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厂里这个女员工，是江西人，老公在家里，她自己出来打工

我们厂里这个女员工，是江西人。大家都叫她阿彩。

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在车间那条永远嘈杂的流水线上。她坐在靠窗的位置，侧影被下午四点的太阳拉得细长，落在灰白的水磨石地面上。手指翻飞，快得几乎有了重影，给那些小小的电子元件绕线、焊接。周遭是机器的轰鸣、塑料的焦糊味和工友们扯着嗓门的闲谈，她却像罩在一个安静的玻璃罩子里，只有睫毛偶尔颤动一下，表示这是个活生生的人。

后来熟悉了才知道，她叫王彩凤，江西赣州那边的，家里有山有田，还有一条很清的江。她老公留在家里，守着几亩地，照顾两个老人和一个刚上小学的儿子。她自己，就跟村里其他几个姊妹一起，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来到了我们这个沿海的工业区。

阿彩住女工宿舍，八人间。她的床铺永远是最整齐的，蓝白格子的床单，洗得发白，却平平整整。床头挂着一个巴掌大的相框，里面是她儿子，咧着嘴笑，缺了一颗门牙。旁边贴着一张老公的照片，憨厚地对着镜头，背景是绿油油的稻田。她说，那是去年插秧时，她用旧手机拍的，像素有点糊。

她的生活规律得像车间里那台德国注塑机。早上六点半起床，食堂一碗白粥一个馒头。七点半准时到岗。中午休息一小时，她总是飞快地吃完饭，然后躲到消防楼梯的拐角，那里信号稍微好一点，给她儿子打个电话。声音压得低低的，软软的，是我们听不懂的赣南土话，但语气里的温柔，像化开的糖水，能顺着楼梯流淌下来。

“崽啊，吃饭了冇？今天上课听不听得懂？莫跟同学打架……要听爸爸话，听阿公阿婆话……妈妈很好，莫挂念。”

有时也打给老公，话就简短实在多了：“田里水够不？爸的风湿腿这几日冇痛吧？钱我昨天汇过去了，你去镇上取的时候当心些……嗯，我也好，加班有补贴的……挂了。”

电话打完，她靠在冰凉的墙壁上，会发一会儿呆，眼睛望着楼梯窗户外巴掌大的、被厂房切割的天空，然后深吸一口气，拍拍脸颊，又变回那个沉默而利落的流水线女工。

阿彩很节省。厂里包吃住，她几乎不花什么钱。发的工装穿到泛白，鞋子是那种最便宜的黑色布鞋。女工们周末约着去逛夜市，买点廉价的衣服和零食，她很少去。她说：“逛逛可以，买就不用了，我家里那小子，脚长得快，去年的鞋又顶脚趾头了。” 她的工资，除了留下极少一点应急，全数汇了回去。汇款单的存根，她用一个铁皮饼干盒子收着，那盒子原本是装她儿子爱吃的动物饼干的。

她也有开心的时候。月底发工资那天，如果比上月多了一两百块（也许是加班多，也许是良品率高拿了奖金），她的眼角会弯起来，跑去小卖部买一瓶一块五的冰镇橘子汽水，请同线的姐妹喝。大家笑她：“阿彩，发财啦！”她就抿嘴笑，露出浅浅的梨涡：“哪里，辛苦钱。” 那汽水，她自己也只喝一小口，细细品味的样子，仿佛那是琼浆玉液。

厂里偶尔停电检修，难得的半天闲。她会拿出毛线和针，给儿子织毛衣。花样是简单的上下针，颜色是鲜亮的宝蓝或正红。她说：“小孩子，穿鲜色些，精神。” 毛线针在她手里发出细微的“嚓嚓”声，阳光照着她低垂的脖颈，能看到细小的绒毛。那一刻，整个喧嚣的工厂、窗外巨大的烟囱、远处货轮的汽笛，都仿佛离她很远。她就在那一团毛线里，织进了所有的思念和温度。

有一次，她儿子在电话里哭，说数学考得不好，被爸爸说了几句。她急得不行，在电话这边语无伦次地哄，眼圈都红了。挂了电话，她愣了半天，然后翻出儿子上一年级的旧课本（她特意让老公寄来的），找到数学那一部分，自己戴上老花镜（其实她才三十五岁，眼睛已经有些花了），在宿舍昏暗的灯光下，一道题一道题地看。她文化不高，很多题自己也弄不明白，就用歪歪扭扭的字，把题目抄在旧日历背面，第二天中午休息时，红着脸去问生产线上的统计员，一个刚毕业的中专生小姑娘。

“李技术员，能不能……帮我看看这道题？‘池塘里有鸭子……’我、我想弄明白了，晚上好跟我崽崽讲。” 她递过那张皱巴巴的日历纸，手指因为长期接触焊锡和塑料，有些粗糙开裂。

小姑娘有点诧异，但还是接过来，耐心地给她讲了解法。阿彩听得极其认真，不住地点头，嘴里喃喃重复着步骤，像在背诵什么重要的经文。那天晚上，她给儿子打了好久的电话，声音里带着一点如释重负的轻快和努力装出的“权威”：“崽，那道题妈妈晓得了，是这么解的……”

我见过她老公一次。那是春节前，她老公从老家过来，想接她一起回去过年。那是个黑瘦的汉子，穿着不太合身的西装，手里提着一个巨大的、鼓鼓囊囊的蛇皮袋，里面是老家带来的腊肉、香肠和红薯干。他拘谨地站在厂门口，等着阿彩下班。

阿彩看到他，眼睛亮了一下，快步走过去，低声说了句什么，接过那个沉重的袋子。男人憨笑着，搓着手。两人并排走着，隔着一拳的距离，话不多。但阿彩会时不时侧过头看他一眼，男人也看着她。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长，叠在一起。那一刻，没有流水线，没有汇款单，没有相隔千里的电话。他们就像任何一对从田埂上劳作归来的寻常夫妻，身上带着泥土和炊烟的气息。

可惜，那年春节阿彩最终没回去。因为厂里接到一个急单，春节加班费给得高，三倍工资。阿彩算了一夜，咬着牙，红着眼眶给老公打了个电话。男人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晓得了，钱要紧。你照顾好自己。” 挂了电话，阿彩躲进洗手间，水声响了很久。

她老公独自带着那一蛇皮袋年货回去了。阿彩把加班挣的那笔“巨款”，汇了回去，备注写着：“给崽交学费，给爸妈买新衣，你买件像样的袄子。”

这就是阿彩，我们厂里那个江西女工。

她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转折，没有凄风苦雨的惨状。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子，被思念、责任、还有一点点微薄的希望，串成了她离乡背井的岁月。

她像这工业区里无数个“阿彩”一样，是流水线上一颗精准的螺丝，是城市灯火里一抹看不见的微光。她的情感，深埋在那一个个简短电话里，在一张张汇款单存根上，在一件件越织越大的毛衣中，在她望着远方发呆时那瞬间空洞又瞬间坚定的眼神里。

她最大的愿望，朴素得让人心疼。有一次夜班休息，大家挤在茶水间，说起将来。有人想开店，有人想嫁个本地人。轮到阿彩，她捧着掉了漆的搪瓷缸子，看着里面晃荡的茶水，轻声说：“我就想再多做几年，等崽上大学了，也许就不出来了。在家里，把老房子修一修，开个小卖部……一家人，总在一起就好。”

机器重新启动的铃声刺耳地响起。她立刻放下缸子，捋了捋额前滑落的头发，快步走向她那台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绕线机。背影依然单薄，脚步却稳当。

窗外，夜幕低垂，工业区的灯火次第亮起，连成一片没有温度的星河。而阿彩的心里，始终亮着赣南老家那盏暖黄的灯，等着她回去。那条路很长，很累，但她一步一步，走得踏实。