。

唐朝设有勋官制度，共十二级，从最高的上柱国到最低的武骑尉。立功的士兵可以获得勋官称号，虽然不管事，但能按等级分到永业田，还有机会申请转为实职官员。贞观年间赏赐丰厚，打仗还能分战利品，府兵积极性很高。但后来土地兼并加剧，国家能分的地越来越少，同时立功的人却越来越多，勋官变得不值钱。朝廷经常无法兑现当初承诺的田地。而且官职有限，勋官也很难转为实职，渐渐成了空头荣誉。

更让府兵难受的是，连原有的那点荣誉感也没了。以前去长安执勤、随军出征都是挺光荣的事，但到唐高宗后期，十二卫的将军往往由外戚或归顺的蕃将担任，手下僚佐也多是权贵子弟。在这些将领眼里，府兵和奴仆差不多，根本瞧不上。当时在长安，甚至有人用“府兵”这个词来骂人。试想，你拼死作战挣来的勋位，最后只能在工地干活，还被人嘲笑，谁还愿意继续当府兵呢？

于是，有钱的开始雇人代替自己服役，没钱的干脆逃走。募兵制就这样慢慢出现了。

早期的募兵只是临时补充，规模不大。有些地方条件艰苦、轮换周期长，府兵不愿去，要么自己出钱雇人，要么朝廷招募职业兵去顶替。到了武则天时期，唐军打了几次大败仗，兵员损失严重，府兵补充缓慢，渐渐接济不上。

开元初期，唐朝控制的疆域有所收缩，大致维持在传统农耕区加西域南路的范围。宰相姚崇曾向唐玄宗提出十条建议，其中一条就是不要再轻易对外用兵。玄宗起初采纳了，这才有了后来的开元盛世。但到了开元后期，玄宗心态变了，觉得自己统治久了，也想开拓疆土、有所作为。这一折腾，战线拉长，本就快撑不住的府兵制彻底崩溃。

折冲府无兵可调，边疆又不能不守，募兵的规模就越来越大。起初，为了防将领专权，募兵权还握在朝廷手中，士兵多是中原人，有固定的服役年限。但后来边境战事紧张，“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朝廷只好把募兵权下放给边镇将领，让他们在当地招募长期驻守的职业兵，称为“长征健儿”。意思是长期戍边的士兵。

军队组成和边防策略变了，边将也需要长期驻守某地，节度使这个职务就顺势出现了。“节度”原本是节制调度的意思。隋朝和唐初，打仗时会临时设行军总管或大总管，赐给旌节，指挥某一战区，后来慢慢就叫成了“节度使”。直到711年，唐睿宗任命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兼河西节度使，节度使才正式成为固定官职。

要注意的是，早期的节度使只是纯粹的军事职务，管的是驻扎在当地的军队，不是整个地区。钱粮、屯田、民事、监察等都分别由其他官员负责。后来朝廷为了减少环节损耗、提高效率，逐渐把财政、屯田、甚至监察地方官的权力也交给了节度使。到了玄宗时期，节度使开始兼任采访使、度支使等职，最终成了集军、政、财权于一身的地方大员。

开元、天宝年间，玄宗在边境设立了十个节度使辖区，总兵力约四十九万，战马八万多匹。而中央的军队只有九万左右，还多是缺乏战斗力的“仪仗队”。原本“内重外轻”的格局变成了“外重内轻”，节度使一旦造反，局面就很难控制。

玄宗当然也留了后手：比如让皇子或宰相遥领节度使以示牵制；定期调节度使回朝任宰相，让他们有上升通道；让各镇之间相互制衡，避免一家独大。像名将王忠嗣就曾同时兼任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四镇节度使，手下猛将如云。他若在世，安禄山未必敢反。但王忠嗣遭陷害早逝，安禄山兼任三镇，实力才跃居首位。

即便如此，玄宗仍自信能掌控全局。他认为安禄山真正核心的兵力只有范阳一镇，其他边镇尤其是河西、陇右的精兵足以制衡。没想到后来一连串决策失误，加上前线战败，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盛世由此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